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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沙托夫当着自己的面，说出这些自己说过的话，斯塔夫罗金并没有直接做出回应，而是反问道：“您自己是不是相信上帝？”“我相信俄罗斯，我相信俄罗斯的东正教……我相信基督的肉体……我相信基督二次降临将出现在俄罗斯……我相信……”沙托夫闪烁其词地答道。斯塔夫罗金继续追问：“那么您相信上帝吗？相信上帝？”“我……我会相信上帝的。”沙托夫的名字中包含着俄语动词“schatát”，它的意思是“漂浮，摇摆”，因此如果按照词意来理解，沙托夫是“一个还没有（从空中）落到实地的人”。但实际上，沙托夫与斯塔夫罗金不同，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当斯塔夫罗金还在犹豫不决中彷徨时，沙托夫已经走在寻神的路上。斯塔夫罗金尽管犯下了恐怖的罪行，但他并没有最终投靠“恶”，而是选择与“恶”游戏。他对“善”的态度亦是如此：虽然他当众承认了自己与玛丽娅·列别金娜的婚姻关系，并且要向全世界忏悔，但是吉洪主教清楚，这份忏悔并非真诚的悔过，而是一篇傲慢自负的自白。即使面对忏悔这件最需要严肃和诚意的事情，斯塔夫罗金表现出的仍然是一副游戏的心态。在这种游戏式的、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讲是“审美式”的生存状态下，他一直到最后都是一个缺乏决断力的人，而没能成为一个“伦理”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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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用了一个他惯常使用的花招：将一些惊世骇俗、容易引发争议的观点——例如把俄罗斯民族称作“天赋使命”的民族，以及关于“俄国的上帝”等——通过第二手信息的形式加以弱化，从而对其真实性有一定程度的保留。斯塔罗夫金真的说过这些话？这些用词是他的原话吗？他如今依然同意这样的观点吗？更重要的是：作者本人对这一观点到底持怎样的态度？因为斯塔罗夫金对此并没有认真反驳，而沙托夫作为正面的“俄罗斯”英雄显然深受作者的信任和同情，因此人们有理由猜测，这些由沙托夫转述的观点是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认可的，更何况，它们与《白痴》中梅诗金公爵的观点几乎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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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罗斯民族是“天赋使命”民族的说法尤其在西方读者中引起了异议。一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审慎的知识分子，怎么会发表这种沙文主义言论？这种沙文主义思想与作者视为至高权威的《新约》难道不是背道而驰吗？更令人质疑的是，关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而不能容忍其他神存在的观点，难道不是由准人种学视角决定的吗？这种19世纪出现的文化相对论思潮，不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批判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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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沙托夫和斯塔罗夫金的观点放在历史背景下加以审视，我们就不会对它再感到惊异。斯拉夫派的信条之一是，认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分歧是东正教和西方基督教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导致的。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Alexej Chomjakow）便曾指出，东正教的本质主要在于受《约翰福音》及其爱的伦理启发的“村社性”原则（Sobrnost）。而所谓“村社性”更多是一种象征性而非理性的“我族”意识，它否认神职人员与教徒、有权力的信徒与普通信徒，以及不同等级的教会组织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村社性”理念“主要反映在对友爱的重视，其面对的不仅是所有信徒，而且是人类全体”。[75] 它的首脑不是某个宗教领袖，而是基督本身。[76] 与霍米亚科夫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Nikolaj Danilewskij），他指责西方教会散布异端邪说，认为东正教是唯一的真正基督教派，因为它是“所有时代、所有民族的所有信徒在耶稣基督和圣灵的指引下组成的联合体”。[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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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读者并不能将沙托夫说的每个词都拿到秤上掂量。陀思妥耶夫斯基总喜欢使用一些略显夸张的措辞，比如这句：“一个无神论者不可能是俄罗斯人，只要这个人成了无神论者，他就立马不再是俄罗斯人了。”这里的时间副词“立马”给这句话增添了一种荒诞的韵味，使它变得更让人难以确信。正如前文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夸张措辞往往是通过信件、引文或传言，即第二手信息的形式呈现的，并以此表达了作者对其真实性的保留态度。这种手法也就是所谓的“留后手”，叙述者随时都有可能话锋一转，让整句话的意思变了味儿。但是，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述方式并不意味着作者对其谈论的问题持截然相反的看法。从《作家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沙托夫和斯塔夫罗金关于俄罗斯民族肩负救赎使命的观点是百分百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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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即涅恰耶夫）虽然以他领导的恐怖行动构成了整部小说的叙事主线，但是在小说的主要人物当中，他的形象却是最模糊的一个。这是因为从心理学角度看，他的性格具有某种不确定性。身为阴谋活动家，他原本应当是个守口如瓶、唯恐言多语失的人，但事实上，他却像果戈理喜剧《钦差大臣》主人公赫列斯达可夫一样，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只有在涉及政治伎俩，如伪装、蒙骗、谎言等撒旦式诡计时，他的模糊形象才变得真实可信。从行动纲领上看，他的目标是实现奴隶式的平等，对于“有很高才智”的精英分子，要予以驱逐或处以死刑。按照五人小组的智囊希加廖夫的说法，就是要割去“西塞罗的舌头，挖掉哥白尼的眼睛，用乱石砸死莎士比亚……”这种极端平等主义的反面，是极端的精英主义，即拉斯柯尔尼科夫所崇尚的超人类。而希加廖夫的梦想是，“把人类分成不相等的两部分，十分之一的人获得绝对自由，并控制其余十分之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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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希加廖夫承认，无限度自由与无限度专制之间的不可调和性是其理论的一大逻辑缺陷。韦尔霍文斯基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一矛盾：他告诉斯塔夫罗金，其阴谋活动的目标并非解放人类，而是要将人类变成奴隶——在以斯塔夫罗金作为最高统治者以及上帝的专制和新宗教制度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此来影射法国大革命，因为法国大革命倡导的人人平等原则最终被拿破仑的恺撒主义战胜。而韦尔霍文斯基和希加廖夫对民主原则的歪曲，则为20世纪的极权主义树立了样板。阿尔贝·加缪在根据《群魔》改编的戏剧《附魔者》（1959年）中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作新世纪的预言家。[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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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基里洛夫这个人物时，加缪称之为荒诞意义上的先知。基里洛夫的自杀确实是荒唐的，而且是在多重意义上：基里洛夫同意韦尔霍文斯基将他的自杀行为当作手段，用于一个他自身憎恶的目的。他情愿结束自己的生命，开枪自杀，尽管他喜欢孩子——未来的强大象征——而且也爱生活。另外，同样荒唐的是基里洛夫对信仰上帝之必然性的认识和推翻上帝之愿望的矛盾。实际上，因为他坚信上帝是不存在的，所以也根本无须推翻它。此外，荒唐的还有基里洛夫想要通过基督式的自我牺牲来解救人类的想法，但是，假如真的如其所言，“地球的法则本身都是谎言和魔鬼的轻松喜剧”，这种救世行动也便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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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里洛夫的自杀并非“逻辑的自杀”，[79] 而是抽象的。他的自杀与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行为，都是基于同样的思想基础。这个基础是由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所代表的老一辈唯物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奠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10月发表的《作家日记》之《判决》一文中，虚构了一封自杀者的遗书。这位自杀者是“出于无聊”而自绝于人世，而正如作者强调的，这个人“自然是一位唯物主义者”。[80] 在这封“遗书”中，欧洲虚无主义华丽登场，就像在让·保罗（Jean Paul）《假如死去的基督从宇宙中宣告上帝不存在》（Rede des toten Christus vom Weltgebäude herab，dass kein Gott sei ）中一样。[81]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自杀者将矛头指向死亡，既包括自己和人类的死亡，也包括地球和宇宙的死亡。正如让·保罗笔下死去的基督一样，这位自杀者也将一切存在视作“静默的虚无”、“冷漠永恒的必然物”和“荒谬的巧合”。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让·保罗走得更远。他笔下的自杀者并不排除世间有可能存在一种普遍的和谐秩序，但这对他于事无补，因为他既无法从物质层面，也无法从形而上层面感受它。这让他联想到约伯的命运并发出诘问：“什么，难道上帝把人类带到这个世上，让他接受这种无情的试炼，就是为了看一看，这种造物在地球上是不是能活下去？”他无法理解其法则的大自然没能给他答案，于是他向自然下达了死亡判决。但是，他既然无法消灭自然，便只能消灭自己，因为“忍受一种找不到元凶的暴虐让他实在感到无聊”。[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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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里洛夫之流以及《作家日记》中的自杀者在探寻存在意义过程中所感到的绝望，深深地触动了现代人的神经，这也是人们总喜欢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尼采等伟大思想家相提并论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讨论自杀这一虚无主义核心命题时，始终都在围绕着与之相反的另一个命题，即对灵魂永生的信仰。在圣彼得堡谢苗诺夫校场的假死刑仪式之前，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我们将与基督同在”鼓励尼古拉·斯佩什涅夫时，后者以“几粒尘埃而已”作为回应（参见本书页边码第103页）。斯佩什涅夫的话代表的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念，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的背后则是《约翰福音》中的信条：“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福音》，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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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基里洛夫的自杀，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将矛头指向1840年代俄国的精神领袖们，在他看来，这是促使“子辈”走上恐怖主义道路的根源。在小说第一部分，他对这群“恶魔”做出了无情的揭露，然而在结尾，他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临终前一幕的描写却令人大感意外。在这一幕中，这位彻头彻尾的不可知论者变成了一位忏悔的罪人。借着阅读《新约》，他重新找回了对基督教的信仰。作者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同情并非出于对“父辈”的宽恕，这一和解的结局更多是为了衬托斯塔夫罗金的阴暗归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临终前一刻变成了洛特曼所说的“变化型”人物，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超越了“不冷不热”的审美生存，进入了“炙热”的伦理生存。在这里，作者再次引用了《约翰福音》中的那句感叹：“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最终，斯塔罗夫金的出路只剩下一个，就是变成《路加福音》中群魔附体的猪：“……于是那群猪从山崖冲到湖里淹死了。”而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小说标题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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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期间，《群魔》作为单行本只出版过一次（1873年）。这一版本没有收录小说第三部分第九章，即斯塔罗夫金惊世骇俗的自白书。直到1923年，这份自白书才以《在吉洪的修道室》（Bei Tichon ）为题正式发表。瓦尔特·本雅明将这一章节与1869年出版的洛特雷阿蒙（Comte de Lautréamont）的《马尔多罗之歌》（Gesänge des Maldoror ）相提并论。在这部以“恶”为主题的作品中，病态的主人公选择将天真无邪的孩子作为泄欲对象。[83] 从这一比较可以看出，即使像瓦尔特·本雅明这样对资产阶级道德观心怀鄙夷的人，也认为斯塔罗夫金的这篇“忏悔”充满了邪恶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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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作品的早期反馈，也对此持类似的观点。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在《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902年）一文中指出，斯塔罗夫金的自白书所描述的内容“超越了艺术的界限，因为它过于生动”，使得读者禁不住要问，这些生动描写究竟是归功于作者的敏锐观察力，还是出于作者自身的经验。[84] 1923年，弗洛伊德的学生安娜·卡辛娜-叶夫莱因诺娃（Anna Kaschina-Jewreinowa）在分析斯塔罗夫金和斯维德里盖洛夫的人格时，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时便流传的一种说法：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酒后乱性，强奸了一位年仅十岁的幼女。这位女作家一方面毫无根据地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残暴归因于作家的施虐狂性格，但另一方面也表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强奸幼女的谣言主要是作家的仇敌屠格涅夫等人散布的，因此对其真实性需要保持警惕。[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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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手中，还包括其多年好友尼古拉·斯特拉霍夫。从1871年起，斯特拉霍夫开始与列夫·托尔斯泰建立起日益亲密的关系，与此同时，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也渐渐疏远。在为1883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陀氏传记——查找资料期间，他在1883年11月28日给托尔斯泰的信中表示，在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时，他必须花费很大力气超越自我，比如说，后者曾在私下里对他人吹嘘，自己在一间公共浴室里对一位女仆牵线认识的少女实施了性侵。[86] 他在信中还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所有丑恶淫荡的事情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的“禽兽般淫欲”扼杀了他对女性美和优雅的感知，在他身上，崇高的思想与个人癖好明显是分离的。[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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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1913年在斯特拉霍夫去世后公开发表的信函，激怒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安娜：“这是闻所未闻的污蔑！更何况，写下这些话的是什么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座上宾和证婚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霍夫，那个在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去世后要求我委托他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和作品全集的人！”[88]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斯特拉霍夫的这封信破坏了陀氏的声誉，同时也对她将出版丈夫作品作为毕生事业的计划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揭露斯特拉霍夫的险恶用心，她反复强调丈夫是一个多么宽厚善良的人，曾经给多少受苦受难的人提供了道义和物质上的帮助。这些话虽然有夸大之嫌，但与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是相吻合的。善良、“贫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是殉难者的一生，这一点已经成为同时代人普遍认可的事实，而斯特拉霍夫却公然对此予以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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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如此，斯特拉霍夫信中提到的事情仍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一处硬伤”，[89] 是所有为陀氏立传的人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迄今没有人能拿出可信的证据，对此做出有力的回应。一些人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把儿童的苦难作为小说的重要主题，因此很难想象他在私生活里会对儿童抱有不洁动机。[90] 这一理由很难令人信服，因为另一种说法很容易驳倒这条理由，并使斯特拉霍夫的怀疑多了些根据，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创作中对早熟少女的明显偏爱。无论是《地下室手记》中的未成年妓女丽莎，还是《罪与罚》中的索尼娅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的幼女内莉，都属于这样的类型。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作家提到画家将内莉画成丘比特时这样写道：“她那时的头发浅黄浅黄的，蓬蓬松松，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的小衬衫，透过衬衫还可以看到她的娇小身体，她在这幅画像上显得多美呀，真叫人百看不厌。”这种近乎“花痴”式的描写[91] 让人忍不住猜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是真的如传言所说，犯下过和斯塔夫罗金一样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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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斯特拉霍夫的说法，证明他的判断的“证据”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本身，这个男人的“禽兽般淫欲”在其小说中便暴露无遗。[92] 这里的小说指的是《地下室手记》、《罪与罚》和《群魔》。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斯特拉霍夫的这种解释至少是犯了将文学创作者与其作品混为一谈的错误。令斯特拉霍夫尤其感到不适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将卡特科夫未准发表的《在吉洪的修道室》一章收进抽屉，而是拿出来“当众朗读”。这一点是激怒斯特拉霍夫的重要原因，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斯塔夫罗金的罪行细致入微地诉诸文字，已然是犯了大忌。而他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当众朗读斯塔夫罗金的自白书，以便借这位恶人之口炫耀自己在描写淫乱色情方面的高超技法。这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斯特拉霍夫的指责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小说这一文学类型所抱有的偏见，这种偏见可以追溯到18世纪，那时候有些人甚至把小说本身看作一种伤风败俗的东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时代里，这种偏见依然在发挥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881年1月，圣彼得堡大主教最初拒绝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葬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墓地里，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说家，并没有写过什么严肃的东西”。[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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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为小说在俄国的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伊万·屠格涅夫，也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保守过时的立场。1882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一年后，屠格涅夫气愤地发现：“所有俄国主教都在争着为我们这位德·萨德做追思弥撒。”[94] 其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斯塔夫罗金，而非陀氏本人说过，就连德·萨德侯爵也应该向他学习。[95] 屠格涅夫这位小说行家，竟然也混淆了文学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很显然，他对去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依然怀恨在心，以致丧失了对现实与虚构的甄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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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一生中犯过类似斯塔夫罗金的罪行。但是，由斯特拉霍夫致托尔斯泰的信挑起的相关争论让我们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挖掘人的潜意识方面是多么富于挑衅性。相比之下，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和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惊悚小说简直像儿童文学一样温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越界者”，他的文字“逼近极限，其程度就连最大胆的想象也不敢触及”。[96] 无论是他对轮盘赌的痴迷和“赌徒”式的写作方式，还是他对人类心灵深处的恐惧和欲望的探索，都反映出这一点。斯特拉霍夫等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人品的质疑，可以解释为一种心理上的抵抗，其针对的是陀氏作品在读者脑海中唤起的危险想象。[97] 身为写作者，要想完成这样的“幽暗心灵”之旅，[98] 必须潜入自己的内心窥探和捕捉暗藏在灵魂深处的隐秘。对今天的人们来讲，这已是尽人皆知的精神分析学常识，但是在19世纪，还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条件。否则，《马尔多罗之歌》不可能这么长时间一直被视为禁书，而应当早在超现实主义之前便已被奉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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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na Grigorjewna Dostojewskaja：Tagebücher [Aufzeichnungen zur Europareise]：33，39，47，9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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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nna Grigorjewna Dostojewskaja：Tagebücher [Aufzeichnungen zur Europareise]：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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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arl Christian Führer：Das Kreditinstitut der kleinen Leute. Zur Bedeutung der Pfandleihe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In：Bankhistorisches Archiv. Zeitschrift für Bankengeschichte 18 （199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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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nna Grigorjewna Dostojewskaja：Tagebücher [Aufzeichnungen zur Europareise]：250，21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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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nna Grigorjewna Dostojewskaja：Tagebücher [Aufzeichnungen zur Europareise]：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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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ngelhardt，Dietrich von：F.M.Dostojewskij：Der Spieler. Phänomene，Ursachen，Ziele und Symbolik einer Sucht. In：Dostoevsky Studies，N.S.ⅩⅣ（201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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