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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亚历山大二世下令成立特别委员会，由米哈伊尔·罗里斯-梅里科夫（Michail Loris-Melikow）伯爵担任头目，专门负责恐怖活动的追踪与调查。1880年2月20日，在委员会成立刚刚一周后，梅里科夫伯爵在家门口遭到恐怖分子伊万·莫洛德茨基（Iwan Mlodezkij）袭击，靠侥幸逃过一劫。凶手被逮捕，并于两天后被送上绞刑架。行刑地点是圣彼得堡谢苗诺夫校场，三十一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正是在这里等待枪决。当时，现场看热闹的只有几百人，而这一次却有六万人。天还没亮，一些好事的木匠就把长凳、桌子、木箱和木桶搬到了刑场上，视线好的位置甚至被叫价出售，要价最高达到十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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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夹在围观的人群中。是什么促使他来凑这场热闹？难道是内心无法抑制的冲动，想要借机重温自己人生中那场噩梦式的经历？——陀氏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行刑场面，让这种猜测似乎多了依据；或者，他只是想亲眼看一看恐怖分子的模样，那些他在《作家日记》中反复强调将把俄国推向深渊的人？还是说，这不过是陀氏的好奇心所致，就连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等死刑反对者也往往克制不了这样的好奇心，更何况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位对各类极限情境都抱有强烈兴趣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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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并未就这次事件留下只言片语。不过，据很多同时代人讲，莫洛德茨基的受刑场面让陀氏深受触动。在这些见证人当中，包括尼古拉一世的侄子康斯坦丁·罗曼诺夫大公（Konstantin Romanow）。这位大公是一位业余作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崇拜，每次与作家会面或读过其作品后，都会在日记中写下感想。1880年2月26日，他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自己的府邸、位于涅瓦河畔的大理石宫做客。据康斯坦丁大公回忆，陀氏在这次会面中向他解释说，自己对莫洛德茨基受刑场面之所以抱有异乎寻常的兴趣，是因为身为作家，理应“对人类的各种生存境遇和悲喜苦忧，都怀有关切之情”。[11] 立场和角色的转换显然也属于“生存境遇”体验之一种，它让1849年的死刑犯变成了1880年的刑场旁观者，让一位暗杀沙皇的犯罪嫌疑人变成了坚定的君主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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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担任保守杂志《公民》主编时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便与莫斯科大学民法教授、右翼政治思想家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捷夫（Konstantin Pobedonoszew）有着私人交往。据传言，波贝多诺捷夫是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人物卡列宁的原型，他曾于1860年代担任皇太子尼古拉·罗曼诺夫的私人教师，与皇室的关系非同一般。1872年，波贝多诺捷夫成为枢密院成员，并于1880年出任俄罗斯正教会最高领导机构神圣宗教会议首脑，在政府内阁中扮演着“灰衣主教”的角色。波贝多诺捷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仿，也是在俄国虚无主义和左翼恐怖活动泛滥的背景下，从自由主义者变成了政治上的反动派。在他眼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敢于说出“俄国真相”的作家。[12] 反过来，陀氏也和这位主教一样深信，俄国上层社会流行的否认上帝存在、公然“亵渎神灵”的风潮，是造成俄国当今社会所有丑恶现象的根源所在（1879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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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波贝多诺捷夫的引荐，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8年2月初得到皇家教师德米特里·阿尔森尼耶夫（dmitrij Arsenjew）的邀请，与两位皇子谢尔盖（1857年生）和帕维尔（1860年生）会面，为其指点迷津。以辅导之名邀请一位作家进宫，其实并不是真的要他为皇子们上课，而更多是为了表达对受邀者的奖赏或曰恩宠。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便以行动做出了回报。1880年2月19日，在亚历山大二世登基二十五周年之际，他以斯拉夫慈善协会的名义给沙皇寄去了一封贺信，并在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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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沙皇陛下，最仁慈的君主！在陛下光荣登基二十五周年的隆重而喜庆的时刻，我们斯拉夫慈善协会愿将我等微不足道的声音，与俄罗斯民族亿万欢呼声汇于一道，用欢乐和挚诚恭迎仁慈爱民的君主陛下。人民颂扬爱戴其君主，视其如父。……回首过去时日，在我国知识阶层中，科学和启蒙的硕果固然令人欣喜，却也有杂草在滋生蔓延。在以忠心和热忱为祖国效力的人士之外，有些人不相信俄罗斯人民及其真理，甚至不相信他们的上帝。在这些人周围出现了一群狂暴的破坏者，一群盲目无知的愚人，他们不仅否认上帝，甚至否认他们不久前还认为高于上帝的那个科学，他们是宣扬毁灭和无政府主义的真正祸害。……这些误入歧途的俄罗斯年轻人，最终屈服于一股黑暗的地下势力，这股势力首先是俄罗斯的敌人，同时也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敌人。……我们斯拉夫人协会将恪守我们的信仰，无论是诸多父辈之人的游离善变，抑或是迷信和崇拜暴力的子辈们的愚昧蠢行，皆为我等所不耻。我们郑重宣告，消除俄国的种种苦难，使俄罗斯人的生命走向其被赋予的伟大目标的真正希望，只存在于我们以其名义联合并为其效力的思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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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独白式”的官样文章衬托下，米哈伊尔·巴赫金所强调的陀氏文学作品的对话性更加彰显。“独白”与“对话”是陀氏文风的两面，它们相互制约，此消彼长。在步入暮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对以往作品中激烈的“对话”心生厌倦，而越来越渴望用简单直白的方式来传递思想。这种方式就像《少年》中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孩童般的笑容一样“纯洁”，像《作家日记》中俄国人民的信仰和语言一样“朴素”（“科尔尼洛娃案件”），像作家期待的法庭判决一样“简单明晰”；在之后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也将以同样“简白”的语言向人们传播教义，而且还将用这些“简单”的教义打败伊万·卡拉马佐夫的挑衅和精神上的反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小说作为开放话语空间，始终都是“正反两方交锋”的战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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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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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纪念牌，两位预言家——1880年普希金雕像揭幕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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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接不暇的邀请、与读者的通信来往以及各种荣誉头衔，包括来自皇室的恩宠，都远远无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0年6月莫斯科普希金雕像揭幕典礼上的讲话为他赢得的声誉相媲美。这一在文学和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作为铺垫的。在普希金之前，俄国从没有为诗人树碑立像的传统。矗立在街头巷尾的雕像大多是沙皇统治者或征战疆场的将帅，简单地讲，是那些用丰功伟绩创造历史的人。而诗人的职责所在，是为这些历史创造者歌功颂德。即使偶有例外，也通常是些宫廷诗人，或像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和尼古拉·卡拉姆津这种与沙皇关系密切的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却不在其列，虽然在俄国文学史上，无论思想还是创作形式的丰富性，他的地位都无人可及。这位杰出的诗人在年仅三十七岁时死于决斗（也有传言说死于宫廷阴谋），他的英年早逝在尼古拉一世时代的俄国被当成一件丑闻。1837年1月普希金去世后，为了避免在社会上引起骚动，他的尸体被趁着夜色和浓雾运出首都，送往圣彼得堡西南三百公里外的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庄园，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匆匆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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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一世本人对普希金抱有很深的成见，甚至不厌其烦亲自审查他的作品。直到尼古拉一世去世（1855年）后，为普希金立像一事才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1861年，圣彼得堡皇村中学举行成立五十周年庆典，普希金作为富有传奇色彩的首届毕业生中的一员，为其造像的计划被正式提上日程。[14] 二十位毕业于该校的名人共同发起了这一倡议。不过，该计划在很长时间里处于搁浅的状态，直到“俄罗斯语言之友协会”出面，才终于有了进展。经过翻来覆去的讨论，人们最终商定，将雕像建在诗人的故乡莫斯科，而非首都圣彼得堡。具体地点是莫斯科最主要街道特韦尔大街的一端，与苦行修道院隔街相望。在雕像设计竞标中，雕塑家亚历山大·奥佩库申（Alexander Opekuschin）拔得头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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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5月2日，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主席正式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发出邀请，请他届时出席为庆祝雕像落成举办的庆祝活动（活动共分两场），并发表讲话。但是，以反对卡特科夫的自由派人士占多数的庆典组委会，却选定另一个人作为首席演讲嘉宾，这个人便是伊万·屠格涅夫。当时，屠格涅夫住在巴黎郊外的布吉瓦尔小镇，数十年来他一直旅居国外，只偶尔返回俄国做短期旅行。收到邀请后，屠格涅夫随即答应出席活动，其主要考虑是不想把舞台交给反动保守的卡特科夫之流。另外他还希望能够说服托尔斯泰一同出席，在当时的俄国作家中，托尔斯泰是除屠格涅夫本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外最有分量的一位。但是，这一计划最终却落了空。这是因为托尔斯泰对各种应酬和名誉一向十分反感，自从在亚斯纳亚-波利尔纳庄园过上隐居生活后，他对社交生活更是彻底失去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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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应邀出席庆典的消息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了强烈刺激，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与屠格涅夫过从甚密的评论家帕维尔·安年科夫（Pawel Annenkow）在刚刚出版的回忆录中，提起了一段与陀氏有关的陈年往事：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处女作《穷人》后，曾经就小说的印刷排版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见本书页边码第70页）。因此，两位作家还没有见面，气氛已然剑拔弩张。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感受到了1846年从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那里受到的羞辱。自步入文坛以来虽然已过去了三十五个年头，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当时的经历仍然耿耿于怀。在普希金纪念大会日渐临近时，这两位作家之间的矛盾关系因为一种说法的流行而蒙上了又一层阴影。据传言称，“敌对派（屠格涅夫、柯瓦列夫斯基和几乎整个学界）企图竭尽所能，削弱普希金作为‘俄国民族性’代表人物的地位”（1880年5月28/29日）。在揭幕庆典的头一天晚上，组委会人员特意赶到屠格涅夫下榻的酒店，与其就活动日程的细节进行商谈，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没有收到邀请，这让后者更加火气大增。他在给安娜的信中抱怨道，“这些人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并且认定，“这肯定是屠格涅夫的主意”（188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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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6月6日莫斯科普希金雕像揭幕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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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妻子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意外过世，莫斯科总督于1880年5月22日宣布，推迟举行计划中的普希金纪念活动。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延长在莫斯科的逗留时间，这对正在进行中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收尾工作十分不利。6月6日上午，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在苦行修道院以牧首马卡尔季的追思弥撒拉开了序幕。中午12时整，安放在修道院前方广场上的纪念碑底座被撒上圣水，由市长代表莫斯科市正式接收纪念碑，然后在尼古拉·鲁宾斯坦指挥的乐队伴奏和在场群众的欢呼声中，蒙在雕像上的幕布被缓缓揭开。下午2点，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在莫斯科大学礼堂举行追思会，莫斯科大学校长、著名语言学家尼古拉·蒂洪拉沃夫（Nikolaj Tichonrawow）对屠格涅夫的到场表示感谢，并称之为“受人尊敬的普希金接班人”。[15] 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幕，所以没有出席会议，而是躲在旅馆里，独自享用午餐。当天下午，莫斯科市政府在贵族会议[16] 柱厅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各方来宾。宴会开始时，内政大臣、莫斯科市长和诗人长子亚历山大·普希金先后致辞。之后是各方来宾的讲话、祝酒与贺词，米哈伊尔·卡特科夫也在席间发表讲话，语气温和，充满了和解之意。当他讲完话后举起酒杯，准备向屠格涅夫敬酒时，后者却扭过头去，假装没有看到卡特科夫的友好表示。这是纪念活动中发生的第一起丑闻。宴会结束后是当天的最后一场活动——文学朗读会暨音乐演出，伊万·屠格涅夫、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等知名作家在乐队演奏间隙相继登台，朗诵普希金作品片段。当晚，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诵了普希金剧作《鲍里斯·戈都诺夫》中修道士皮蒙的一段独白，博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他不得不三次返回台前谢幕——他在给妻子的信中骄傲地汇报道。唯一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快的是，屠格涅夫虽然“读得一塌糊涂”，得到的掌声却明显更热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些鼓掌的人肯定都是屠格涅夫靠收买人心拉来专门为他捧场的家伙（1880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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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中午，屠格涅夫走上台前，发表了万众瞩目的长篇演说。他以坚定的启蒙主义者的姿态，对斯拉夫派主张的知识精英应当向“大众”靠拢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同时还提出，普希金并非如斯拉夫派所言，是一位“人民”诗人，而更多是一位民族诗人。普希金的贡献在于文化上的两大成就：他创造了俄国的现代文学语言，并用这种语言创作了杰出的诗歌与文学作品。普希金之所以不能被称作“人民”诗人，是因为俄国普通百姓并不读他的诗，正如德国百姓不读歌德、英国百姓不读莎士比亚一样。虽然对诗人来说，让自己的作品被大众接受，是其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提高大众的知识水平。此外，关于普希金能否称得上是与荷马、莎士比亚、歌德地位相当的民族诗人，同样也是令人存疑的。假如他能够再多活几年，或许有望达到这样的高度，但命运却做出了别样的安排。为了表达对斯拉夫派试图将普希金“大众化”做法的反对，屠格涅夫引用了普希金的一首十四行诗，诗的开头几句是这样的：“诗人，不必珍惜大众的爱戴！/热烈欢呼的声浪转瞬即逝/即使听到愚人的评论、群众的冷笑/你心里阴郁，仍需坚强、冷静/你是帝王：孤独地生活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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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在这里引用普希金的浪漫主义诗句表达诗人对“大众”的傲视，虽然不失真诚且富于勇气，但是对在场的“众人”来说却是令人失望的。屠格涅夫的策略是想把普希金纪念庆典变成一场自由主义思想的盛会，从这种想法可以看出，他对形势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自从柏林会议给俄国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后，特别是近来暗杀活动的日益猖獗，使得俄国民众迫切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象征民族强大的符号。然而屠格涅夫却在演讲中“低估”普希金的贡献，“否认其作为民族诗人的地位”，这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气愤不已。在当晚写给安娜的信中，他把白天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不满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对方（1880年6月7日）。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应当感谢屠格涅夫，因为正是对方对形势的误判，给他带来了天赐良机。从他给安娜信中的字里行间，人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对自己次日的演讲已经急不可耐，蓄势待发。他的戏剧直觉告诉他，目前“一切都取决于（现场）效果”。他要利用这次机会，彻底追上自己一直以来的对手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1880年5月27/28日）。同时他还预感到，这次的表现不仅关乎能否打败屠格涅夫的问题，同时还事关“未来之基础”，“明天是我真正第一次登台亮相”（1880年6月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感是正确的：是“普希金演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让他真正攀上了事业的巅峰。当时，《卡拉马佐夫兄弟》虽然刚刚发表了四分之三，在读者中却已好评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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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没有开口发言，观众便对他的出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在演讲过程中，他的话屡屡被掌声打断。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果戈理在1832年说过的一句话作为开场白：“普希金是俄罗斯精神的一个特殊现象，也许是独有的现象。”紧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是一种带有启示性的现象。”[18] 从修辞角度讲，这种直奔正题的开篇，比屠格涅夫传统的客套式开场，效果明显要好得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是普希金唤醒了俄罗斯人的自我意识，因为他像“指路明灯”一样指出了后彼得大帝时代俄国的主要问题。接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普希金作品中的人物作为例子，对这一观点展开论述。首先是普希金早期叙事长诗《茨冈》（Die Zigeuner ）的主人公，身为“文明流浪汉”的阿乐哥。[19] 阿乐哥是俄国西欧派的典型代表，他抛弃了俄国故土，在外国特别是卢梭思想的影响下，钻进虚幻的空中楼阁，而不是在自己的内心和故乡，去寻找真理和幸福。结果，他一样都没能得到，最终从幻想家沦为“野兽”，变成了双手染满鲜血的罪犯。普希金另一部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同名主人公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和阿乐哥一样，奥涅金也是脱离现实、耽于幻想的知识分子，最后变成了杀死自己好友的杀人犯。他是“道德上的胎儿”，与对其一见钟情的达吉雅娜恰恰相反。他傲慢轻浮地拒绝了后者的表白，但在时隔多年后，当达吉雅娜从农家少女出落成贵妇后，他却受虚荣心驱使，拼命向对方展开追求。达吉雅娜有着典型的俄罗斯性格：纯洁，率真，坚定，真诚，且富于同情心。实际上，她——而不是奥涅金——才是诗中无可争辩的主人公。普希金以这部不朽的长诗《奥涅金》，成为俄国前所未有的伟大的“人民诗人”。此外，普希金还以其创作的（在国外鲜为人知的）短篇剧作，向人们展现出他在描写其他时代和文明方面所独具的天赋，并以此证明，他同时也是一位世界诗人。[20] 在他的身上，反映出俄罗斯民族的另一个性格特征，即“对世界性和全人类性的追求”。[21] “对于真正的俄罗斯人来说，欧洲和大雅利安民族的命运如同俄罗斯本身一样宝贵，如同他的故乡的命运一样宝贵，因为我们的命运就在于它的世界性，这不是用利剑割取而来，而是依靠博爱的力量，依靠我们对人类重新联合的携手追求获得的。”[22] 从这一点来看，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过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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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指望通过这篇演说，化解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沙文主义与世界主义、俄国与欧洲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从《作家日记》到《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些矛盾始终都是贯穿其作品的主题。他在演说中宣扬的东西方联合的思想，归根结底不过是一种美好的说辞，它与陀氏把全人类性思想称作俄罗斯独有的民族性特征一样，都是一种荒诞的悖论。但是在普希金纪念活动的背景下，这一悖论却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最重要的是，它为“俄罗斯理念”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这种活力是以往那些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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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结束后的大厅里，全场群情沸腾。那场面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几乎没有人能够想象。观众如热浪般涌向讲台，一个年轻人挤过人群，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边，激动地晕厥了过去。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群围在中间，拥抱着，亲吻着。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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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典还没有结束，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杂志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发表演讲稿一事进行商谈。最后，卡特科夫领导的保守派刊物《俄罗斯导报》拿到了版权，并为这份不到一印张的稿子支付了六百卢布。1880年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将这篇演讲稿刊登在当年出版的唯一一期《作家日记》上，同时还附上了自撰的长篇评论，收回了之前的和解姿态，重新回到了与亲欧派对峙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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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人们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篇纪念普希金演说时，往往很难理解，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它当年的轰动。要了解这一切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对当时的形势有全方位的了解。首先，两位演讲者的反差是有目共睹的：一边是气质高贵、自信同时又有些自恋的屠格涅夫，另一边是面带病容、充满神经质、令人心生同情的对手；在当时人的眼里，“脸庞清瘦、看上去病恹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位“中世纪的苦行僧和布道者，一位隐士彼得式的狂热信徒”。[24] 其次，两人的讲话方式同样也呈现强烈的反差：一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激情洋溢的演说，另一边是屠格涅夫用词严谨而考究却处处透着呆板的宣讲。在场的每个人都十分清楚，他们看到的是两位演讲嘉宾之间的一场决斗。首先出击的屠格涅夫原本掌握着主动权，但是他的先手优势却反过来对他形成了掣肘，因为在他后面上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静观其变，根据对方的表现随时对讲稿进行调整润色，而且作为深藏不露的辩论大师，他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措辞来征服在场的听众。他在演讲中提到的普希金笔下的那些人物，从奥涅金、达吉雅娜到连斯基，这些名字在俄国几乎家喻户晓，已经变成了整个民族的神话。另外，他所主张的俄国西欧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和解，正是卡特科夫在随后的祝酒词中所表达的观点。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普希金称作民族的先知，并以此作为演讲的开篇。在谈到俄国的历史使命在于对“全人类性”的追求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以普希金作例子，称他“是未卜先知者，是预言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的这一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自我的标榜。早在两天前，当他在晚会上朗读了普希金剧作《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皮蒙独白后，便有一群崇拜者将他团团围住，“他们拥到我的身边，冲着我喊：您是我们的先知！您用《卡拉马佐夫兄弟》把我们变成了好人”（1880年6月7日）。两天后，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希金演说结束后，同样的一幕再次上演。两位上年纪的男人高喊：“您是我们的圣人，是我们的先知！”台下的听众纷纷响应：“先知！先知！”（1880年6月8日）在当时的俄国，民众对先知的渴慕主要是受19世纪英雄崇拜风潮的影响，特别是在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25] 等人的相关著作出版后，这股风潮更是愈演愈烈。6月7日这天，当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后，出席典礼的各路人马伴着唱诗班清唱的贾科莫·梅耶贝尔（Giacomo Meyerbeer）歌剧《先知》片段，浩浩荡荡走过广场。在当晚举行的另一场文学朗诵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应观众要求，先后两次朗读了普希金的著名诗作《先知》。年轻女作家叶卡捷琳娜·莱特科娃（Jekaterina Letkowa）早在1879年便听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诵这首诗，据她回忆称：“当他朗诵《先知》时，那副神态看上去，仿佛普希金在写下结尾一句‘用你的语言把人心点燃’时，脑子里想的正是他。”[26] 接下来，莱特科娃提出了她的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是一位职业作家，而职业作家的生存之道是用文字换取物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何能够当得起读者为其赋予——同时也是其自封——的“诗人先知”这个神圣头衔？将作家和诗人视作“天命先知”（poeta vates）的理念，在不久后的世纪末一代艺术家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诗人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便是其中一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这一理念的开先河者。但是从文学史角度看，他毕竟比世纪末作家们要老一辈，在他的身上，“诗人先知”的理想更多是对自身职业的一种自相矛盾式诠释。身为“未卜先知的预言家”，他谆谆告诫那些初出茅庐的作家：“永远不要出卖灵魂！”[27] 然而作为靠文学谋生的职人，他等不及把自己的“先知”演说稿在纸上誊清，就把它转手卖给了出版商。这股由1880年普希金演说掀起的天才崇拜热潮，对金钱的态度本是嗤之以鼻，因为在人们眼里，天职高于职业，先知更是高于文学“无产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年来一直以此自诩）。今天，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卡拉马佐夫兄弟》特别是由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亲手经营的“陀氏出版书坊”[28] 所取得的商业成就，我们就会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的确称得上是一位“先知”，因为他成功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位“完美职人”（consummate professional）。[29] 这一切其实并不像乍看上去那样矛盾。尽管文学创作总是把灵魂与金钱的结合视为禁忌，或给自己披上非目的性的美丽外衣，但是从人们“对艺术家及其类先知角色的赞美”可以看到，[30] 在19世纪，商业化文学创作已经成为一种合理的现象。正如别林斯基当年所说，把养活创作者作为艺术的目的之一，绝不是一件没有尊严的事情。[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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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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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遗产：《卡拉马佐夫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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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1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向读者发出预告，在接下来的一年，他将停止《作家日记》的写作，并将精力全部投身于“一项文学创作活动”。“在出版《作家日记》的两年中，这项计划不知不觉却又义无反顾地在我心底里酝酿完成。”这便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要缘起。虽然小说中的故事是发生在1860年代后半期，但是很多在《作家日记》中谈到的现实话题也出现在这部新作品中：改革时期的俄国司法现状，俄国年轻人的自杀潮，俄国家庭的瓦解，俾斯麦的文化斗争，“越山主义”（Ultramontanismus）[32] ，等等。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绝笔之作中再次回到了自己最擅长的主题领域：俄国与欧洲，知识分子与大众，教会与国家，犯罪心理学与玄学。另外，许多在陀氏以往作品中使用过的写作手法，也被运用到这部新作之中，例如虚构的叙述者、人物的角色设计、叙事顺序和结构、场面的戏剧化处理等。假如没有这些娴熟的技法作为基础，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能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完成这部在其所有小说中篇幅最长、结构最复杂、最具震撼力的作品。此外，这部小说的核心思想——信仰与非信仰、基督教与无神论之间的冲突，同样也有以往的很多作品作为铺垫。自《罪与罚》以来，它一直是陀氏最关注的主题，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特别是在第二部第五卷和第六卷（《正与反》《俄罗斯修士》），这场冲突最终达到了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