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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眼光挑剔的文学迷来说，小说结尾的一幕或许并不讨喜，因为那场面太过悲壮，难免有煽情之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裔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便说过，阿廖沙身边那群男孩让他联想到童子军，在他看来，《卡拉马佐夫兄弟》从头到尾都显得太过“矫情”。[43] 但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再没有哪种结尾比这一个更完美。正如人们所知，小说中发生在修道院的几段插曲，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在幼子夭折后去奥普塔修道院参拜经历的重温，而结尾一幕中的两位主角——阿廖沙和伊柳沙，则体现了作者对爱子阿廖沙的追忆和缅怀。读者只需留意一下两个名字的发音，便可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结尾的这两个人物，再次重现了整部作品的主题，这便是对上帝和永生的诘问。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决定人类道德生存的关键。假如没有灵魂的不死，那么“任何事都是允许的”。但是比这些更重要的，还在于结尾对于作品本身的文本意义。如果没有结尾一幕对复活的确信，《卡拉马佐夫兄弟》很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被人们奉为“宣扬基督精神的元小说”。它完成了以往文学作品“从未解决的任务”：把宗教作为“积极的社会理想”大加称颂。[44] 至少在后苏联时代重拾基督教信仰的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者们大多持这样的观点。在战后时期的欧洲，受基督教影响的陀氏专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与此相仿。[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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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小说形式来宣扬基督教精神，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毕生最后一部作品的初衷。但是作为读者，要想真正领会这一点，必须要有相应的“受体”，即对基督教教义的基本认知。假如读者是一位基督徒，他会把作者在佐西马长老生平中引用的《约翰福音》的话，看作理解整部作品的钥匙：“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约翰福音》12：24）在这里，麦种的譬喻作为至高信条，甚至超越了作者的权威，是不容许任何怀疑的。它是神的启示，正如耶稣所言：“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约翰福音》11：25）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时代里，《圣经》的权威却并非理所当然的，这一点透过陀氏作品本身也得到了反映。他总是将基督教信仰的瓦解作为创作的核心主题，而信仰瓦解的根源是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风气。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世时，康斯坦丁·莱昂蒂耶夫（Konstantin Leontjew）便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宗教性提出了质疑，并斥责其关于全人类性与和谐世界的思想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46] 康斯坦丁·波塞多诺斯图夫（Konstantin Pobedonostsev）也以怀疑的口吻指出，“陀思妥耶斯基不可能做到用小说的后半部分来治愈他在小说前半部分诊断出的病症”，[47] 具体地讲，是用具有说服力的另一派观点打败伊万的虚无主义。学术界从怀疑出发对这部陀氏杰作的解读，一直持续到世纪之交。例如，瓦西里·罗赞诺夫（Wassilij Rosanow）认为，宗教大法官不仅是伊万，而且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传声筒；在列夫·舍斯托夫看来，不是阿廖沙，而是伊万·卡拉马佐夫，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活生生翻版”。[48] 虽然也有不乏分量的个别例外，[49] 但是，至少在西方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讨论中，这类观点迄今仍然占据着主流。比如说，按照马尔科姆·琼斯（Malcolm Jones）的观点，既不能用单纯的宗教视角，也不能反过来，从单纯的世俗视角去解读《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作品。沃尔夫·施密特（Wolf Schmid）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反映出作者立场的两个极端：在借正面人物宣扬基督教精神的同时，将怀疑和矛盾原则视作生命意义的另一种潜在可能性。苏珊·麦克雷诺兹（Susan McReynolds）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犹倾向归因于他在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问题上的异端态度，这种态度是以伊万的反叛作为表现。因为在陀氏看来，《旧约》中的上帝（犹太教的神）才是耶稣之死的真正原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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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信仰与怀疑之间的分歧，人们对陀氏作品的争议主要是围绕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形象寓意展开的。对于这一问题，迈克尔·霍尔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做出了富有成果的诠释。他以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Totem und tabu ，1912/1913年）中的观点为依据，将卡拉马佐夫四兄弟看作一个依照“原始群落”模式组织起来的兄弟团伙，他们联手杀死父亲，从而取代他的位置。[51] 所以，这部小说实际讲述的是儿子如何成为父亲的过程，在这方面，兄弟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结局。其中最失败的要数斯乜尔加科夫，他的下等人身份以及与父亲之间的主仆关系决定了他的命运：他比其他任何一个兄弟都更难摆脱父亲的控制。伊万也始终难逃受虐儿心理的折磨，面对不在眼前却又不无处不在的父亲，在自卑感的支配下，他为自己构架了两个精神上的权威：代表“善父”的上帝和代表“恶父”的魔鬼。但是，这两个形象之间的激烈矛盾令他不堪其苦，并最终导致自我意识的分裂与人格的毁灭。相比之下，德米特里是成功的，他曾在睡梦中对一个遭灾的婴孩心生怜悯，并欲出手相助。虽然没有救下孩子，但这场梦境却让他至少在精神上体验了一次父亲的角色（第九卷第八章）。在父子关系坐标上走得最远的是幼子阿廖沙，他没有参与杀害生父的行动，而是成为精神之父佐西马长老的接班人。在结尾一幕中，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形象是一位“脾气温和”的新生代父亲，他一定会给自己的子嗣更多的自由，而不像他那位独断专行的生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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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故事一样，《卡拉马佐夫兄弟》故事的核心也不是追缉凶手，而是以利益为焦点，对罪责与良知问题展开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卡拉马佐夫兄弟作为例子，提出了“关于罪恶的阶段论”。在这套理论中，阿廖沙是成功战胜恶念的代表，伊万对罪恶的态度是默许，德米特里是公开赞扬，而斯乜尔加科夫则是罪恶的实施者。[52] 米嘉虽没有参与犯罪，但是在父亲被杀后，他对各种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却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以致成为弑父嫌疑人，并最终被陪审法庭判处苦役，被送往西伯利亚。在叙述案件细节的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重点放在形式正义与良知的矛盾之上，用康德的话说，即外在法庭与“人的内心法庭”之间的矛盾。“内心法庭”是一个人“对自己提出控诉或辩解”的地方。[53] 米嘉认识到自己在弑父行为上是有罪的，因为他公开表达过杀死父亲的愿望（“这样的人活着有什么用！”）。他拒绝了伊万让他逃到美国去的建议（“美国有什么！在美国也仍旧不过是无谓空忙！”），而是心甘情愿接受惩罚，像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当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踏上了通过对死刑和苦役的反省式经验实现自我净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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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在法庭”的描写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他擅长的讽刺手法用到了极致。在他的笔下，这场对米嘉·卡拉马佐夫的审判变成了一场巨大的闹剧。为了赢得陪审员们的好感，同时也是为了吸引公众和媒体的注意力，各方在法庭辩论中各显其能，花样百出，把以追究真相为目的的刑事审判活生生变成了一出脱口秀表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场追究真相的行动之所以变了味，原因在于新型司法制度的“西方”诡辩式性质，这种制度与俄国大众意识里深藏的“prawda”观念是完全相悖的。在俄语中，“prawda”是一个多音字，它既有“真理”也有“正义”和“公道”的含义。[54] 除此之外，这场“错误的审判”——它是全书第十二卷即最后一卷的标题——同时还暴露出以伊万为代表的欧几里得理性的局限性。在结尾一章中，阿廖沙及其“门徒”的天真纯洁但不可撼动的坚定信仰，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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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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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与封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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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作家来说，再没有比事业如日中天时的陨落更能让人不朽了。托尔斯泰活了八十二年，在同时代人眼里，他的光芒早在他离世前便已渐渐黯淡。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活了五十九年，但是在世人眼中，他的事业堪称圆满。在经历了生命中最后一年的风光和荣耀后，还有什么遗憾可言？《作家日记》为他戴上了俄罗斯大师的桂冠，纪念普希金的演说让他成为俄国作家中的第一人。在这场公开对决中，他终于击败了自己一生的对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之后似乎已才思枯竭，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相反。在完成《卡拉马佐夫兄弟》后，他的事业达到了巅峰，其地位在当世作家中再无人能够企及。至少在1881年1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前的最后日子里，这是世人的普遍看法，或许就连陀氏本人也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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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他便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悬于一线。虽然以往最让他担心害怕、每一次发作都有可能致命的癫痫病，在过去一段时间略有减轻，但新添的肺气肿毛病却越来越严重。尽管知道来日无多，可他却没有因此对身体更加爱惜。59岁生日时，弟弟安德烈在信中向他道贺并祝他健康长寿。陀氏在回信中写道，他大概活不了多久了，“自从害上了肺气肿，圣彼得堡的冬天变得十分难熬”（1880年11月28日），如果能活到明年春天，对他已是万幸。到时候，他就能再去巴特埃姆斯泡温泉，那里的温泉总能让他重新打起精神，恢复活力。但是，在他于1879年夏天最后一次去巴特埃姆斯疗养时，他其实也一直在工作，而不是休息。当时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卡拉马佐夫兄弟》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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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一切代价，即意味着牺牲健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通信中，当他提起写作时，经常会把这项工作称作“苦役”。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比任何时候都高。驱使他继续写作的动力，已不再是对声名的渴求，而是让家人得到更多的物质保障。1879年8月，他在从埃姆斯写给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捷夫的信中说起自己对疗养的反感。不仅是因为他在时隔三年再次来到德国后发现这个国家变得“过分犹太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在这里足足花掉了七百卢布。这笔钱如果留给家人，远比花在自己的健康上更有意义。“我坐在这里不停地想，我可能很快就要死了，也许再过一年，或两年，在那以后，我的三位亲人该如何过活。”（1879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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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陀氏夫妇来说，他们再也不用为了一块面包去把衣物当掉，但是他们手头却没有任何积蓄。他们在旧鲁萨的房子，也是以安娜兄长伊万·斯尼特金的名义买下的，后来才转给了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生命即将结束时，依然还在为家人未来的生活操心。这一点通过一件小事便可得到证明：他在病榻上还亲笔给《俄罗斯导报》编辑部写信，催要《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四千卢布剩余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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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也和一场因钱引发的争执有关。在文学生涯之始，促使他拼命写作的主要动力并不是荣誉和名望，而是钱这种“令人唾弃的金属”。根据安娜在回忆录中的记述，1881年1月26日夜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弯腰捡拾掉落在地板上的钢笔杆，引发了轻微的鼻出血。因为血量不大，他怕惊扰安娜，就没有叫醒她。第二天早上安娜听说后吓坏了，赶紧派仆人去叫医生，可不巧的是，家庭医生冯·布列采尔当时正好出诊，直到傍晚才赶到。当天下午3点左右，有一位“和气的先生”来家做客，“此人对我丈夫很友好，但有个缺点，老是喜欢热烈地争论”。[55] 两人在谈话中间一度争论得热火朝天，安娜几次试图阻止他们，却无济于事。将近5点钟，客人才离开。许多迹象显示，这个神秘的客人并不是什么“和气的先生”，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妹妹薇拉。她特意从莫斯科赶来，为库马宁遗产的事和哥哥理论。这天，当一家人正准备坐下吃晚餐时，安娜看到丈夫突然跌坐沙发上，沉默了三四分钟，“蓦地，我看到丈夫的下巴被血染红，血形成一股细流顺着他的胡子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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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傍晚时，冯·布列采尔终于来了。当医生开始检查和叩击病人胸部时，又出现了第二次吐血，这次是从口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一次吐得那么厉害，以致失去了意识。在他恢复知觉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安妮娅，求你赶快去请神父来，我要忏悔，领圣餐！’”忏悔结束后，安娜又叫人请来了两位医生。由于病人出血不多，医生认为破裂的肺泡有可能形成“栓子”，那样就会有复原的希望。这天夜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睡得很平静，呼吸和脉搏都没有明显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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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病人的气色明显好转。他可以正常交谈，吃些简单的东西，处理些工作上的事情，甚至还有精力接待访客。傍晚，肺病专家科什拉科夫医生来家里探视，对病人的状况表示满意，但嘱咐病人要保持绝对安静，不要多讲话。安娜头一天夜里和冯·布列采尔医生一起守护病人，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一夜，未曾入眠。于是，这天晚上她让家人在丈夫床边放了张床垫，因为太过疲惫，她躺下后不久便睡着了。“我早上7点左右醒来，看到我丈夫正朝我这边望。‘嗳，你感觉怎么样，亲爱的？’我向他俯下身去，问道。‘你知道，安妮娅，我已经醒着躺了三四个钟头，我左思右想，到现在才清楚地意识到，我今天就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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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听到后吃了一惊，赶紧安慰他，但对方却坚持说：“不，我知道，我今天一定会死的。点上蜡烛，安妮娅，把《福音书》拿给我！”这本《福音书》是三十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服苦役时，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送给他的。在四年苦役和后来旅居欧洲期间，包括在国内无数次搬家，他始终都把它带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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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它总是放在我丈夫书桌上显眼的地方，当他想到什么事、心存疑惑时，他就随手翻开《福音书》，阅读他首先看到的那一页左侧的文字。此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想按照《福音书》来检查一下他的疑惑是否有根据，他亲自翻开圣书，要我读给他听。《福音书》打开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上：“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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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见没有，——‘不要拦住我’，那就是说，我要死了。”我丈夫说着，合上了书。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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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星期三，病人最初感觉身体恢复了一些。他不顾医生的嘱咐，坚持要自己穿衣。当他弯下腰准备穿鞋时，突然又开始大口吐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晚上。虽然身体越来越虚弱，但他还是努力打起精神，叮嘱安娜，如果他死了，要想办法把《作家日记》杂志订阅款退还给读者。另外，他还向安娜口述了一封给伯爵夫人叶丽萨维塔·海登的信，他在信中以医生诊断书的口吻向伯爵夫人汇报了自己的病情，说病人目前意识清醒，但如果“血管再次破裂”，他多半就会死掉（1881年1月28日）。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的最后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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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床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伊万·克拉姆斯柯伊绘，18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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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6点钟左右，他把孩子们叫到了跟前。他又让安娜打开了《福音书》，这次，安娜给他念了浪子回头的比喻。奄奄一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孩子们祈福，然后将《圣经》送给了儿子费佳。又一次吐血后，病人失去了意识。晚上8点钟左右，神父为他做了临终祷告。8点30分，死神降临了。《莫斯科新闻报》在报道中写道，随着临终祷告的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篇报道的作者名叫波利斯拉夫·马尔克耶维奇（Boleslaw Markjewitsch），他的文风矫情做作，总爱用一些夸张的表述来博人眼球，比如说“伯爵夫人脸上顿失血色”等。[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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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各地。没过多久，第一批亲友便陆续赶来和死者告别，并向陀氏家人表示哀悼。作家遗体被安放在书房中央的灵床上，伊万·克拉姆斯柯伊于1月30日为死者绘制了一幅铅笔素描，这幅素描成为与瓦西里·彼罗夫的油画齐名、流传最广、最富感染力的作家肖像之一。在同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御用”摄影师康斯坦丁·沙皮诺赶来，拍摄了逝者躺在灵柩里的照片。在整整三天时间里，登门吊唁的亲戚和朋友络绎不绝。“密集的人流从正门进来，另一股人流则从后门拥进各个房间，然后在书房驻足，有时候，那里的空气是如此混浊，氧气是那么稀少，以致灵柩周围的长明灯和大蜡烛都熄灭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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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捷夫将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的消息转告了皇太子亚历山大。后者对死者对祖国的贡献表示崇敬，同时还不忘提及陀氏和家人物质生活的贫寒：“他一生穷困，留给后世的唯有他的作品。”[59] 就在同一天，皇太子还告知神圣宗教会议主教长，沙皇向内务大臣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Loris-Melikow）下达指令，每年向“穷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发放固定数额的抚恤金。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也在回忆录中证实，在1月29日这天，内务大臣派来的一位官员来到她家，受托转交给她一笔丧葬费，同时还向她宣布，陀氏子女未来的教育费用将由政府承担。安娜谢绝了这番好意，因为在她看来，“用丈夫挣来的钱来安葬他，是我的道德责任”。[60] 孩子们受教育的费用也是一样。不过，这位官员在给内务大臣的报告中，对作家遗孀拒绝资助一事却并未提及。[61] 安娜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维护丈夫远离体制、自由独立的作家形象。陀氏在刚刚开始文学创作时，便曾立下这样的志向，然而随着与宫廷关系的不断拉近，其自由作家的形象难免受到了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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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选择墓地的具体经过。最初，她希望按照丈夫生前的愿望，将他葬在新圣母修道院旁的公墓里，但是由于墓地租金过高，计划面临着失败的危险。恰好在这时候，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主动提出，愿为陀氏免费提供墓地，并且表示，“如果这位热诚地捍卫东正教的作家能在该修道院内长眠，将是它的光荣”。[62] 但是，主管这项事务的圣彼得堡大主教伊西多尔（Isidor）最初却不肯同意将“一位没写过什么严肃作品的浪漫派平庸作家”葬在古老尊贵的涅夫斯基大修道院墓地，享受与莱蒙托夫、卡拉姆津和茹科夫斯基等俄国文学大师同等的荣光。[63] 后来，当神通广大的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捷夫出面说和后，大主教才终于改变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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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一个阳光和煦的周六，送殡队伍于11点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所在的铁匠巷出发，向涅夫斯基大修道院行进。当天一大早，就有几千名群众聚集在巷口，等着为送殡队伍送行。“从我家的窗户望出去，是一片人的海洋；到处人头攒动，如潮水般起伏。学生们高举着系着绸带的花圈，宛若海洋中耸立的岛屿。”[64] 到铁匠巷送行的人群沿街排成长龙，有将近半公里长，一直排到弗拉基米尔大街和涅夫斯基大街的交叉口。在前往涅夫斯基修道院的途中，还有成千上万人站在街头等候。“如此壮观感人的场面，在圣彼得堡和任何一座俄罗斯城市都是前所未有的”，《新时代》（Neuen Zeit ）主编阿列克谢·苏沃仁（Alexej Suworin）感慨地回忆道。[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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