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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01 随着情节的发展，伊万一步步走向了与宗教大法官结盟的“那聪明的魔鬼，那可怕的死亡和毁灭的魔鬼”指引的方向。在小说开篇时，作者便通过伊万与老卡拉马佐夫的亲密关系暗示了这一点，后者曾经引用《约翰福音》中的话，把自己称作“说谎的父亲”，而在《约翰福音》中，“说谎的父亲”指的是魔鬼（《约翰福音》8：44）。另外，伊万对斯乜尔加科夫的明显好感也同样指向这一点。斯乜尔加科夫和《罪与罚》中的斯维德里盖洛夫一样，都是地狱使徒的化身，他在杀死父亲之后，又通过自杀返回了地狱。但更为关键的是，在斯乜尔加科夫眼里，坚信“任何事都是允许的”伊万才是弑父的真凶。在两人第三次会面时，斯乜尔加科夫便告诉伊万：“按照法律，您才是不折不扣的杀人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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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03 在这场冲突之后，是接下来的一章《魔鬼，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噩梦》。无论从思想还是语言的魅力来讲，这个章节都毫不逊色于《宗教大法官》。读者在这一章看到的是伊万在心理受到打击、患上脑炎后，与另一个自我的对话。伊万的另一个自我是一个梅菲斯特式的魔鬼，其冷漠理性的气质与伊万的敏感和神经质形成了鲜明对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年轻时，便以浪漫主义手法描写过双重人格这一主题。如今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作家将这一主题提升到更高的层面，将双重人格由本体的分裂变成了怀疑的代码。在陀氏笔下的人物中，没有哪个人物像伊万一样，把怀疑作为一种精神品质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却又如此充满悲情。伊万借助另一个自我之口，说出了启蒙运动第一名句：“我思故我在。”这种通过独立思考来确立自身存在的方式，所体现的正是笛卡儿式的怀疑精神。因为“思维物”（res cogitans）——这是笛卡儿独创的概念——必须包括的含义便是，“有能力提出怀疑的物体”。[34] 魔鬼在和伊万的对话中声称，他很愿意加入信众的队伍，“和大家一起高喊‘和散那！’”但是在此之前，他必须让自己的信仰“经过怀疑的熔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0年最后发表的一篇《作家日记》里说过同样的话，不过其所指是作家自己：“在欧洲，无神论思想从来没有如此强大，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因此，我并不是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幼稚地信仰基督和他的教义。经过了怀疑的大熔炉，我的‘和散那’才传扬开来。”[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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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05 读者从第五卷的标题《正与反》可以看出，这个章节的内容是观点针锋相对的双方展开的一场辩论。和决斗时一样，双方手中的武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事实上，在这个章节中，无论是伊万和阿廖沙之间，还是宗教大法官和基督之间，话语武器的分配都是不平等的。通过兄弟俩之间的对话，人们再次感受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反叛者的声音总是比辩护者的声音更加响亮”。[36] 无论智力还是情感，那些反叛上帝及其创造物的人，几乎总是比信仰的守护者们更胜一筹。根据卢卡奇·格奥尔格（Georg Lukács）的理论，小说主人公所体现的是那些与外界和自我分裂的“问题”个体，这是由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性质决定的。[37]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还要再补充一点：他之所以总是着力刻画人物性格中的消极面，是因为他和其反感的卢梭一样，相信人类独具的可完善能力（Perfektibilität）。正是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醉心于《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的写作计划。想要创作一部完美的成长小说的梦想始终萦绕在他心底，几乎达到了痴魔的程度。这项计划虽然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创作有一定影响，但作为理想的成长小说，却最终未能完成。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始至终都更像是一位剧作家，[38] 而非叙事作家。换言之，他更擅长于对“瞬时”（kairos）而非“长时”（chronos）的书写。[39] 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受个人经历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到生命最后，都对迷途知返的主题更为关注。这一点也反映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许多人物身上：从德米特里到佐西马长老，再到长老的兄长马尔克尔，还有男孩柯里亚·克拉索特金，后者在成长过程中从理性主义者和潜在的社会主义者最终蜕变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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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07 从正反方的表现来看，宗教大法官和基督在监狱中的深夜长谈，与伊万和阿廖沙兄弟的对话迥然相异。宗教大法官滔滔不绝的独白就像是一场控诉，但二人当中的强势一方却并不是控诉者，而是辩护者。基督沉默无言的吻，远比身为宗教领袖的对手的诡辩更有力量。后者陈述的理由因为自相矛盾而不攻自破，其所谓的三种信仰武器，恰恰指向了与其观点相反的目标：“奇迹”和“神秘”是蒙蔽眼目、迷惑心智的手段，而所谓“权威”，也不是佐西马长老那样的精神指引，而是大众对少数被选择的精英的盲目服从。所有这三种力量，都与基督教启示论背道而驰。此外，宗教大法官口中的珍惜弱者，同样是一句谎言。[40] 其背后初衷并非对芸芸众生的同情，而是以自然“生物人”（homo animalis）为基准的道德与社会规制，这种“生物人”既没有通过思想也没有通过信仰，从其原始欲望中获得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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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09 透过宗教大法官欺世盗名本质的败露，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形象并非其创作者另一个自我的真实呈现，而是伊万从意识形态出发、凭空虚构的一个角色，其目的是论证他的观点：独裁者通过单纯地满足大众的物质需求来实现剥夺权利、统一思想的目标，是形而上反叛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但事实上，独裁体制——无论是宗教大法官还是20世纪和21世纪步其后尘的世俗独裁者们实行的制度——绝非人类对存在意义的终极怀疑所必将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在这里将话题引向政治，是为了贬低伊万的形象。他以这种方式，从这位离经叛道者的身上去除了浪漫主义反叛精神的魅力，因为伊万的反叛是用人间篡位者的独揽大权代替被剥夺了权力的造物主。在接下来的第六卷《俄罗斯修士》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佐西马长老的生平和教诲延续了两派观点的交锋，只是将重点转到了正方。他用“宇宙正义论”（Kosmiodizee）形式的“对上帝造物的赞美”来回应伊万的神义论，从而避免整部作品的基调因为第五卷（《正与反》）的强大破坏力而受到影响。[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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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11 伊万的最大对手是阿廖沙。在《作者的话》中，叙述者将阿廖沙称作作品的真正主人公，在后面讲述当前（即1880年代）事件的第二部分里，他的活动是故事的重点。笃信上帝和永生、立誓要在修道院度过一生的阿廖沙，其实并不像他给人的印象那样虔诚。在他的内心深处，同样涌动着时刻有可能迸发的激情，这是卡拉马佐夫父子共有的性格特征，无论其表现形式是爱还是恨。面对小女孩丽莎的诱人魅力，他主动张开怀抱；在听到伊万讲述的一个男孩被地主家猎犬撕碎的故事后，他认为该把凶手拉去枪毙，而全然不顾《山上宝训》中不可杀人的诫命。身为虔诚的上帝奴仆，他的身上也潜藏着强烈的反叛意识。当佐西马长老的尸体散发出腐烂的臭气，而不像传说中的圣人那样散发着幽香时，阿廖沙生气地责怪上帝，不应让佐西马这样一位圣徒受到如此贬低和侮辱。面对上帝“失败的创造物”，他的反应和愤怒的伊万并没有分别，只是程度略轻而已。阿廖沙心里也有恶的种子，“只是它一旦萌芽，就立刻被扼杀”。[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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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13 按照作者未完成的续集计划，阿廖沙最终将像长老临终前嘱咐他的那样，“到俗界去生活”，那里有“无数灾难和不幸在等待着他”。但是，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时空界限里，阿廖沙最后以充满象征性的方式踏上了佐西马长老的道路，这便是耶稣基督的道路。在他的带领下，十二个男孩聚拢在奄奄一息的伊柳沙身边，就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在伊柳沙的坟墓前，孩子们齐声高呼，要“一辈子手拉着手”向前走。男孩头头柯里亚问他的导师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宗教说我们死后都能复活，到时候，可以再见到所有人，还有伊柳沙，这是真的吗？”“我们一定会复活的，我们会快乐地相见，互相欢欢喜喜地诉说过去的一切。”阿廖沙半玩笑半兴奋地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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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15 对眼光挑剔的文学迷来说，小说结尾的一幕或许并不讨喜，因为那场面太过悲壮，难免有煽情之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裔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便说过，阿廖沙身边那群男孩让他联想到童子军，在他看来，《卡拉马佐夫兄弟》从头到尾都显得太过“矫情”。[43] 但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再没有哪种结尾比这一个更完美。正如人们所知，小说中发生在修道院的几段插曲，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在幼子夭折后去奥普塔修道院参拜经历的重温，而结尾一幕中的两位主角——阿廖沙和伊柳沙，则体现了作者对爱子阿廖沙的追忆和缅怀。读者只需留意一下两个名字的发音，便可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结尾的这两个人物，再次重现了整部作品的主题，这便是对上帝和永生的诘问。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决定人类道德生存的关键。假如没有灵魂的不死，那么“任何事都是允许的”。但是比这些更重要的，还在于结尾对于作品本身的文本意义。如果没有结尾一幕对复活的确信，《卡拉马佐夫兄弟》很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被人们奉为“宣扬基督精神的元小说”。它完成了以往文学作品“从未解决的任务”：把宗教作为“积极的社会理想”大加称颂。[44] 至少在后苏联时代重拾基督教信仰的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者们大多持这样的观点。在战后时期的欧洲，受基督教影响的陀氏专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与此相仿。[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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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17 通过小说形式来宣扬基督教精神，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毕生最后一部作品的初衷。但是作为读者，要想真正领会这一点，必须要有相应的“受体”，即对基督教教义的基本认知。假如读者是一位基督徒，他会把作者在佐西马长老生平中引用的《约翰福音》的话，看作理解整部作品的钥匙：“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约翰福音》12：24）在这里，麦种的譬喻作为至高信条，甚至超越了作者的权威，是不容许任何怀疑的。它是神的启示，正如耶稣所言：“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约翰福音》11：25）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时代里，《圣经》的权威却并非理所当然的，这一点透过陀氏作品本身也得到了反映。他总是将基督教信仰的瓦解作为创作的核心主题，而信仰瓦解的根源是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风气。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世时，康斯坦丁·莱昂蒂耶夫（Konstantin Leontjew）便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宗教性提出了质疑，并斥责其关于全人类性与和谐世界的思想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46] 康斯坦丁·波塞多诺斯图夫（Konstantin Pobedonostsev）也以怀疑的口吻指出，“陀思妥耶斯基不可能做到用小说的后半部分来治愈他在小说前半部分诊断出的病症”，[47] 具体地讲，是用具有说服力的另一派观点打败伊万的虚无主义。学术界从怀疑出发对这部陀氏杰作的解读，一直持续到世纪之交。例如，瓦西里·罗赞诺夫（Wassilij Rosanow）认为，宗教大法官不仅是伊万，而且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传声筒；在列夫·舍斯托夫看来，不是阿廖沙，而是伊万·卡拉马佐夫，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活生生翻版”。[48] 虽然也有不乏分量的个别例外，[49] 但是，至少在西方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讨论中，这类观点迄今仍然占据着主流。比如说，按照马尔科姆·琼斯（Malcolm Jones）的观点，既不能用单纯的宗教视角，也不能反过来，从单纯的世俗视角去解读《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作品。沃尔夫·施密特（Wolf Schmid）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反映出作者立场的两个极端：在借正面人物宣扬基督教精神的同时，将怀疑和矛盾原则视作生命意义的另一种潜在可能性。苏珊·麦克雷诺兹（Susan McReynolds）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犹倾向归因于他在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问题上的异端态度，这种态度是以伊万的反叛作为表现。因为在陀氏看来，《旧约》中的上帝（犹太教的神）才是耶稣之死的真正原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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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19 除了信仰与怀疑之间的分歧，人们对陀氏作品的争议主要是围绕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形象寓意展开的。对于这一问题，迈克尔·霍尔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做出了富有成果的诠释。他以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Totem und tabu ，1912/1913年）中的观点为依据，将卡拉马佐夫四兄弟看作一个依照“原始群落”模式组织起来的兄弟团伙，他们联手杀死父亲，从而取代他的位置。[51] 所以，这部小说实际讲述的是儿子如何成为父亲的过程，在这方面，兄弟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结局。其中最失败的要数斯乜尔加科夫，他的下等人身份以及与父亲之间的主仆关系决定了他的命运：他比其他任何一个兄弟都更难摆脱父亲的控制。伊万也始终难逃受虐儿心理的折磨，面对不在眼前却又不无处不在的父亲，在自卑感的支配下，他为自己构架了两个精神上的权威：代表“善父”的上帝和代表“恶父”的魔鬼。但是，这两个形象之间的激烈矛盾令他不堪其苦，并最终导致自我意识的分裂与人格的毁灭。相比之下，德米特里是成功的，他曾在睡梦中对一个遭灾的婴孩心生怜悯，并欲出手相助。虽然没有救下孩子，但这场梦境却让他至少在精神上体验了一次父亲的角色（第九卷第八章）。在父子关系坐标上走得最远的是幼子阿廖沙，他没有参与杀害生父的行动，而是成为精神之父佐西马长老的接班人。在结尾一幕中，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形象是一位“脾气温和”的新生代父亲，他一定会给自己的子嗣更多的自由，而不像他那位独断专行的生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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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21 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故事一样，《卡拉马佐夫兄弟》故事的核心也不是追缉凶手，而是以利益为焦点，对罪责与良知问题展开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卡拉马佐夫兄弟作为例子，提出了“关于罪恶的阶段论”。在这套理论中，阿廖沙是成功战胜恶念的代表，伊万对罪恶的态度是默许，德米特里是公开赞扬，而斯乜尔加科夫则是罪恶的实施者。[52] 米嘉虽没有参与犯罪，但是在父亲被杀后，他对各种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却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以致成为弑父嫌疑人，并最终被陪审法庭判处苦役，被送往西伯利亚。在叙述案件细节的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重点放在形式正义与良知的矛盾之上，用康德的话说，即外在法庭与“人的内心法庭”之间的矛盾。“内心法庭”是一个人“对自己提出控诉或辩解”的地方。[53] 米嘉认识到自己在弑父行为上是有罪的，因为他公开表达过杀死父亲的愿望（“这样的人活着有什么用！”）。他拒绝了伊万让他逃到美国去的建议（“美国有什么！在美国也仍旧不过是无谓空忙！”），而是心甘情愿接受惩罚，像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当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踏上了通过对死刑和苦役的反省式经验实现自我净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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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23 在对“外在法庭”的描写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他擅长的讽刺手法用到了极致。在他的笔下，这场对米嘉·卡拉马佐夫的审判变成了一场巨大的闹剧。为了赢得陪审员们的好感，同时也是为了吸引公众和媒体的注意力，各方在法庭辩论中各显其能，花样百出，把以追究真相为目的的刑事审判活生生变成了一出脱口秀表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场追究真相的行动之所以变了味，原因在于新型司法制度的“西方”诡辩式性质，这种制度与俄国大众意识里深藏的“prawda”观念是完全相悖的。在俄语中，“prawda”是一个多音字，它既有“真理”也有“正义”和“公道”的含义。[54] 除此之外，这场“错误的审判”——它是全书第十二卷即最后一卷的标题——同时还暴露出以伊万为代表的欧几里得理性的局限性。在结尾一章中，阿廖沙及其“门徒”的天真纯洁但不可撼动的坚定信仰，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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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25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29]

1705673426 去世与封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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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28 对一个作家来说，再没有比事业如日中天时的陨落更能让人不朽了。托尔斯泰活了八十二年，在同时代人眼里，他的光芒早在他离世前便已渐渐黯淡。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活了五十九年，但是在世人眼中，他的事业堪称圆满。在经历了生命中最后一年的风光和荣耀后，还有什么遗憾可言？《作家日记》为他戴上了俄罗斯大师的桂冠，纪念普希金的演说让他成为俄国作家中的第一人。在这场公开对决中，他终于击败了自己一生的对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之后似乎已才思枯竭，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相反。在完成《卡拉马佐夫兄弟》后，他的事业达到了巅峰，其地位在当世作家中再无人能够企及。至少在1881年1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前的最后日子里，这是世人的普遍看法，或许就连陀氏本人也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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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30 很长时间以来他便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悬于一线。虽然以往最让他担心害怕、每一次发作都有可能致命的癫痫病，在过去一段时间略有减轻，但新添的肺气肿毛病却越来越严重。尽管知道来日无多，可他却没有因此对身体更加爱惜。59岁生日时，弟弟安德烈在信中向他道贺并祝他健康长寿。陀氏在回信中写道，他大概活不了多久了，“自从害上了肺气肿，圣彼得堡的冬天变得十分难熬”（1880年11月28日），如果能活到明年春天，对他已是万幸。到时候，他就能再去巴特埃姆斯泡温泉，那里的温泉总能让他重新打起精神，恢复活力。但是，在他于1879年夏天最后一次去巴特埃姆斯疗养时，他其实也一直在工作，而不是休息。当时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卡拉马佐夫兄弟》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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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32 不惜一切代价，即意味着牺牲健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通信中，当他提起写作时，经常会把这项工作称作“苦役”。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比任何时候都高。驱使他继续写作的动力，已不再是对声名的渴求，而是让家人得到更多的物质保障。1879年8月，他在从埃姆斯写给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捷夫的信中说起自己对疗养的反感。不仅是因为他在时隔三年再次来到德国后发现这个国家变得“过分犹太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在这里足足花掉了七百卢布。这笔钱如果留给家人，远比花在自己的健康上更有意义。“我坐在这里不停地想，我可能很快就要死了，也许再过一年，或两年，在那以后，我的三位亲人该如何过活。”（1879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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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34 虽然对陀氏夫妇来说，他们再也不用为了一块面包去把衣物当掉，但是他们手头却没有任何积蓄。他们在旧鲁萨的房子，也是以安娜兄长伊万·斯尼特金的名义买下的，后来才转给了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生命即将结束时，依然还在为家人未来的生活操心。这一点通过一件小事便可得到证明：他在病榻上还亲笔给《俄罗斯导报》编辑部写信，催要《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四千卢布剩余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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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36 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也和一场因钱引发的争执有关。在文学生涯之始，促使他拼命写作的主要动力并不是荣誉和名望，而是钱这种“令人唾弃的金属”。根据安娜在回忆录中的记述，1881年1月26日夜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弯腰捡拾掉落在地板上的钢笔杆，引发了轻微的鼻出血。因为血量不大，他怕惊扰安娜，就没有叫醒她。第二天早上安娜听说后吓坏了，赶紧派仆人去叫医生，可不巧的是，家庭医生冯·布列采尔当时正好出诊，直到傍晚才赶到。当天下午3点左右，有一位“和气的先生”来家做客，“此人对我丈夫很友好，但有个缺点，老是喜欢热烈地争论”。[55] 两人在谈话中间一度争论得热火朝天，安娜几次试图阻止他们，却无济于事。将近5点钟，客人才离开。许多迹象显示，这个神秘的客人并不是什么“和气的先生”，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妹妹薇拉。她特意从莫斯科赶来，为库马宁遗产的事和哥哥理论。这天，当一家人正准备坐下吃晚餐时，安娜看到丈夫突然跌坐沙发上，沉默了三四分钟，“蓦地，我看到丈夫的下巴被血染红，血形成一股细流顺着他的胡子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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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38 临近傍晚时，冯·布列采尔终于来了。当医生开始检查和叩击病人胸部时，又出现了第二次吐血，这次是从口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一次吐得那么厉害，以致失去了意识。在他恢复知觉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安妮娅，求你赶快去请神父来，我要忏悔，领圣餐！’”忏悔结束后，安娜又叫人请来了两位医生。由于病人出血不多，医生认为破裂的肺泡有可能形成“栓子”，那样就会有复原的希望。这天夜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睡得很平静，呼吸和脉搏都没有明显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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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40 第二天早上，病人的气色明显好转。他可以正常交谈，吃些简单的东西，处理些工作上的事情，甚至还有精力接待访客。傍晚，肺病专家科什拉科夫医生来家里探视，对病人的状况表示满意，但嘱咐病人要保持绝对安静，不要多讲话。安娜头一天夜里和冯·布列采尔医生一起守护病人，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一夜，未曾入眠。于是，这天晚上她让家人在丈夫床边放了张床垫，因为太过疲惫，她躺下后不久便睡着了。“我早上7点左右醒来，看到我丈夫正朝我这边望。‘嗳，你感觉怎么样，亲爱的？’我向他俯下身去，问道。‘你知道，安妮娅，我已经醒着躺了三四个钟头，我左思右想，到现在才清楚地意识到，我今天就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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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42 安娜听到后吃了一惊，赶紧安慰他，但对方却坚持说：“不，我知道，我今天一定会死的。点上蜡烛，安妮娅，把《福音书》拿给我！”这本《福音书》是三十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服苦役时，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送给他的。在四年苦役和后来旅居欧洲期间，包括在国内无数次搬家，他始终都把它带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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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44 后来它总是放在我丈夫书桌上显眼的地方，当他想到什么事、心存疑惑时，他就随手翻开《福音书》，阅读他首先看到的那一页左侧的文字。此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想按照《福音书》来检查一下他的疑惑是否有根据，他亲自翻开圣书，要我读给他听。《福音书》打开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上：“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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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46 “你听见没有，——‘不要拦住我’，那就是说，我要死了。”我丈夫说着，合上了书。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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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48 1月28日星期三，病人最初感觉身体恢复了一些。他不顾医生的嘱咐，坚持要自己穿衣。当他弯下腰准备穿鞋时，突然又开始大口吐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晚上。虽然身体越来越虚弱，但他还是努力打起精神，叮嘱安娜，如果他死了，要想办法把《作家日记》杂志订阅款退还给读者。另外，他还向安娜口述了一封给伯爵夫人叶丽萨维塔·海登的信，他在信中以医生诊断书的口吻向伯爵夫人汇报了自己的病情，说病人目前意识清醒，但如果“血管再次破裂”，他多半就会死掉（1881年1月28日）。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的最后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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