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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工业首先感觉到总统的战斗宣言所带来的压力。要想说服总统为时已晚，新的客车和轻、重型卡车的零售被全面禁止，政府命令冻结汽车销售商手中所有的存货，一直到1月15日那天，当局宣布开始实行汽车限额配售计划，限售范围包括库存的45万辆轿车和卡车，外加20万辆正在流水线上装配的汽车。第一批购货单为政府的《租借法案》提供了货源，其余的车被成批卖给了医生、警察以及其他为公共卫生和安全提供基础服务的工作人员。“采取非常措施是必要的，”物价管理局局长利昂·亨德森说，“这样，汽车工业的整个生产设备就可以纳入国家的军备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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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车销售商装饰豪华的假日展示厅里，”《时代》周刊报道说，“笼罩着‘死亡的寂静’，因为4.4万名汽车销售商和他们的40万雇员都已下岗。”在埃莉诺看来，假如大的汽车制造公司能早一些接受转轨的必要性，这种困境也许能够避免。然而，盲目地坚持认为汽车和飞机可实现高产，这些公司将工人们推入了十分险恶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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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向美国生产管理局局长威廉·克努森发泄了自己心中的怨气和失意。一天下午，她主动跟克努森搭话，并且问他打算采取哪些举措，安顿所有那些被剥夺工作的人们。“克努森先生看着我，就像一只大慈大悲的巨熊，”埃莉诺说，“仿佛在讲：‘现在，罗斯福夫人，让我们不要感情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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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弄不懂您是否知道什么叫饥饿，”埃莉诺反驳说，“您府上是否曾经有人体验过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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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拜访克努森以解释她为何对此事如此认真时，埃莉诺收敛了几分咄咄逼人的气势。“我丝毫没有贬损任何人的意思，我从不谈论任何我没有经历过的事。”她主张说，“不管我们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我们中都没人可以袖手旁观，眼看着这些问题日益严重，在我们的家里有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这一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不容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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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汽车工业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不愿意向军工生产转型，这只是整个国家意志无法实现的一个部分，而克努森正是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人物，结果他只能扮演被人唾骂的角色。尽管克努森已因不称职被罢免，总统还是在1942年1月13日宣称，改革进程秩序井然。他宣布，罗布克·西尔斯公司总经理唐纳德·尼尔森将负责领导一个强有力的全新机构——战时生产委员会，该委员会在采购与生产方面具有“最终”的决定权。这是总统做出的最伟大的一次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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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努森正在主持会议时，他的秘书推门进来，告诉他一个刚刚从电报中传来的消息。“瞧这儿，”克努森手里攥着一张从自动收报机上撕下的纸片对一位同事说，“我刚刚被炒了鱿鱼。”克努森感到十分震惊，那位曾经亲切地称他“比尔”、对他如此和蔼可亲的总统，甚至没有礼节性地当面向他解释一下革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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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宫，霍普金斯意识到局势已开始失控，但他凭着多年的经验知道，永远也不可能使罗斯福对这场论辩做出直截了当的评判。为了确保总统同意给克努森在军队里安排的一个特别的位子，霍普金斯敦促联邦信贷管理局局长杰西·琼斯当晚去看望克努森，并劝说他接受这一官职。“我从来没见过比他更忧郁的人，”杰西报告说，“吃完晚饭后他坐在钢琴旁，一面弹奏一面哼唱着悲伤的曲调，仿佛他的心已破碎。”琼斯建议他接受总统的任命，但是克努森受到的打击太大了，一时无法考虑何去何从。最后，琼斯自作主张，打电话到白宫找到霍普金斯。琼斯说，“克努森将接受三星上将的军衔”，负责“促进军工物资的生产”。当克努森没有否定他的说法时，琼斯知道：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这个决定后来成了大家皆大欢喜的绝妙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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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切安排妥当后，总统邀请克努森赴白宫吃中饭。此时，老主人甚至连自己的亲属都没想安顿好，就开始大吃特吃起来。他浑身充满个人魅力，当克努森走进来时，他亲切地问候他，慷慨地赞扬他的成就，并对穿着制服的克努森开着温和、善意的玩笑。在午餐行将结束时，克努森说他会担任总统举荐的任何职位。这对罗斯福而言是一个胜利。他富于独创性而机动灵活的思路，找到了一位新的战时生产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没有把前任永久打入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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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战争在逼近。武器的装备阶段已经过去，美国经济终于准备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始生产。“一年多来，”小说家温斯顿·埃斯蒂斯在《战争后方》一书中说，“新建的军工厂和车间在目光所及之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仿佛地下施了许多肥料。它们依然在继续涌现，并且变得更大，更神秘，生产出多得不可思议的武器弹药。”新的军工厂正在建造的同时，与制造业有关的每一个能想象得出的行当，都在把他们原来的车间改装成生产武器的兵工厂。一家制造旋转木马的工厂在使用其车间生产时髦的机枪支架，一家胸罩厂在生产手榴弹的弹夹，一家手套制造商在生产救生艇，纽约一家著名的玩具集团在生产罗盘，一家弹球机厂在出产穿甲弹。尽管原料不断告急，但在1942年还是出现了全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生产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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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总统签署了一份《紧急价格控制法案》，这份法案授予亨德森，后来还授予物价管理局以抑制物价上涨的权力。尽管这个权力还不够充分。根据新的立法，亨德森可以在从原材料到成品之间的消费项目中选择一个范围实行强制性限价，他可以对违反价格法的人实行监禁或是罚款，他还可以决定在国防领域的最高租金。同时，一项初步的配给制已经建立，以保证现有物资的供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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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宫，埃莉诺努力想为家庭主妇们以身作则。当大量生产降落伞而使长筒丝袜开始断货时，埃莉诺则以重磅长筒黑棉袜作为替代品，并宣布说她不会和其他任何人有所区别。由于陆军和海军需要从蔗糖里提取酒精制造无烟炸药，蔗糖紧缺问题首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埃莉诺承诺说白宫在蔗糖消费方面将会非常节俭，将尽可能使用玉米糖浆或其他代用品，如果必要的话，将用色拉来代替甜点。纽约的参议员埃曼努尔·赛勒提出，埃莉诺的意见激起了蔗糖的抢购风潮，从而使蔗糖的定量供应变得不可避免。赛勒争辩道，没有埃莉诺的煽动造成人们心理恐慌而纷纷囤积居奇，就永远不会出现蔗糖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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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想过，”埃莉诺在自我辩解时相当天真地说，“我不能把真相告诉美国人民，不能指望他们严格自律。显而易见的是，一个外出购物的家庭主妇，为自己买了100磅蔗糖，把它储存在一边，正是这种行为对她自己和家人提高了蔗糖价格，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位家庭主妇不能买到足够多的蔗糖，以维持她在战争期间的生活所需……迟早有一天囤积居奇者将不得不面对蔗糖短缺问题，从一开始我们就与其他全体公民同甘共苦，风雨同舟，这是命运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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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前线，局势都在恶化。在远东，日本取得了如此彻底的胜利，就连日本人自己都感到惊奇。仅用了几个星期，大日本帝国就攫取了殖民国家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占领的地盘，差不多有100万平方英里的陆地——包括香港、泰国、马来亚、缅甸、荷属东印度群岛，有1亿人口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在菲律宾群岛，乔纳森·温赖特将军和他被敌人围困的部队已处于战败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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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西洋战区，美国在与德国潜艇的战斗中仍在继续吃败仗，商船沉没的速度比新船投入服役的速度更快。仅在1月份，就有43艘船葬身海底，1000余人丧生。希特勒正通过切断补给线的手段，打击美国战争机器的核心部分。“我们正在打一场运输战，一场轮船战。”美国海运委员会主席埃默里·兰德证实说，“一点儿也没有制造枪炮和坦克运离美国的感觉。”战争计划部副部长艾森豪威尔将军承认说，怒火已经难以遏制，“我们必须要有船只，而且我们眼下就需要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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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海上的战局陷入最低潮时，莫兰勋爵在伦敦的地图室里找到了丘吉尔，“他背对我站着，瞪着巨大的海图上代表德国潜艇的黑色小甲壳虫。‘可怕，’他咕哝着说。丘吉尔知道我们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在海战中输得一败涂地，而他对此束手无策。但愿上帝能让我扑灭那场看上去即将毁灭他的战争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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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星期天，战局似乎接近崩溃。作为西方势力在远东的象征的新加坡，在那天被日本攻占。“这一消息使许多人非常震惊。”埃莉诺在她的专栏文章中写道，“我已和总统谈过此事，总统带着听天由命的口气说：当然啦，对此我们早有预见。但是我知道许许多多的民众可不是这样。”在食品储备开始捉襟见肘、水源供应遭到威胁的情况下，阿瑟·珀西法尔将军走出阵营，举起白旗率众向日军司令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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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直面灾难，也许这是桩好事。”埃莉诺沉思着说，“因为我们太乐观了，期望很快取得胜利的心理使我们变得骄傲自大。现在我们必须找回内心的勇气去面对失败，并且坚持战斗直到胜利。那就意味着必须坚定不移，众志成城，勇往直前。而这些并不是我们的优点，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应当在身体和心智方面都变得坚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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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统助理威廉·哈瑟特的回忆中，总统在风暴的中心，依旧保持“镇定自若，从不急躁易怒”。在这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从远东不断传来坏消息，德国潜艇虎视眈眈，“但从没有人发出沮丧的声音，大家昂首挺胸，充满着高昂的斗志。”《纽约时报》记者安妮·奥哈尔·麦考米克在1942年1月30日罗斯福60岁生日那天很偶然地注意到，岁月在他的眼睛周围已刻上了深深的印记。但是“时间的流逝和太平洋上战败的沉重打击，都不能抹杀他稳若泰山的自信”。相反，尽管重任在肩，但无论身在何处，罗斯福都比同时代的任何领导人显得更加从容自在，在处理公务时更加游刃有余，“他的神智比过去更健全，态度也更加冷静。如果他在忧心忡忡，他也丝毫不动声色。”麦考米克总结说，实际上，也许是因为“疑难事宜均已解决，事关重大的论争均已尘埃落定，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应当说他的心情似乎比几个月前更轻松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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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得出结论说，如果战争的胜负取决于美国的船舶总吨数，那么唯一的答案是建造越来越多的船，达到德国人击沉舰只数目的两倍。在他的国情咨文中，罗斯福曾设立了一个高得难以想象的目标，即在1942年度造船的总吨位必须达到1800万吨。现在，在清醒地看到船只被击沉的悲惨情景之后，他更加坚定地抬起头，把造船目标提高到2400万吨。“我明白就自己而言这是一个可怕的决策。”罗斯福坦率地告诉埃默里·兰德，“但是我可以肯定，在这一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可以达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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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运输方面的危机在最糟糕的时刻发生了，海运长年不受重视，美国商业船队在吨位上只有“外贸船队的1/4，在航速和新建的一级海轮的数量上，分别只有外贸船队的1/5和1/8”。过去年产量不到100艘，美国海运委员会如今被责成造船2400艘；过去只负责46条海上航线，现在差不多增加到300条；过去这个委员会下辖10万人，而不久以后它的麾下却有70多万人马。在和平时期，一位轮船装配工通常要当4年学徒，如今见习期已缩短到7个星期。海军上将H.L.维克里直率地说：“这给你的感觉就像是拿着一颗拔掉了引线的手榴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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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成难以企及的任务，政府开始求助于一位名叫亨利·凯泽的企业家，他60岁了，却总也闲不住，曾经参与过博尔德水坝、大峡谷水坝以及奥克兰至旧金山大桥的建设。尽管没有接触过造船业，凯泽在管理上却颇有天才，他本能地领会了罗斯福关于“能量比效率更有效”的准则，1941年1月20日，他把推土机运往加州旧金山海湾对面的里奇蒙德，在那里建造了他的第一个船坞，85个工作日以后，他安装了船只的第一块龙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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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泽大手大脚地花着政府的钱，一旦找到钢铁就开始造船，他调集了手中所有能支配的起重机、吊车和推土机；他雇用工人几乎不考虑资格问题，其理论依据是任何人都能在工作中学习本领；他把大规模生产的技术移植到造船的工艺中，用电焊机代替打铆机，以减轻船舶重量，并能节省时间；他使用预制的舱壁、甲板和船体，以便使船只能尽快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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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泽的领导下，建造一艘船的平均耗时，从1940年的355天，降为1941年的194天，1942年的前几个月则进一步减少为69天。他仅仅经营了一年，就有6个新船坞投入使用。在被授予“朗恰洛特爵士”的称号时，凯泽已成为整个造船业的标兵。海运委员会将他创造的每一个新纪录都转换成全国范围内造船厂数量增加的进程表，其范围包括从巴思和南波特兰到诺福克和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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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后的产品——自由型轮船的确是一只丑小鸭，它缺少传统的造船标准，航速不快，一不小心就会裂成两半。但是罗斯福却得出结论说，现在就拥有许多凑合着造出来的船，每艘船可装载2840辆吉普车、440辆轻型坦克和300万立方的食物补给，总比在战败之后拥有一队速度较快、样子更好、经久耐损的船队要来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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