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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三方领导人显然个个都精神饱满，那天轮到斯大林主持正式的晚宴。斯大林的华筵在尤苏波夫宫举行，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其间宾客们站起来祝酒多达45次。斯大林提议为丘吉尔干杯，称他是“世界上最勇敢的政府人物”，“当欧洲其他的国家直挺挺倒在希特勒的铁蹄下时”，这位英勇无畏的领导人仍然领导他的伟大国家独自巍然屹立。作为礼尚往来，丘吉尔举杯祝贺斯大林，称他为“伟大国家的一位伟大领袖，领导他的国家狠狠打击了德国的战争机器”，而且对它造成了重创。斯大林然后又称赞罗斯福是“一个胸怀最宽阔的为国家利益着想的人；即使他的国家没有直接受到威胁，他也采取了很多手段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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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会议结束了，我认为很成功，”当总统一行离开雅尔塔时罗斯福高兴地向埃莉诺汇报道，“我有点累，但一切真的很好。收到你的信真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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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长期不在身边使埃莉诺难以忍受，尽管她在纽约的公寓里愉快地度过了第一个星期，但她在华盛顿似乎闲着无所事事，觉得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与她无缘，每天就等着丈夫和女儿的来信。“可爱的夫人收到你的信真的很高兴，”约翰告诉安娜。“她收不到什么外界的消息……那真是有点悲惨。”安娜和约翰几乎每天都忠实地给对方写信……“这是一个多么孤独的空空荡荡的地方，”约翰在安娜离开的那天对她说道，“只住了一个晚上，我就快要闷死了。”但是埃莉诺只收到富兰克林的两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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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斯福派提前从雅尔塔回来的白宫官员A．L．康拉德中尉送一束鲜花给埃莉诺时，情况也并没有好转。“康拉德中尉来吃午饭，”埃莉诺向富兰克林汇报道，“顺便把兰花带来了，他说这兰花是你吩咐他送给我的。非常感谢，亲爱的，但是我很怀疑他说的话是否是真的，因为你不会订兰花的（每年这时候兰花极其昂贵），所以我提醒你不要忘了付钱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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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个人的伤害似乎是次要的，当有关会议正式公报的通告传来时，埃莉诺非常高兴地听到就新的联合国机构问题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这对她来说是雅尔塔会议最为重要的问题。“全世界的人都将笑逐颜开！”她对富兰克林说道，“你一定非常满意，而且你一定显示出非凡的外交才能。我认为让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在旧金山召开真是一个天才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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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代表团在大苦湖登上“昆西”号时，他们简直是“欣喜若狂”，因为赞美的电报从全世界雪片般飞来。尽管协议的部分内容仍然保密，但是颁布的联合公报得到所有地方舆论引导者的热烈响应。从成立联合国到德国的赔偿问题、法国的作用问题以及波兰的边界问题，他们在这么多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威廉·席勒称这些协议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说这些协议似乎“证明了人们对这次重大会议所寄予的希望是值得的，甚至远远超过了人们对这次重大会议寄予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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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正发自内心地认为，”霍普金斯后来回忆道，“这是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祈求和谈论的新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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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昆西”号继续向西驶往阿尔及尔时，轮船上方似乎笼罩着层层阴影。霍普金斯此时病得非常严重，以致不能离开房舱半步，一想到要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穿越大西洋航行9天，他就非常害怕，所以他决定在阿尔及尔下船，在马拉卡什休息几天，然后坐飞机回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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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对霍普金斯下船的决定非常生气。“为什么哈里这么讨厌我，”他小声抱怨道，声音变得越来越轻。他指望霍普金斯帮忙起草雅尔塔会议的报告，因为霍普金斯答应过他一回国就把报告交到国会去的。尽管塞姆·罗森曼按计划要上船来帮助起草这份讲话，但是除了霍普金斯没有人了解发生的全部内情，也不知道哪些内容可以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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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简直要发疯了，”哈里的儿子罗伯特回忆道，“以致父亲下船时他都没和父亲说再见。他想父亲以前总是能恢复元气，为什么现在却不能呢？此外，恢复健康的最佳方式就是使精神振作起来，而振作精神的最佳办法就是与大家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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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自己也非常疲劳，他无法看到以前总是在他身边爱护他、为他奋斗的霍普金斯已到了疲劳的极限。罗斯福能看到的只是霍普金斯离开了他，就像以前米西离开他，以及更早以前路易斯·豪离开他时一样。如果罗斯福能够向霍普金斯解释一下他内心的那些感受，霍普金斯也许会留在船上的。但是可悲的是，他什么也没说，而这两位老朋友就这样冷淡地告别。结果成了他们的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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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罗斯福的军事助理、直率而又和蔼可亲的巴·沃森在“昆西”号在因脑出血去世了。“刚才他还活着，他的脉搏一下子就停止了跳动，”安娜在日记中写道。麦克因泰尔和布鲁恩把这个消息告诉待在舱房里的罗斯福，当时安娜在外面等候，担心得不得了。“他非常，非常难过，”布鲁恩回忆道。罗斯福说：“我对他的怀念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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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很多人认为沃森只是总统身边一个快乐的朋友，”塞姆·罗森曼说道。“但他不仅仅如此。他像米西一样，有一种直觉的本能，能够分辨出人类和人类行为的虚伪和真诚……总统已看到他那么多的朋友都一一去世，但是此时他的身体健康日趋虚弱和疲劳，法律顾问沃森的去世似乎比其他任何人的去世更使他抑郁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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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来，总统一直待在舱房里，沉默不语，心事重重，不愿意与罗森曼一起工作。“这是一艘令人伤心的船，”罗森曼回忆道。直到2月26日，按计划“昆西”号在纽波特纽斯港停泊的前一天，罗斯福终于同意仔细查看一下会议记录，然后开始准备演讲的工作。这“刚好还来得及，”罗森曼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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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沃森去世、霍普金斯生病的消息后，埃莉诺紧张地等着丈夫回家，担心他的身体会比离开时更糟糕。然而，令她惊讶的是，当他抵达华盛顿时，身体似乎出奇地好，尽管很难过，但旅途的兴奋喜悦之情还未退去，“使你暂时忘记”心中的不快，她说，他真是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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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瞧克里米亚的联合公报，”他对埃莉诺说道，“看看用图表标示的路线！从雅尔塔到莫斯科，到旧金山和墨西哥城到伦敦、华盛顿和巴黎！别忘了它还提到了柏林！这是一场全球的战争，而我们已经开始使它变成全球的和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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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雅尔塔会议逐渐被很多人认为是外交政策失败的象征，是对苏联的一系列让步妥协以致不可阻挡地导致冷战和东欧落入共产党的手中，围绕《雅尔塔协议》最初发表时的乐观评价都遭到严厉的批评。批评家们基于他们对后来所发生事件的了解——而这些事件当时的参与者们是无从知道的——把绝大部分的责任都怪罪到罗斯福的身上，说他是“雅尔塔的病夫”，不能胜任与斯大林谈判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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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断言的真实性如何？首先必须承认的是，罗斯福在雅尔塔确实病了。对任何一个见到他的人来说，很明显他的精力在逐渐衰退。“从医生的角度看，”莫兰勋爵写道，自魁北克见面以来他对总统身上的变化惊讶不已，“他体现出脑动脉硬化发展阶段的一切症状，所以我认为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埃夫里尔·哈里曼自11月以来就再没见到过总统，他同样也大吃一惊。“在我看来，他的身体状况毫无疑问正日趋恶化，”哈里曼后来承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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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仍然存在：罗斯福的身体状况是否影响了他的判断力？答案没那么简单。在会议上与他合作非常密切的美国人——斯特廷斯、李海、哈里曼以及贝尔纳斯——一致认为罗斯福任何时候都完全能支配他的官能。哈里曼认为，应该承认，漫长的会议使他很劳累，“不过他早已草拟了明确的目标，而且清楚地记在脑子里，谈判时他就运用自己出色的技巧和洞察力朝这个目的努力。”海军上将李海也表示同意。李海后来说：“我觉得罗斯福非常熟练地主持了克里米亚会议，而且他的个性对讨论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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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第一次在雅尔塔看到罗斯福时就感到失去信心的安东尼·艾登后来也承认，罗斯福身体不好似乎并没有改变他的判断。令艾登惊讶的是，他不仅在一连串的会议上与丘吉尔保持联系，而且还挤出时间进行一个完全单独的计划——与斯大林就远东问题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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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罗斯福身体更好一些，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他可能更加坚定一些——在波兰问题上他可能坚持采取更加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对苏联在远东利益的承诺可以更模棱两可一些，他可以更加坚决地反对增加两个额外的联合国席位。但是最终，并没有迹象表明语言的微妙之处会对事件的发展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斯大林决心已定，想怎样就怎样，”埃夫里尔·哈里曼多年后得出结论道，“他一定会篡改或是违反协定，哪怕协定订得天衣无缝。”当然除非美国人民愿意与苏联一起参与对波兰或对拉脱维亚或对立陶宛的战争，但哈里曼非常怀疑他们会愿意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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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1日中午，总统来到了国会大厦，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会议厅里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都焦急地等待总统对雅尔塔会议的汇报。按照传统的仪式，门卫宣布最高法院的成员名单，内阁成员名单，最后宣布美国总统驾到。当大门一打开，人们发现总统坐在他的轮椅上时，巨大的会议厅里鸦雀无声。在总统向国会发表讲话的所有时候，这是第一次他让自己坐着轮椅从走廊上下来，从前他总是让同事用手扶着他或是自己拄着拐杖，然后走向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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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这也是第一次，他不是站在位置高于讲坛区的讲台后面，而是坐在一个软椅中，椅子则放在讲台下方地板上的一个小桌子前面。“我希望你们能原谅我在汇报时采取这么一种反常的坐姿，”他开始时说道，“但是我知道你们会很清楚这样会使我觉得更舒服一些，因为我大腿根部不能承受大约10磅重的钢条，而且因为我刚刚结束一次跨越14000英里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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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会议厅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弗朗西斯·帕金斯坐在前排，发现自己激动得差点流泪。“这是第一次他提到他自己的无能，他的残疾，而且他是用一种最富魅力的方式提及此事。我觉得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意识到他事实上就是在说，‘你们看到了，我是一个残疾人。’他以前从没这样说过，而且这样的事情也是在他面前任何人都不曾说过或是提到过的。这样做不得体，而且不可以这么做。他却不得不在国会面前卑躬屈膝地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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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家休斯·加拉格贴切的话来说，12年来，罗斯福一直在进行绝妙的蒙蔽。公众们不知道他们的总统只能站很短的时间，他只能在借助外力推动的情况下才能走路，他不得不让人抬着上下楼梯，晚上让他的贴身男仆扶他上床睡觉。埃莉诺的年轻朋友简·普拉卡斯仍然记得她第一次意识到罗斯福的残疾程度时是多么的惊讶，“我在瓦尔基尔野餐，看见一辆小汽车开上来，两个大个子特工人员把罗斯福从车后座上抬出来，把他放进轮椅。我从没想过他不会走路。我永远也无法忘记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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