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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就职结束几分钟后，埃莉诺前往温泉镇。当她来到白宫的前门廊时，她与安娜说了几分钟话，安娜将留下来协商一下葬礼仪式的计划安排。当她朝汽车走去时，她屈身向聚集的人群致意，看到站在那里的有礼宾官、门卫以及女记者。“到最后时刻她仍是一个坚强的人，”记者贝斯·法曼惊叹道。然后她与安娜吻别，“迈着她一贯的坚定步伐大踏步地朝等候在那里的小轿车走去，一言不发、独自一个人地朝她的丈夫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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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霍普金斯听到这个消息时还在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的圣玛丽医院，尽管他很虚弱，但他还是计划要马上飞往华盛顿。他从病床上起来，开始给朋友们打电话，他感到需要与人谈谈罗斯福。“你和我都得到了非常珍贵的东西，我们可以让它伴我们度过余生，”他对罗伯特·舍伍德说道，“这是一个伟大的认识，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是什么东西让这么多的人信任他，是什么东西让他们这样爱戴他，总统从来没让他们失望。那就是你和我会永远记在心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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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们都知道他可能会使人很恼火，”霍普金斯继续说道，“他似乎还有点见风使舵，敷衍了事，而且当我们认为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做出太多的让步时，他会让我们大家感到焦躁不安。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不重要的事情，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他确实知道它们其实是多么渺小和不重要。但是在大事情上——所有那些真正永远至关重要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让人们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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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丘吉尔听到罗斯福去世时已是伦敦时间午夜过后，“我觉得好像全身遭到重击，”丘吉尔回忆道，“我与这位杰出人物的关系对我们一起工作的漫长而困难的岁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这样的关系终于结束了，而且这是一种切肤之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这种感觉更是让我无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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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的哈里曼大使得知罗斯福去世的消息大约是在当地时间凌晨3点。他开车去克里姆林宫告诉了斯大林。这位苏联领导人显得“非常沉痛”，哈里曼写道，握着大使的手足足将近30秒才让他坐下来说话。斯大林然后详细地向哈里曼询问了罗斯福去世的情况，并且发了一封信去国务院要求进行尸检，鉴定一下罗斯福是否是被毒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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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消息传遍美国的城镇时，普通老百姓、政治家以及记者都难以接受罗斯福去世的事实。对那些不管是崇拜他的人，还是鄙视他的人来说，没有罗斯福的美国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他去世时已当了13年总统，那些刚满21岁这个合法选举年龄的年轻人正好参加了他的第四次总统选举，当总统第一次宣誓就职时他们只有9岁。女学生安妮·勒尔夫记得在听到罗斯福已经去世的消息之后骑车返回操场时，她就“像个小孩子似的感到世界末日就要到了，因为他是我知道的唯一的一位总统。我几乎没有意识到可能会有其他的总统。一直以来都是他在当总统，他就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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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I．F．斯通正在纽约的《公共管理》新闻办公室工作，突然一名勤务工手里拿着一份联合新闻社证实总统死亡的报道从电讯室跑了出来。“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斯通回忆道，“似乎就是难以置信，就像噩梦中发生的事情，因为在恐惧的背后是一种让人放心的感觉，你一觉醒来发现这只不过是一场梦。当传来凯撒·奥古斯都去世的消息时，罗马人一定也是这样的感觉。”新闻记者斯图兹·特科尔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斯蒂文斯饭店喝酒。“所有的人都走了。我沿着密歇根大道往南走，我禁不住哭了，所有的人都在哭泣。”记者杰克·阿兹库尔达当时正在《新闻日报》的办公室，“天哪，办公室有声称是属于共和党的人，也有可能来自从事股票经纪业务世家的永远也不会原谅罗斯福的人……但是我能记得我和其中的一些人一起来到酒吧，这是我们出版完一份新报纸后经常来闲逛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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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奥尔本·巴克利对记者们说道，“这是有史以来发生的最大悲剧之一。”共和党人士、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先生同意这个说法。“总统的去世，”他说道，“使我们的时代失去了一位事业正处于顶峰时期的伟大人物，使世人震惊，因为他的言行比其他任何人对整个世界都更为重要。他死得像一位战争英雄，因为他实际上是为美国人民的利益而鞠躬尽瘁。”193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夫·兰顿说道：“他不能活着看到最伟大事业的实现，真是一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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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一贯严肃沉稳的《纽约时报》也发表大量赞扬的社论文章，“从现在起的100年里，人类应跪下来感谢上帝让富兰克林．D．罗斯福入主白宫……是他，而不是其他什么人促成了联合国的大联盟……是他的领导才能鼓舞了全世界每一个地方的自由人士以更加伟大的理想和勇气去进行战斗。现在他的这些天才和能力一去不复返了……对小人物和地位低下的人们的艰难和困苦、失望和希望就像他自然而然地呼吸空气一样表现出强烈的、发自内心的关心，现在也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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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曾经说过，邂逅富兰克林就像打开你的第一瓶香槟酒，他的谈话轻松愉快而充满智慧，他的人格光彩夺目，他的内心充满活力，罗斯福真心诚意地爱戴人民，他喜欢承担责任，而且极喜欢当总统。在我们当今的总统当中，只有他“没有要有与之相配的办公室这样的概念”，政治学家理查德·纽斯塔德说道，“他就是办公室，他的办公室概念就是自己在办公室。”他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习惯去忧郁地深思默想那些当总统带来的“负担”。“如果你行的话，难道你不想当总统吗？”有一次他这样天真地问一位朋友，“难道所有的人都不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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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米西·莱汉德在一旁相帮着整理邮票，由妻子陪伴检阅军队，向哈里·霍普金斯探听最近的好莱坞传闻，享受时髦女士陪伴在身旁带来的快乐，拉拢潜在的对手，发表炉边讲话，平息一名不满的内阁官员的怒气，与记者们作妙趣横生的如流对答，还是与丘吉尔进行密谈，罗斯福的热情洋溢渗透到他领导才能的每一个方面。“在罗斯福的领导下，”历史学家威廉·吕克腾博格说道，“白宫成了所有政府关注的中心——成了各种思想的来源，行动的发起者，以及全国利益的代表，他接任的这个政府部门在此前的12年中威望和权力大大下降，现在他恢复了它的重要性，这一切甚至远远超过了西奥多·罗斯福以及伍德罗·威尔逊所做的一切。他为现代的总统职位赋予了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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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20世纪或者可以说任何一个世纪以来少数几个杰出的政治家之一，”英国哲学家艾赛亚·伯林写道，“他似乎对未来毫不害怕，”尽管美国对1940年春天的战争没有做丝毫的准备，但是罗斯福从不怀疑美国的后方会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自由人民不受压抑的能量能够战胜最为厉害的极权主义政府。在他的脑子里，有了美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没有战胜不了的巨大危险，没有战胜不了的巨大挑战。他提供了行动框架、机会以及妙计，剩下的事情就让人民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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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诋毁白宫的混乱与乱七八糟的状态，诋毁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职责范围互相重叠，下发的命令前后矛盾的官僚机构，成了一种时髦。然而，事后细细加以思考，似乎又觉得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机构都可能不会像罗斯福领导的美国那样取得了这么多的胜利，进行了这么多的改制。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机构。它没有总体规则，没有简单划一的责任部门，没有责任的明确分配。战争期间这个国家的行为只是反映了个别人的性格、长处和弱点。一个小人物，一个几乎没有自我的人会寻求更加严格的管制，寻求以更僵硬的方式去承担责任和掌权。但是罗斯福从来不觉得他或者他的领导地位受到各种纷杂事情和混乱局面的威胁。他会去尝试任何事情，他会同时朝着不同的方向行动，他放马任其驰骋且从不怀疑自己驾驭这些奔马的能力，即使它们有失去控制的危险。只要后方基础很强大，只要绝大多数美国公民已投入到生产工作中去，即便事情乱到极点他也承受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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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批评家们肯定地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他就会束缚限制自由企业制。至今为止，富兰克林仍然是大政府和计划经济的象征。然而，战争期间，在罗斯福的领导下，他的政府和私人企业主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使企业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意识到它全部的潜能。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政府管制，私营生产商们可以自由地与政府进行合同谈判，而且没有一家企业被命令要搬到什么地方或是在什么地方从事生产。公司不受反垄断法的约束，可以冲销投资的全部成本，给它们提供财政和物质资源以便能完成合同，而且保证有巨额利润。曾经声称他的目的是要掌管一大批有组织的金钱的这位领导已成了他们最大的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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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在战争期间他全力支持公司，罗斯福仍坚持要保持前一个十年的社会改革成果。他与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不是以美国工人们为代价而换来的。相反，战争期间美国的工人享有充分的就业，得到高额收入，获得新的附加福利，并享受累进免税代码制。工会的会员数增加了600多万。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罗斯福极力与之斗争但收效有限的经济大萧条已经结束。促使公司和劳动力获得如此发展是武器和机动车辆惊人的、似乎永无止境的产量，它大大超过了罗斯福的预计，而这曾经被经济学家和生意人都嘲弄为“不切实际的”。尽管罗斯福没有活着看见战争的结束，但是他要使美国成为“民主的兵工厂”的目标在他去世以前就完全实现了。在1940年到1945年间，美国为盟军的事业贡献了将近30万架飞机，美国的工厂制造了200多万辆卡车、10735辆坦克、87620艘战船、5475艘货船、2000多万支步枪、机关枪和手枪，以及440亿箱弹药。“毫无疑问，”军事历史学家们得出结论认为，“赢得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美国提供的大量战争物资而不是盟军在人数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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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都是天文数字，它们的重要意义是无法表达清楚的，”历史学家布鲁斯·卡顿写道，“打个比方说，这相当于每个月可以修建一条巴拿马运河，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剩余；那还是一个低估的数字，它的全部意义仍然没有完全表达出来，它的全部意义几乎是非人力所能理解得了的。这里展示的力量甚至远远超过以前那些极其自负而又骄傲自大的美国人的想象。这种没有东西能与之相比的力量——事实上从具体的角度上来说，确实没有——是再也不可能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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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成功地动员全国人民全体行动起来达到一种非凡的程度，这主要依靠他对他的追随者们有一种超人的敏感性，有能力正确评估公众情绪，并且领导人民每次都前进一大步。比起以前的任何一位总统，他更注重研究民意：他阅读各种报纸；他分析民意调查；他一有可能就去全国各地访问，当他不能去时就派他妻子去；他召集有性格冲突的人在一起工作以便获得不同的见解；就餐时他试探来访者的看法；他会在记者们身上试试他们对他的观点的反应。但这靠的不仅仅是勤奋。像所有伟大艺术家一样，罗斯福依靠自己的直觉把最微小的细节和最不相干的感想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协调的模式，他能够觉察到别人在想什么，有什么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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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他有一种极好的时机感。他知道什么时候行使总统的权力，什么时候留待后用，什么时候向前进，什么时候向后退。他曾经说过：“我就像一只猫，我迅速行动，然后再休息。”从战争一开始，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盟国的事业中，但是他知道他不得不把决策、发表讲话以及事态的发展结合起来而渐渐地把主张美国不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民说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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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等到人们对法西斯入侵西欧的反应越来越强烈时才于1940年5月16日在国会的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让一群公民代表于1940年夏天带头起草法案，而他则集中精力与英国做驱逐舰的生意。然后，当看上去草案似乎要遭到失败时，他表示了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使得法案得以通过。收到丘吉尔因为英国的财政危机而发来的紧急求助信之后，他在“图斯卡鲁萨”号上静静地坐了好几天才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把武器“租借”给英国，战后以实物偿还。然后，他又准确意识到当时公众对这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因此他成功地让国会和全国人民接受了“租借”这种想法，认为这是美国对战争的最佳选择方案。1941年春天，在为船只进行护航这个问题上，他抵制了巨大的压力，人们认为为船只护航会使美国人在做好准备之前就被卷入到战争中去。然而，他再一次准确地把握了公众情绪的状态——在大家愈发积极地投入到盟国事业的时候，由于担心派遣美国士兵到海外去，这种积极性受到了破坏——他生动讲述了海上发生的严重形势，宣布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时刻”，这使他行动的步子看上去似乎比实际上迈得更大。他决定不能让一个意见不一的国家投入到战争中去，他要等待事态的发展而把国家团结起来。当这个《租借法案》在1941年经过一次投票表决就在众议院得到通过时，证明了他明智的估计。等到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主张美国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抵制主义终于被彻底击碎，并使大家齐心协力，这是赢取战争胜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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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时机感在他作为最高统帅所采取的行动中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每次都知道什么时候该行使自己的权力，什么时候该留待后用。他挑选并组成了一支一流的军事人才队伍，其中包括马歇尔、金、阿诺德、李海，并给他们指挥战争的充分自由。斯蒂姆森充满敬意地说道，罗斯福从来没有出于个人或政治的动机推翻他手下指挥官的决定，一次也没有。尽管如果进攻北非的军队能够提前几天发动，民主党的力量就可能在1942年的选举中得到大大加强，但是他没有干预艾森豪威尔做出的在选举结束6天后开始登陆北非的决定。在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珍珠港事件后的几个星期里、瓜达尔卡纳尔事件的早期、巴尔奇战役——他一直很冷静，沉着，赢得了他的每一位指挥官的深深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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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关键时刻，面对他的军事顾问的反对，他有勇气克服阻力强行做出行动，而且几乎所有的这些行动都对战争有利益。1940年，他坚持给缺乏军事装备的英国进行大力援助，尽管他的军事参谋们警告他这样做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安全。当他的军事顾问们认为苏联几乎不可能坚持下去的时候，他把苏联也纳入他的租借保护伞之下。他鼓励杜德尔突袭日本，结果出乎意外地导致了中途岛战役的巨大胜利。他亲自做出了引起激烈争论的进攻北非的决定，后来又授权麦克阿瑟，同意让他夺回菲律宾。是罗斯福对B-29超级轰炸机的生产做出大胆的冒险行动，是他决定花费20亿美元进行原子弹的试验，是他要求盟国在战争结束之前要投入到重建战后格局的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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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罗斯福在战时领导中也有错误，在1940年到1941年内他损失了宝贵的一年时间，那时全民动员的工作得到大力推动，正如华盛顿的律师乔·拉什所言，那时“民主的兵工厂更多的是民主而不是真正的工厂”。确实，要不是因为英国人和苏联人的英勇抵抗而赢得了一些时间，美国人就不可能及时遏制住轴心国的先启动优势，从而影响战争的进程。而且当总动员已经开始进行时，他却没能够保护小企业的利益，而且赞同军方的倾向，慷慨地与国家的工业巨头签订合同。就是在战争的岁月里所形成的这种关系才导致了在战后的美国出现了“军事工业大联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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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还必须承认，他缺乏远见，从而导致对日裔美国人强迫进行重新安置。另外也必须承认，他对屠杀欧洲犹太人没有能够做出更加果断的反应。罗斯福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赢取战争胜利上面，他错误地接受了这个貌似有理的观点，即把日裔美国人监管起来是军事上的需要。他这样做，剥夺了成千上万日裔男人、妇女以及儿童的公民自由，践踏了他自己也十分珍视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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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弄清罗斯福就欧洲犹太人问题所采取的行动和迟迟不动就更为复杂。他认为赢得战争胜利是拯救犹太人的最佳办法。而且他的想法也有道理，在1942年中，当对犹太人进行有组织的屠杀的消息传到西方国家时，除了尽可能快地赢取战争胜利之外，要发动大规模的援救行动已为时太晚。但罗斯福的注意力过分集中而使他看不到本可以采取一系列较小规模的措施——战争难民委员会本可以更早一点建立，并给予它更多的权力，美国本可以向德国施加更多的压力让它释放犹太人，向中立国施加更多的压力让它们接收犹太人，美国空军本可以轰炸铁路和集中营。“所有的这些提议都不能保证取得很好的结果，”研究大屠杀的学者大卫·怀曼说道，“但是这一切都值得慎重考虑……即使拯救的生命很少或者一个都没有，但起码尽到了道义上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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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终，罗斯福的优点还是超过了他的不足之处。尽管存在混乱和矛盾，存在利益冲突和各自不同的目标，美国人民还是成功地联合在一起，投入到前所未有的国家事业中去。确实，有时，似乎只有罗斯福本人才真正懂得国家在国内做出的努力和国家在全球进行的努力之间的复杂而又变幻不定的关系。“他比其他任何人，”历史学家埃瑞克·拉腊比在他的有关罗斯福战时领导才能研究一书中得出结论道，“都更出色地领导了这场战争，出色得足以令他的国人心怀感激，不管当时还是以后，也值得受到他帮助解脱轴心国暴政统治枷锁的那些人的感谢。他作为一名最高统帅的行为表现……不愧为伟大领袖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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