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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的时候，我的童年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情况所迫，我成了一个小大人。战争给我的家庭、给巴黎、给法国都带来了变动。战争产生的某种层面的破坏，就像丧钟一样，封杀了我此前生活中的安逸和幻想。普法战争是我成年期教育的开端。家里的恐慌，大街小巷里的混乱—我所耳闻目睹的一切，都坚定了我的决心，并促使我用一生的时间去寻找暴力、武装冲突的替代品。是的，在被德国打败之后，我对祖国心怀愤恨；年轻的时候，我也的确想通过辉煌的战果振兴祖国的荣耀。然而，后来我领悟到了在和平社会的生活里知识和道德的潜力，从此就打消了好战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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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71年我就8岁了。此前，巴黎被普军包围了105天，城里20万市民食不果腹。前一年夏天由拿破仑三世挑起的普法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个灾难。当年9月，拿破仑三世及8万法军将士在色当投降；我们都知道，德国人打到巴黎只是个时间问题。9月18日，普军包围巴黎，封锁了物资和人员的进出。第二年1月6日，普军炮轰巴黎城。有些炮弹打到了拉丁区，击中了先贤祠和索邦大学，把塞纳河左岸的我们吓得提心吊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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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个哥哥—保罗和阿尔伯特—当时在国民军（National Army）服役；他们当时就驻扎在巴黎市内。他们俩都是军官，所以，能给我们的父母带来战事消息，并提供一些保护。我们家就在巴黎军校旁边，不管怎么说，军队是必不可少的。父母尽量保持家里生活的常态，他们让莫德（Maude）—我们的住家女仆—每天都照常准备晚餐，我和姐姐玛利亚都要坐在桌旁用餐。父亲把家里的仆人都留用了，甚至连车夫亨利（Henri）也留下了—虽然我们不坐马车或骑马去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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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日那天晚上，家里照常热热闹闹地给我庆生，还送了我一个新马鞍、一双新马靴；我也假装高兴，但我知道，很长时间里我都不可能骑着西拉诺（Cyrano）—我最喜欢的马—出去了。当晚，蛋糕端上来时，哥哥保罗回来了。他头戴插着羽毛的军帽，脸被军帽上的扣带勒得很紧；身上穿着金扣蓝色军装，胸前一条红色饰带；脚穿长筒靴，腰里挂着一把银色的指挥刀。他大步走进门来，刀鞘随着步伐来回摆动。他抱了抱我，祝我生日快乐，又迫不及待地转向父母，低声向他们通告最新的战况。我听见他们谈论着蒙马特区那边闹起了革命，还有跟普军作战时的节节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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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叫我回房间睡觉，但我跟以前一样爬到楼梯口，听见了他们所有的谈话内容。哥哥说，很多富人家的房子都被砸抢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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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巴黎公社掌控了巴黎，并设起了街垒路障。梯也尔指挥官74意识到，国民自卫队（the National Guard）早已背叛誓言，与巴黎公社携手掀起暴乱；在这种情况下，与他们在巴黎展开巷战没什么胜算，于是就把国民军撤到了凡尔赛。保罗和阿尔伯特跟随部队撤离巴黎；母亲整日担惊受怕。两个哥哥在身边，她才会有安全感。话虽如此，但我们身边还是有军队保护的，我想，他们在那段时间里保住了我们一家人的生命。巴黎军校里驻扎了一个营的兵力，以保护军队的财产。有一次，叛军在通往蒙帕纳斯75的荣军院大道上—就在我们居住的乌迪诺大街南面几个街区处—设立了街垒，接着就迅速被政府军的骑兵和几个陆战排清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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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战争的创伤渐渐使我们所有人产生了对社会秩序的深切渴望。巴黎公社的暴乱，街头的路障战垒，国人无缘无故地互相残杀，市民被莫须有地扣上罪名，因为地位，或仅仅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而受到迫害，对某种颜色的盲目的狂热76，弱者得势之后的残虐无情……一切都是那么疯狂。那段时期的耳闻目睹，以及家人的惶恐不可终日，都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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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变成了一个狂乱的国度，充满了民众的暴行和偏执的报复，巴黎变成了恶行的地狱，落入一无同情心二无道德感的暴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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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里普斯，天色已晚。圣克莱尔与顾拜旦当天的访谈行将结束。顾拜旦站起身，系着马甲扣子，准备离开。圣克莱尔这时开口问道，他是否目睹过暴行、战斗，或知道一些战争中的英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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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拜旦停下系扣子的动作，头垂了下去。“在巴黎围城期间，仅在一天时间里，我就看到太多的流血，从此不愿再离战争那么近。”他答道，又坐下了。“不过确实，我见过很多英雄事迹。我们家里就有个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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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顾拜旦又讲述了一个小时之久，中间未有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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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围城期间，在巴黎公社暴乱尚未逼得家人深居简出之前，母亲就感觉到有责任去帮助别人。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所以父母对我呵护有加，尽管如此，她到市里去救助伤病员时，还是会把我带在身边。出门前，母亲会为自己，也为我在胳膊上缠上红十字袖标。她一再嘱咐我，一定要时刻戴着袖标，一定不能丢。她称我是她的‘勤务兵’，她在诊所忙碌时，总指挥着我给她打下手，拿这拿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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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上穿行时，我们总是走得很快。街上运送伤病的队伍、马车络绎不绝，我们唯恐碍事。我印象最深的，是四处可见的红十字旗帜；有的是挂在阳台上，有的是挑在凑合做成的旗杆上，从四面八方指向大街。城外战事正酣，而城里的每一栋开放式建筑似乎都变成了流动医院；稍有点医疗设备，就是一个小医院。我记得奥德昂酒店（Odéon）、法兰西喜剧院（Comédie-Française）、荣军院都挂上了红十字旗，还有学校、面包店、餐馆……到处都是。即便是在战后，我和父亲在城里散步时，还曾在杜伊勒里宫77的碎石堆里找到被烧了半截的红十字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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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两次，母亲带我去了同一个地方，位于圣日耳曼区（Saint-Germain）龙街（rue du Dragon）的一个小药房。一位名叫安托万（Antoine）的医生跟几个护士在这里工作，主要是救治那些自己回家的伤病人员，为他们清洗爆炸伤口，还医治男女平民及因各种疾病而发烧的孩子。药房里的医疗用品很齐全，母亲也受过一些医疗培训，所以她知道很多药品的使用方法。她擅长安抚伤病号，还能熟练使用针剂、药膏和药液。她能缝合伤口，我则是负责提供干净的热水，还帮她从后面的架子上拿绷带和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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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直反对母亲的工作，他们常常在晚饭时为此争吵不休。但母亲往往会拿上帝当挡箭牌，她总说，救助人民、为祖国出力是她的宗教义务，上帝赐予我们一家福气，我们需要以善行当作回报。父亲常常无言以对。母亲是无畏的，认为上帝会保护我们免受伤害，而连我都知道那只是一秉虔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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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在药房里，两个人用担架抬着一位军官进来。他的老母亲在一边哭泣，恳求安托万医生救救他的儿子。那人身上红蓝色的军装已经浸透了血迹。前厅中间有个桌子，就在窗户下面——医生就是在这个桌子上救治伤员，而窗外总是聚集了很多好奇的民众。大家把这位军官抬到桌子上，安托万医生安慰着那位老母亲，将她带出门去。母亲为伤员脱去上衣，发现他的胸前口袋里露出一角纸片。她把他的上衣脱下，开始为他清洗肩部伤口；安托万医生则是寻找伤口里面的子弹。那人痛苦地醒了过来，面带恐惧，喃喃地说什么美国什么的。安托万轻声跟他说了几句话，然后让他嗅了嗅沾有乙醚的布条，使他昏睡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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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口处理完毕，母亲从那人的上衣口袋里抽出纸条，将其拿给安托万医生看。上写‘要是我受伤了，请把我送到美国流动医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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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流动医院在哪里？’母亲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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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帝国大道（avenue de l’Impératrice）上，是个很棒的医院。将士们都愿到那里治疗，因为美国人在内战期间学会了如何高效救治伤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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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哪些救治知识是我们不会的？’母亲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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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玛莉。’安托万医生答道，‘要是你想去那里工作，我可以安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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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托万医生敬佩母亲的医护技巧，也很感激母亲为他的诊所所做的贡献，但他知道她想帮助更多人，所以就将母亲推荐给他的朋友托马斯·埃文斯医生（Dr. Thomas Evans），也就是美国流动医院的创办人。在美国的流动医院，仅仅在漫长而震惊的一天时间里，我就见识到母亲身上无比的勇气，我不知道一个女人竟然能那么勇敢。那天过后，母亲在我心中就像圣女贞德78一样，她满身是血地救治战场上倒下的人，以此来保卫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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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拜旦对母亲在美国流动医院工作情景的悲伤回忆，令圣克莱尔为之感动不已。他随即将其整理成稿，呈给梅斯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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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巴黎被围，查尔斯·德·顾拜旦还是设法出城，与儿子们一起去谢夫勒斯看望自己垂危的父亲。那是一个周间上午，皮埃尔正在客厅里玩，这时母亲叫他和玛利亚到走廊里去。母亲当时头戴护士帽，胳膊上戴着红十字袖标，身边站着家里的车夫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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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到美国流动医院去工作，我不想把你们俩留在家里。穿上外套，戴上这个。”说着，她递给他们两个红十字袖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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