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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我说起过，我是在天主教家庭长大的。天主教，跟基督教一样，都是有关死亡的宗教。这就是我们把死者埋在教堂的原因。在教堂，在学校，我们宣扬的是肉体与灵魂的分离，约束肉体和本能的欲望，尤其是将自己劈成灵肉冲突的两面。在天主教的影响下，我们的社会禁欲主义盛行，抑制人的本性，这是不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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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古希腊文明中，明显是着重于此生此世。事实上，希腊精神是对人性的礼拜，而奥运会就是其巅峰表现，旨在展现人类肉体卓越之处。在我看来，奥林匹克主义与死亡宗教有着泾渭之别，但我不认为它摒弃了宗教信仰，我认为它是一种人生哲学—关注于上帝赐予我们的有生之乐。这些对我来说不言而喻，我很小的时候就在游戏中体验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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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现代体育需要宗教的一些特征。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能煽动情绪，带来愉悦和欢欣，通过观看赛场内运动员的英雄壮举而心生敬畏，凝聚人心，能使国民充满健康的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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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克莱尔听言，想起了他参加过的数次奥运会庄严的开幕式。“于是您就有意在奥运会上加入了宗教的仪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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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有之。我不仅借鉴了教堂的做法，还借鉴了治国的经验。我发现，体育尚未真正普及，覆盖面还不够，没有像宗教一样的情绪影响力，但是爱国主义可以。爱国主义就是其中关键。它有必备的精神力量，能激起人的自豪感—且不论是自豪还是自大，它能煽动情绪，凝聚人心，团结大众，通过意志力克服困难，扫除理性方面的异议。我找到了可行的办法，那就是把体育运动和爱国主义相结合，为现代社会创造一种新的宗教，但是没有神，只有信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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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和美国，运动队的标志和队服特色鲜明。英国学校的帽子是一种荣誉的标志，不论是对戴帽子的人还是赛场边上为之加油欢呼的人都是如此。可论及影响力，最大的还是国旗。在雅典奥运会的第一天，当美国国旗升起的时候，这个道理就得以清晰验证：现代体育具有这种影响力，它能瞬间点燃爱国热情，令每个人都对国家心生忠诚。我想让法国也有这种影响力，因为我们需要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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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一个年轻的政权，它的发展就像一艘帆船驶向光明的前途，却因大风浪而飘摇不前。法国人都有一种观点，那就是我们都是先锋，我们在建设一个新国家，创造一个新世界，我们对国家的发展方向人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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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共和国，爱国情绪在任何谈话中都有表现，随处可闻可见。在任何集会场所升起国旗，就像入夜时点燃火把一样普遍。而体育，我知道，它具有这种影响力。它能用民族自豪感将民众凝聚在一起，同心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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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拜旦的话说完了。一片静谧之中，只听得江水汩汩。圣克莱尔再次抬头，看着山谷里月光铺洒的屋顶，说：“皮埃尔，您的宗教已经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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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过后，8月底，二人一起返回洛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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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拜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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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拜旦传 去世与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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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星期四。早上，圣克莱尔与朱丽叶在阳台上悠闲地吃着早饭，享受着温暖的阳光下来自湖面的清新空气。吃过早饭，圣克莱尔骑车去了日内瓦湖。顾拜旦每天都要绕湖散步4英里。圣克莱尔和顾拜旦约好10点—顾拜旦散步结束时—在梅尔罗斯旅馆碰面。他们要再做一天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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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克莱尔用力踩着脚蹬，自行车在路上飞驰，穿过尼永镇（Nyon）向科佩城堡而去。他的背包里装着1896年雅典奥运会及随后勒阿弗尔大会的书稿，他觉得传记最难的部分已经完成了。从1900年巴黎奥运会到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发展与演变，已有详尽档案。官方报告、记录簿、国际奥委会的官方杂志《奥运时事》（Olympic Revue）、奥运会的新闻报道，尤其是奥运会杰出人物的记录，都将为他提供丰富的素材，为传记的剩余部分增砖添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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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很多耐力运动员一样，圣克莱尔发现高强度运动有助于厘清思路。来到日内瓦湖近处，他骑得更用力了，迎面而来的风吹得他流下泪来。他一边骑车，一边考虑着传记的结构。他早已想好，传记剩余的内容主要围绕两件大事展开：一是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的成功，那是世界大战前近乎完美的一届奥运会；二是1924年巴黎奥运会，那是顾拜旦事业的巅峰。在圣克莱尔看来，1896年的首届奥运会，与将其复兴的索邦大会同等重要。他打算将顾拜旦描写成塑造了历史的人，他通过三届奥运会，跨越时空，按自己的意愿影响了不同的文明—尤其是希腊、斯堪的纳维亚和法国，不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来看，都展现了顾拜旦的高瞻远瞩、不屈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