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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林匹克文化大赛上，顾拜旦赢得了诗歌比赛的冠军。这首散文诗名为《体育颂》，顾拜旦署了两个笔名，一是乔治·霍罗德（George Hohrod），一是M.艾歇巴赫（M. Eschbach）。在诗中，顾拜旦洋洋洒洒地表达了他对体育影响力的信念。他赞美体育：“啊，体育，你是如此美丽！……”继而排比下来，依次赞美了体育的公平以及带来的荣耀、快乐、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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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为铺垫，顾拜旦对奥运会的国际影响力更加自信了。他打算让奥运会接受一次“终极检测”。尽管困难重重，但他相信，他的奥林匹克运动能缓解国家间的敌意。于是，他将1916年奥运会的主办地选在了德国柏林，将此次奥运会的筹备大任交给了卡尔·蒂姆领导的团队。蒂姆当时还很年轻，是位精力充沛的体育行政官员兼作家。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他成了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位得力干将，但随后却做了第三帝国的爪牙，以致晚节不保。接着，世界大战爆发了，1916年柏林奥运会因之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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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心切的顾拜旦参了军，时年51岁。为了保护奥林匹克运动，为奥运会寻找一个中立的“家”，免受战祸， 1915年，他把国际奥委会总部从巴黎迁到洛桑。战后，比利时人亨利·德·巴耶-拉图尔站了出来，提议由安特卫普承办1920年奥运会。巴耶-拉图尔是位马术运动员，对体育的影响力深信不疑。7年后，他从顾拜旦手里接任了国际奥委会主席一职。奥运会又一次在濒临流产之际被一座城市拯救。此时距奥运会召开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但巴耶-拉图尔及其团队向世人证明：他们能胜任此项工作。安特卫普奥运会朴素而盛大，令世人记住了奥林匹克理想的经久不衰及主办城市的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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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五环旗是顾拜旦亲自设计的，于1913年巴黎大会上获国际奥委会通过，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旗帜。它首次正式亮相是在安特卫普奥运会上，也标志着一系列改变奥林匹克历史的创新举措的开始。安特卫普奥运会刚过，国际奥委会就成立了执委会92，这也是自从1896年雅典奥运会结束以来顾拜旦首次与人分担奥林匹克运动的领导权。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在主会场建了一个火炬台，并在开幕式上首次点燃，开创了奥运圣火的传统；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德国人又锦上添花，仿照古代宗教仪式开创了火炬传递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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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之后，奥林匹克运动从战后迅速复原，迅猛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顾拜旦意识到，自己应该功成身退了。他领导着奥林匹克运动走过了30年的风风雨雨，在战前站稳了脚跟，战后迅速复兴，并于1924年巴黎奥运会时真正登上了国际舞台。1925年，他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大会上宣布退休，尽管担任终身名誉主席一职，却再未出席此后的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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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远瞩者也有盲点，顾拜旦也是如此。他强烈反对女性参加竞技体育，尤其是田径项目，对此他可谓顽固迂腐。女性选手可以参加射箭、网球、游泳项目的比赛，在雅典奥运会之后，还可以参加跳水项目。顾拜旦鼓励全民体育锻炼，包括女性，尽管如此，他就像一个坚强的堡垒，阻挡着女性踏上田径赛场。若有一天，要书写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有人会认为，正是因为对女性在奥林匹克赛场上的价值视若不见，才导致了顾拜旦的垮台。一些女性运动员，因为国际奥委会拒绝向她们开放田径赛场及其他几个比赛项目，愤而举行了自己的比赛—1923年在巴黎举行的女性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别无他法，只能顺应时代潮流，调整顾拜旦的顽固立场。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大范围设立了女性参赛项目。这一举措清楚地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也宣告了顾拜旦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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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行动还是言论，顾拜旦的基本价值观都班班可考。退居二线之后，他继续通过体育来推动平等—至少是在男性之中。1923年，顾拜旦号召非洲殖民地向当地土著打开竞技体育的大门，并为每一位非洲人开创一个洲级锦标赛，即真正的泛非洲运动会。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依然在推广奥林匹克理想，信念从未动摇—不论在何处，体育运动都是人类解放的一股力量。终其一生，他一直都致力于劳动人民的福祉。63岁时，他与好友弗朗西斯·梅斯里博士携手创建了洛桑体育学院。这是洛桑奥林匹克学院及世界教育联合会（Universal Pedagogical Union）的一个分支机构，旨在为劳动阶层—壮工、水管工、技工、面包师、裁缝等—激发学习动力，创造更多学习机会，使其在公共体育馆内享受体育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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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使他相信自己能在如此年轻就取得如此成就？就顾拜旦而言，或许是因为他出身贵族家庭，心知阶级压迫的不公，由此产生了使命感，要用其一生来纠正这一悲剧。从理论上来说，他的才华和远见可谓生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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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历史感异常强烈。对他来说，遥远的古代和刚刚过去的年代就像此时此刻一样真实。他将古典的希腊精神与盎格鲁—撒克逊的体育传统相结合，融合成符合现代情况的体育道德规范。他的天才表现之一，即是在古代奥林匹亚的哲学灵感和兴起于拉格比的强身派基督教93之间找到平衡，各取其精华，打造了奥林匹克主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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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奥林匹克主义将奥运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这是今日我们所参与的其他体育活动、体育联盟所不能企及的。这一意识形态，是国际奥委会的瑰宝。从本质上来说，它是顾拜旦人生功绩的核心，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壮大、价值传播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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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拜旦不仅给了世界一个体育盛事，还给我们留下了一套旨在创造美好世界的人生哲学。除了为当代文化所做的其他贡献，顾拜旦还为我们打造了现代体育的道德规范。他使体育有了社会意义，使体育在世界层面为全人类谋福祉。在顾拜旦看来，体育始终有着无上潜力，是教育、道德价值、个性培养、个人卓越、相互尊重、友谊以及最终实现世界和平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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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顾拜旦就看到了奥运会的神话和精神属性。他凭直觉判断出，他复兴于世的不仅是一种古代体育传统。尽管尚未完全理解，无法用言语解释，但他能肯定，在他手下重生的这些体育项目都有神话渊源。他确信，自己已在当代世界播下一颗种子，终有一天，这个神话般的现实会展现在世人面前。在1896年雅典奥运会上，当种种仪式在他眼前展现，尤其是马拉松选手跑进市区时，奥林匹克精神终于破壳而出。无形却又真实，像风一般吹透皮肤，触动心灵。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发自内心的感觉，无法用语言描述，但每个身在体育场的人都真真切切感觉到—一些永恒的东西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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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运动的发起人、推广者、组织者、管理人，他的卓越表现无人能及。但他也有巨大的不足：他涉猎太广，同时兼顾太多事务。他渴望在学术和文学方面得到广泛认可。1895、1896两年，恰逢雅典奥运会筹备工作的关键时刻，他仍不愿暂缓《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期间法国的演变》一书的写作。书中对第三共和国所取得的成绩和进展的乐观描述，与当时流行的观点—国内政局纷争不断—大相违逆。在那届奥运会之前近一年时间里，他都游离在希腊之外，终因作品鲜受欢迎以及希腊人忽略了他对奥运会的贡献而受到双重打击，万分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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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岁时，顾拜旦仍坚持自己的学术追求。1927年，他出版了四卷本的《世界史》，希望这套跨文化视角的史书集能为自己赢得赞誉。可事与愿违，反响寥寥，只是徒增了他贯穿一生的怨念—自己的著作从未得到应有的赞赏。顾拜旦是一位孜孜不倦的思想家、作家、活动家，身后留下了6万多页书籍、文章、活动册、信件以及奥林匹克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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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奥奇城堡身后，洛桑的边缘直插入海，山脚下即是日内瓦的湖滩。直到人生尽头，顾拜旦还坚持在其蓝绿色湖面上划船锻炼。体育是他生命里的常量，不论是在顺风顺水的年代，还是在暗如长夜的低迷岁月，“奋斗的快乐”始终是他人生的焦点。他身体力行，践行“人人享有体育”的深刻信念。对他而言，体育运动就像定船的铁锚，是人生不如意时的避难所，是推广奥运时迎击狂风暴雨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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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拜旦已不在人世，但他的事业将会永生，其增进友谊、推进和平、推广体育的奥林匹克运动将继续在全世界发展壮大。在我们这个时代，极少有人能像这位了不起的法国人一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然而，他的故事却仍默默无闻。在希腊人眼里，顾拜旦是世界体育界的巨人。有些人相信，他的名字终有一天会登顶世界之巅，只要奥运圣火继续照耀世界，他的功绩就永远在一代代人心中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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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里读完祭文，将其放到一边。这篇顾拜旦的人生简介令他感动。作为一篇报道而言，圣克莱尔的处理恰到好处。尽管篇幅有限，但他心怀感激，因为圣克莱尔终于又写了一些顾拜旦的故事。他又转念一想—这是迄今为止圣克莱尔取得的所有进展，他的失落之情仍然挥之不去。他再次起疑，不知传记能否按时圆满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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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拜旦传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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