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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修订和更新文本的过程中，我想我还找到了一个重新发行 1974 年版——实际上该版从未在美国发行过——以满足（迟做总比不做好）学院和大学持续增长的需求的有力理由。确实，我目前的著作还缺少额外的一个方面，即最近二十年的学术发展所能够且应当提供的东西（包括关于阿里安的第一种批判性注疏，虽然这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通常很小但令人不快的各种印刷错误以及文学或事实方面的笔误仍然存在（例如，第 53 页“学园”［Academy］误作“吕刻昂”［Lyceum］，第 405 页“源头”［headwaters］误作“总部”［headquarters］），足够挑剔的评论者作靶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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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近重读全文——再加上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生组成的研讨班提出的那种不仅尖锐而且有时还很激烈的意见——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使我重获信心。的确，有好多地方我都需要再考虑考虑（例如在菲罗塔斯事件中，阴谋是实有的还是被人捏造来反对他的？）。有些难题（例如哈尔帕罗斯的第一次出逃）依旧令人困惑。而更为突出的例子便是本书关于格拉尼科斯河战役的附录，最新的研究使我确信我绝对错了。但是，总的来说我找不到理由说我 1968 年对亚历山大的性格、天赋或动机的分析是错误的，却可以找到大量的论据来支持我通过仔细研究古代史料而不得不得出的结论——对于某些人来说这并非乐事，他们或者相信马其顿统治者是国际法的支持者，相信法治原则；或者相信马其顿统治者是热衷冒险的浪漫理想主义者，依旧热切地固守着塔恩的博爱幻想。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从事这项寂寞的任务时所在的希腊岛屿，恰好是上校军政府用来放逐保皇派军官和那些拥有独立想法的思想家的地方。当“不做我兄弟，便做刀下鬼”这句革命笑话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真实出现时，我正看着亚历山大把它运用到忒拜人、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提尔或奢羯罗的防御者身上。当我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的事件促进了我的判断的形成，正如塞姆对奥古斯都的论断——20 世纪 20 年代在美国驻罗马古典研究院中构思出来的——不可能不受墨索里尼派法西斯主义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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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中有一种贬低这种偶然的个人经历的倾向，认为这种经历会影响我们进行客观和公正的历史书写。我不同意。修昔底德和波利比奥斯都非常清楚，要书写历史就得参与到历史当中去，无论其角色多么边缘。吉本（Gibbon）明白，担任汉普郡近卫步兵第一团上尉对他成为罗马帝国史专家不无裨益。正好，上校军政府把亚历山大宣传成伟大的希腊英雄——特别是对军队新兵：公元前 4 世纪的希腊人把亚历山大看作半马其顿半伊庇鲁斯血统的野蛮征服者，他们定会和我一样觉得这种变换太过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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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花了十年时间研究希腊化时代，特别是亚历山大继承者们（Diadochoi）——这些瓜分了战利品的坚忍不屈的元帅们——的帝王习性，这大大加强了我的信念，即亚历山大不仅是有史以来最才华横溢（且雄心勃勃）的战场统帅，而且与所有的管理才能和理想主义追求全然无涉，那些都是后人，特别是那些单纯觉得这位征服者对于他们的自由主义情感来说有点难以接受的人偷偷赋予他的。我非常肯定，经过修订的第二版不会根本改变这一论断。毕竟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无论我们在细节方面如何计较，关于亚历山大一生的历史事实确实没什么争议。说到底，关键在于我们对它们的阐释。在此基础上，我很高兴看到当前的版本连同它所有的不足，竟能够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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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林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199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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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序言与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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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缘起或许需要做一番解释。我对亚历山大一直很感兴趣，六年前魏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邀请我给他写一部简短的传记。我为承担这项任务而做的研究，使我对这一主题的处理变得更加广泛，大大超出了我和出版商的预料。我的初稿最终写得太长了；于是我做了删减，去掉了文献资料，由此形成了第二个版本。之后又做了大规模的削减和编辑，最终在 1970 年出版，题为《亚历山大大帝》。至于当前的版本，我返回去以原始的第一稿为底本进行修订，最后的文本其篇幅是先前版本的三至四倍。最初的构想的内核仍然保留在基本的章节安排当中，但正文得到了彻底的修订和扩充，得要一位哲学家来判定这两本书到底是不是同一作品。实际上，我也不是简单地重新拿出初稿并把初稿的文献资料恢复。我在无数的地方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有时是因为公开和私下的中肯的批评，有时是因为读到了 1968—1969 年以来的新书和新文章），最后通过整合此类修订而成当前呈现出来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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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受益于亚历山大研究领域的同行：这次我很高兴可以在注释和引证中以个人名义就我所得到的各种各样的益处逐一表示感谢，这些益处是我从同行的学术出版物中获取的。然而出于敬意，我禁不住要再次提及恩斯特·巴迪安教授的名字，他是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公认的耆宿和在世的最杰出的古代史学者之一，无论我何时向他请教，他都不吝时间，慷慨地拿出他无可匹敌的知识。每当我发现我与他的观点存在分歧，我都会有一种强烈的鲁莽之感。因而在此我不是出于纯粹的客套才强调，无论他还是这里所提及的任何学者，都毋须为书中所表达的观点以及书中众多且不可避免的缺陷负责。献辞只是对诸多恩德和启迪的不成其为回报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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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终稿的研究和写作是 1971—1972 年间我在得克萨斯大学做古典学系客座教授期间进行的，那里的条件近乎完美，任何学者都会觉得那是个天堂。我衷心感谢古典学系的同仁，他们以各种方式做了许许多多，使我住得非常开心。1971 年秋，我开了一次亚历山大研究的研究生研讨班，可以肯定地说我从中学到的至少和我的学生学到的一样多；我非常感谢他们提出众多极有见识的意见，其中有些在经过同意之后融入了我的文本。战役藏品室的管理员安妮·范德胡夫（Anne Vanderhoof）夫人给了我无尽的帮助——远远超出了职责的要求——不仅是在这项特定的项目上，而且在我研究工作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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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表达一下我对尤金·N·博尔扎教授的感谢，他不仅以超乎应有的友善态度评论了我最初的简本，而且邀请我到美国古代史年会上演讲，间接使我的附录“在格拉尼科斯河的宣传”在出版前至少去掉了部分不足和错误。在此，我又一次深深地感激巴迪安教授，他对这篇文章的敏锐的批评（最初是在演讲时提的，后来通过讨论和通信做了补充），证明他是一位完美的批评家：既有同情心，又有想象力，但完全不能容忍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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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用的阿里安著作的译文（我多有改动）是已故的奥布雷·德塞林科特（Aubrey de Selincourt）的译文（企鹅经典丛书），现在又有了修订版，带有杰出学者汉密尔顿博士（Dr J. R. Hamilton）所撰新导言和注释。我所引用的（同样偶有改动）狄奥多罗斯的著作是已故的 C·布拉德福德·韦尔斯（C. Bradford Welles）教授的洛布丛书版（由海涅曼出版社出版）；同样，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传》是贝纳多特·佩林（Bernadotte Perrin）的洛布丛书版（海涅曼出版社）。第 364 页欧里庇得斯的《安德洛玛刻》的引文是约翰· 弗雷德里克·尼姆斯（John Frederick Nims）先生的译文，见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希腊悲剧全集》系列；第 377 页欧氏的《酒神的伴侣》的引文是威廉·阿罗史密斯（William Arrowsmith）的译文，见于同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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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学系 彼得·格林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197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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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地图和战役平面图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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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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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罗尼亚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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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亚细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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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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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尼科斯河战役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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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斯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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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腓尼基和美索不达米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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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塔普萨科斯到高加美拉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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