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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第一波进攻损失惨重（这次的失败怎样与马其顿方面极小的伤亡相吻合一直是个谜），击退敌人的部分功劳要特别归于门农。63现在托勒密的版本与阿里斯托布罗斯的之间出现了另一个有趣的差异。当骑兵正在这次短兵相接中进行英勇搏斗时，后者告诉我们，“马其顿方阵渡过了河流，双方的步兵开始交战”（Plut. Alex. 16.6）。但是根据托勒密的说法，波斯步兵（无论雇佣兵还是其他步兵）一直在骑兵后面。他们中哪一个说的是真的呢？（如果阿里斯托布罗斯是对的）这些身配标枪和梭标的幽灵似的步兵是谁，竟能一时（毫无疑问是在门农的命令下）抵挡住亚历山大的骑兵冲锋并随后与方阵步兵战斗：καὶ συνῆγον αἱ πεζαὶ δυνάμεις（步兵也加入了战斗）？64在下一个句子中我们读到，他们“没有奋力抵抗，抵抗时间也不久，而是很快就溃散了，除了希腊雇佣兵以外”。这清楚地表明门农的部队不是唯一的为波斯而战的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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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至少前后一致：根据他的版本，亚历山大一直到主要的骑兵战斗获胜后才去对付敌人的步兵——注意，这也是狄奥多罗斯的观点。65但是，狄奥多罗斯说得很清楚，他记述的是发生在次日黎明的一场战斗，而且战场环境大为不同：不是渡河而战，而是在对岸的开阔平原上——正如查斯丁所说（11.6.10），是在阿德拉斯泰亚平原上；这是很小的一个点，但并非没有意义。然而，在亚历山大及其军队登上格拉尼科斯河对岸并站稳脚跟之后——就在这个关键点上，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罗斯的叙述在细节方面短暂地变得模糊不清，这非常引人联想——三种版本趋向了一致。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密特里达特斯和罗萨刻斯之间的著名决斗；亚历山大在千钧一发之时被黑面的克雷托斯拯救；最后波斯军队溃败，亚历山大获胜。在狄奥多罗斯的版本中，亚历山大被处理得比较粗暴，不太像一个不可战胜的英雄：他竟然一度被打倒在地，斯皮特里达特斯及其王室亲戚从四面赶来攻击他。66但是，在此之后三位史家在处理相同的战斗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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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分析之前，不妨概括一下在目前探究中出现的几点事实。首先，我们有两种独立的（且表面看来无法调和的）叙述，记载了亚历山大在格拉尼科斯河打的战役。在其中的一个版本中，有人建议他等到黎明之后而非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发起不可能获胜的正面进攻；他拒绝了这项建议，进攻并最终获得胜利。在另一版本中，他一直等到了黎明。在一个版本中，他渡河进攻，登上了对岸陡峭的堤岸；在另一个版本中，他让部队悄悄地渡河而不被波斯人发现（至少到最后一刻），然后打了一场经典的马其顿式战斗。在一个版本中，双方的策略都很不明智，波斯人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另一个版本中，双方的策略都是恰当的，无可非议。在渡河时，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罗斯不仅和狄奥多罗斯存在分歧，而且相互间偶尔也有差异，这暗示我们他们可能隐瞒了一些关键信息（即在第一波攻击中门农的步兵可能扮演的角色）。在渡河之后，该战役的有关叙述都可以跟狄奥多罗斯的版本很好地合并在一起，虽然后者表面上描述的是另一种情况。最后，我们得到的是对波斯步兵人数和损失的明显夸大，托勒密的版本甚至暗示说他们全是希腊雇佣兵；与此相对，对马其顿军队的损失的估计少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几乎没法将其解释为政治宣传。毕竟宣传是为了让人们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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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怎样来理解这一切呢？我们可以很有理由地说，狄奥多罗斯的版本应该得到比它通常所得到的更多的关注。这就马上引出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大多数学者断然摒弃这一版本。这一问题的最有启发力的答案就包含在戴维斯对贝洛赫的批评中：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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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阿里安-普鲁塔克的版本直斥为一种单纯的传奇式的刻画，意在以荷马式的英雄观来展现亚历山大。这里他不仅偏好更差而不是更好的来源，而且将格拉尼科斯河一役与亚历山大的整个征战生涯对立起来。他把亚历山大大帝变成了帕美尼翁。为什么当时的情况就一定是亚历山大选择了更谨慎而非更大胆的做法呢？倘若亚历山大只是一个没有个人色彩的出色统帅的话，这也没法解释亚历山大后来的征战生涯或者他死后的历史。亚历山大正是一个荷马式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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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论我们对呆板地信赖“更好”而反对“更差”持何种态度，都得承认戴维斯的中心论点。狄奥多罗斯的叙述确实与我们所熟知的亚历山大的行事风格在所有方面都相冲突。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不加考虑地拒斥那种观点呢？恐怕未必。当时的状况可能连亚历山大都得做一次违心之举，甚至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误判。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而然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篡改记录。我认为，我们的问题要更为复杂得多，不仅仅是在两个相异的传统说法之间做抉择。我们所面临的是蓄意、明显且成体系的篡改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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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无法像格列佛（Gulliver）那样简单地在大头党和小头党之间做出选择① ，因为（与流行的看法相反）政治宣传不论何时都会尽可能地避免直接撒谎。政治宣传通常更倾向于保留表面痕迹，然后辅以两个久经时间考验的策略——隐瞒真相和虚假暗示。这种精心歪曲过的半真半假的叙述要比单纯的伪造来得更有效，至少因为要揭露其本质会更加困难。② 如果我们能暂时接受这样的假说，即现有的关于格拉尼科斯河战役的主要叙述经过篡改，隐藏了一开始的失败，那么我们不仅对亚历山大的行为，而且对两种存在分歧的testimonia（证引）就会有全新的认识，那两种testimonia也许就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调和。一方面，我们有一个格拉尼科斯河战役的“官方”版本；另一方面则是一个独立的版本，这个版本虽然接受了“官方记录”的某些可疑说法（例如有关波斯步兵损失的说法），但在几个关键点上与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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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罗斯（二者必定对真相极为清楚）利用了经过篡改的记录，如果我们自问谁最终要为记录的篡改负责，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亚历山大，并且他很可能得到了秘书长欧美涅斯和远征军的官方史家卡利斯特涅斯的帮助。事情似乎已经很清楚了。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不仅要找出真相是如何被歪曲的，而且要明白为什么被歪曲。毕竟格拉尼科斯河打赢了，这一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但这引出了一个明显的难题。如果亚历山大是以狄奥多罗斯所说的方式获胜的，那他为什么要苦心编造一个完全错误且对他的战略感并无加分的版本呢？68如果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罗斯说的是真的，那狄奥多罗斯所采纳的极为正常且毫不传奇的版本又是如何传播开来的呢？关键是狄奥多罗斯把（无论发生在何时何地的）实战中的国王塑造成一个不能再荷马式的人物；只有在战斗前，国王的谨慎才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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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不免会联想起戴维斯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的情况就一定是亚历山大选择了更谨慎而非更大胆的做法呢？”难道就不能是这样，即起初他并没有谨慎行动，而是非常典型地，像他所模仿的荷马式英雄那样行动，并且导致了灾难性后果？由此可以假定在格拉尼科斯河发生过两次战斗，69第一次发生在下午，失败了；第二次发生在次日早晨，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种假说不仅可以使我们调和冲突的证据，而且能够为亚历山大后来伪造记录提供最强有力的动机。亚洲征战一开始时的失败——即使稍后马上得到了弥补——会造成最为恶劣的印象，尤其是对小亚细亚还在犹豫不决的希腊城邦。德尔菲宣布亚历山大是ἀνίκητος（不可战胜的），70他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ἀνίκητος。其中便蕴含着亚历山大超凡个人魅力的最终秘密，即对他不可能失败、他的领导就是胜利的保证的半迷信般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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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71终其一生，一旦他的意志和雄心受到直接阻挠，亚历山大的反应往往非常暴烈 。他的本能就是摧毁一切阻碍他的人；为了寻找合适和令人满意的复仇机会，他可以等上数年的时间。一旦最终获得胜利，在格拉尼科斯河的挫败，哪怕只是暂时的，也会给所有相关人员带来灾祸。波斯一方最善战且最有经验的部队自然是门农的希腊雇佣兵。亚历山大独独对这支特殊部队持有异常残暴的态度，这是否只是一种单纯的巧合呢？他将他们大规模地屠杀，并且像对待重犯一样给残存者戴上镣铐，送到马其顿去做苦力，那时候按常理他可以用优惠的费用来获得他们非常有价值的服务。再者，这乃是一个孤立的举动，自那以后，不论何时俘虏希腊雇佣兵他都会把他们招募进来。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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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面上的理由（为托勒密所公开且为大多数现代学者所接受）是，“作为希腊人，他们违背了希腊舆论，竟与东方人并肩作战共同对付希腊人”（ὅτι παρὰ τὰ κοινῇ δόξαντα τοῖς Ἕλλησιν Ἕλληνες ὄντες ἐναντία τῇ Ἑλλάδι ὑπὲρ τῶν βαρβάρων ἐμάχοντο）。73换句话，作为同盟的统帅他正在做一个姿态。但是，希腊舆论是只有在需要的时候亚历山大才会加以注意的东西，对他来说同盟只是用于遮掩可疑或诡诈行动的遮羞布，其中摧毁忒拜（参见上文第 147 页及以下）74就是最为臭名昭著的一例。稍微好一点的希腊舆论有利无害，但是这绝不会是亚历山大的首要动机。阿里斯托布罗斯告诉我们，亚历山大“受愤怒影响甚于理智”（θυμῷ μᾶλλον ἢ λογισμῷ），75这听起来更像是真相。他的行为实际上具有各种暴怒的特征，他的愤怒有时连最后的一点自制都能一扫而空，而引起他暴怒的往往是个人的受辱、对他命运的挫败以及对他意志、尊严或荣誉的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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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记录的篡改非常发人深思。步兵的人数要比实际情况多得多；在托勒密的叙述中（参见上文），他们也不是纯粹的波斯征召兵，而是清一色的训练有素的雇佣兵。我们已经看出这种说法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作为宣传它的意义是非常清楚的。希腊雇佣兵所代表的威胁被严重夸大，而战胜他们的荣耀也会相应地增长。不过同时，他们在实际渡河时所扮演的角色也从官方叙述中删掉了，即便这样做会导致波斯一方的作战方案变得令人难以置信。这种双重反应，加之后来亚历山大对他们的残暴处理，暗示着他们曾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他的计划，使他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故而他决心让此事被人们遗忘。不管怎样，他所遇到的困难被严重地夸张了；如果曾一度失败，他就决心证明原本就没有一个凡人可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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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如果亚历山大事实上直接听从了帕美尼翁的建议，在黎明时渡河并赢得胜利，那么他就没有必要编造托勒密叙述的那个冗长的和富有戏剧性的故事，细节还极为丰富：其中包括马其顿人的恐慌、闰月的置入、帕美尼翁的主张以及渡河过后第一波自杀式的进攻等诸多细节。这些事情真实地发生了，它们就发生在那个傍晚，正如托勒密所说的那样。如果至此我们认为狄奥多罗斯的叙述同样大体上是真的，那么亚历山大关于格拉尼科斯河战役宣传的本质就立马暴露了出来，所有表面无解的差异也就一目了然了。现在我们就可以重建事情的真实过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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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亚历山大到达格拉尼科斯河时，发现阿尔西特斯已经部署得非常妥当。阿尔西特斯让骑兵沿着河岸列阵，因为这是他手下最强的本土军队；但他们并非孤军作战。在渡河口他安排了门农的让人敬畏的雇佣兵，就像任何称职的将军都会做的那样。波斯人知道自身的防御力量，他们就那样紧挨着坐着，看看亚历山大会不会鲁莽到要发起正面进攻的程度（显然他那冲动的性格早已声名在外）。他们对敌人的判断很准确。亚历山大决定立即渡河，任何将领只要敢提出推迟进攻的计策，就有被视为怯懦的危险，如果不是说叛逆的话。76国王年轻气盛，又不计一切代价地迫切需要一场战斗，这是他第二次同时也最后一次让冲动战胜了冷静的战略头脑。帕美尼翁建议，敌人很有希望拔营离开。77当然，这正是亚历山大极力要避免的事情，可能也是促使他拒绝副统帅建议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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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亚历山大的荷马式使命感正召唤他去实现英雄的伟业，就像他的偶像阿基琉斯那样；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面临巨大的不利条件直接渡河作战，更能实现英雄伟业呢？他猛地冲进了河流，同行的还有 13 个骑兵分队。或许方阵步兵随后跟上，也可能没有。士兵中一片慌乱；帕美尼翁的建议被弃置一旁；而且几乎每个关键职位，包括翊卫队和侍友骑兵的，都被帕美尼翁的儿子、亲属或者他所提名之人占据着。伯恩问道，79如果从一开始亚历山大和帕美尼翁之间就存在权力斗争，那为什么在格拉尼科斯河时军队不直接把亚历山大“变成乌利亚（Uriah）”③ 呢？他还补充说，没什么能比这容易了。事实上，我认为他们可能做过这种尝试，但就像亚历山大后来的功业所证明的那样，在不被政治斗争所击败这方面，他的天分比他父亲腓力更胜一筹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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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及其骑兵分队跟门农的雇佣兵血战了一阵子，此时标枪像暴风雨一样落到了他们的头上。81如果此时有其他马其顿部队，无论步兵还是骑兵，赶过来支援，他们也很难有什么进展。最后，他们被迫承认失败，转身撤回河岸。这便是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罗斯所极力隐瞒的核心事实。亚历山大和波斯人的第一次小规模冲突以耻辱的失败而告终。更糟的是，事实证明帕美尼翁是对的；而且凭其六十五年的人生经验，他定会及时强调这一事实。不过，虽然亚历山大从未忘记或原谅这次的屈辱，但他也是个现实主义者，从未丢掉自己的终极目标。他把自己的高傲压了下去，当时必须赶紧做点什么。当晚，军队往下游行军，然后涉水渡过格拉尼科斯河。或许亚历山大只是提示了他的将领，如果次日早晨军队在战斗中大显身手，那么这个事情就算到此为止。毕竟，他比谁都希望人们尽快把第一次进攻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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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确实如此：马其顿军队或许为之前的失败感到耻辱，于是赢得了一场全面的胜利。但是，从亚历山大的角度看事情并没有结束。还有一些账要算，还有一件事要掩盖。帕美尼翁是不可或缺的，要过几年时间，国王才觉得自己已经强大得足以与其一决高下；82但那些促使他受到屈辱的雇佣兵却是另一回事。对于他们，他马上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同时声称自己是在执行希腊同盟的判决，以此掩饰个人的动机。他最初的失败也可以为史料中马其顿极小的伤亡数字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每个学者都认同，这些数字作为总体伤亡的估计值非常荒谬。如果关键的战斗是以托勒密所说的直接正面进攻的方式进行的，那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亚历山大的损失必定非常惨重，其伤亡规模决不亚于克里米亚战争中轻骑兵所遭受的损失（二者的情形差不多）。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数字仅仅当作那 13 个与亚历山大一同渡河冲锋的骑兵分队所遭受的伤亡，那这些数字就立马变得合情合理了——其中连那 9 个步兵也得到了解释，他们大概属于先头部队中的“一队步兵”（καὶ τῶν πεζῶν μίαν τάξιν）。83亚历山大在狄昂为在格拉尼科斯河战死的 25 位侍友立了雕像——这又是另一个独一无二的举动，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重要的是，据说所有人都是“在第一次进攻中”（ἐν τῇ πρώτῃ προσβολῇ）被杀的。84纪念且仅纪念这忠心可靠的少数几个人是一种高傲之举，却非常符合我们所熟知的亚历山大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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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为了宣传目的而更改这一记录。没有必要篡改关键的战斗，只需转移一下战斗的背景即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抹去的是第一次损失惨重、考虑不周的耻辱的冲锋。因此两次独立的交战便合而为一，关键战斗的场景则从黎明变成了傍晚，从阿德拉斯泰亚平原变成了格拉尼科斯河河岸。卡利斯特涅斯（或者其他负责人）必须赶紧完成这项任务；出现一些未交代清楚的情节、很能说明问题的不一致，以及通过仔细寻找就可发现的刻意缀合也就不足为奇了。门农在防御中的作用被精心抹去了，虽说（正如我们所见）还不够仔细；波斯人的作战方案被原封不动地放到新的情境中，于是看起来有悖常理，甚至愚蠢（这本身就是一种出色的宣传）；而关于国王个人ἀρετή（成就）的事迹则被无限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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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在世时，无人敢公布真相：有太多的高级将领参与此次的篡改了。确实，在真实的故事里，相关人员也不会获得更多的功劳——或许帕美尼翁除外。这场战役毕竟打赢了，而人类又非常健忘。但是，差异注定会窜入官方的版本之中，其中大部分是由于对真相的无意识坚守，除了一些非常敏感的地方以外。最后，狄奥多罗斯的资料来源之一记录了亚历山大黎明调动的真实情况。这种记录的起源如今只能进行推测；但它出现在狄奥多罗斯的叙述中，虽然经过了严重删减，而且查斯丁和波吕埃诺斯对此也有所暗示。85如果这种假说是正确的，它就向我们揭示了亚历山大整个征战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即亚历山大亲身遭遇过失败，由此也使他更像是一个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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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我并不认为这里所提出的假说可以完全合理地解释格拉尼科斯河战役的谜团，我也非常清楚那些反驳这种假说的论证 。众所周知，狄奥多罗斯是一个没有批判精神、不大可靠的史家（或者说史料传承者）；他关于伊索斯之战的叙述充满问题，要是没有上文所做的（对我来说）不可回避的反思，我们很难接受他关于格拉尼科斯河战役的叙述。坦白地说，正如一位更有说服力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也不觉得这种说法是内在合理的，即“在两种叙述之中，一个（阿里安）蓄意篡改，粗略地把第一次战斗的前一半和第二次战斗的后一半整合在一起；而另一个（狄奥多罗斯）则非常凑巧地，遗漏第一次战斗只给了关于第二次战斗的叙述”。我只是觉得这种情况并不比其他情况更不可能。同样，虽然在这件事情上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罗斯的动机是非常清楚的，但对亚历山大有敌意的史家为什么不立刻拿第一次失败了的进攻大做文章，并尽全力公之于众，就像其他只为更少的人所知、稍后又被亚历山大的宣传人员压制或歪曲了的事情所发生的那样呢？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就像我无法理解假如阿里安说的是真的，那狄奥多罗斯的版本（相比之下更为理智且更合乎常理）又是如何出现的。这个假设带来的问题和其他假说一样多。也许那天下午并没有发生拙劣的进攻，亚历山大未提异议，在黎明时分渡河。甚至有可能（这一点若没有对地形进行实地考察是很难做出判断的）他一开始就强行渡河成功了，我觉得这至少不大可能 。但是，不管哪种情况，我所概括的真正难题仍旧有待解释。（例如，我们无法将狄奥多罗斯关于战役准备的叙述，简单地驳斥为一种其素材出自伊索斯之战的修辞学虚构。亚历山大几乎在他所打的每一场大战中都重复了这种基本的部署：如果说这是一种套路，毋宁说其是战术性的而非修辞学的。）我只敢说，我的假说所回答的问题要比它所提出来的更多。或许到头来戴维斯是对的，谜团永远都无法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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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格列佛是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的人物，其中的小人国有两党，一党要求吃鸡蛋的时候先磕大头，一党要求先磕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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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当然，这条规则有其例外之处。巴迪安教授提醒我，在西塞罗的作品中（De Orat. 2.241）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其中克拉苏（L. Crassus）声称孟米乌斯（Memmius）伤害了对手拉尔古斯（Largus）的手臂。西塞罗说：“你们看这个故事多么机智，多么文雅，与演说家的身份多么相称——要么你讲述一件真实的事情然后用少量的谎言加以润饰，要么你凭空编造一个。”或许相反的原则是，如果要虚构，那就以惊人的尺度进行虚构，以此消除疑虑，例如“犹太贤士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就是完全虚构的。——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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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乌利亚是旧约《撒母耳记》中的人物，他的妻子拔示巴被大卫看上，大卫阴谋让人派遣他到危险的地方去作战，然后故意后退，使他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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