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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的终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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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哲伦的野蛮行径不止于此，对于藐视他的权威和侮辱国王荣耀的叛乱分子，这只是报复的开始。除了死刑以外，酷刑也是他在海上探险航程中的终极武器。在当时，实施酷刑的做法并不罕见，因为那毕竟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横行无忌的时代。宗教裁判所始于1478年，在首任宗教法庭大法官（Grand Inquisitor）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Tomás de Torquemada）的领导下得以发展壮大。尽管西班牙并非唯一实施酷刑的国家，但只要提及它，许多欧洲人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宗教裁判所和各种凶残酷刑的画面。酷刑的适用范围也不仅限于宗教异端，麦哲伦的做法表明，它同样适用于其他犯罪行为，比如放高利贷、同性恋行为、一夫多妻和叛国罪等。叛国罪尤为严重，它被认为是危害最大的反国家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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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审判并非现代意义的法院审判。被告人先被假定有罪，如果他们不愿承认罪行，那只能罪加一等。实施酷刑，就是为了迫使被告人认罪；越早认罪，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就越快结束。其实在当时，通过严刑逼供得来的供词被认为是最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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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亲眼看到过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审判犯人的过程，麦哲伦的犯人可能也经历过这种恐惧和绝望：“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通常把审讯安排在一间黑暗的地下室中进行，而且还用几道门隔着。审讯室里设置了特别法庭，法官、检察官和书记就坐在那里审问犯人。开庭时，审讯室点起蜡烛，犯人被带进来，行刑者……的装扮看起来非常恐怖。他们身上穿着一件黑色麻布大衣，衣长到脚，而且绑在身上。他们的头和脸用一顶长长的黑色头罩遮盖着，上面开了两个小孔，使其能够看见东西。这身装扮的目的是为了从心理和身体上双重打击可怜的嫌犯，让其知道，他将被这个看似恶魔的家伙亲手折磨。”在麦哲伦那个时代，酷刑是日常生活中一种令人恐惧的存在，也是船长们管束船员的撒手锏之一。酷刑披着法律和宗教的虚假外衣，比传统的鞭刑更系统化、更残忍，对受害者造成的心理伤害也更大。即使受害者肉体上的痛苦已经痊愈，心灵上的创伤也会在他们的灵魂深处继续溃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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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西班牙历史学家对麦哲伦使用酷刑极为愤怒，他们宣称对麦哲伦的残暴个性深感震惊。但真正让这些历史学家不安的不是麦哲伦使用酷刑，因为在托尔克马达时代的西班牙，严刑逼供是既存事实；他们愤怒的原因是麦哲伦虐待西班牙人。在谴责麦哲伦虐待叛乱分子的人当中，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 of Transylvania）言辞最为激烈。马克西米利安是一名学者，在舰队返回塞维利亚之后，他逐一访问幸存者。他根据幸存船员的回忆，断然宣称麦哲伦的行为违法：“除了查理一世国王和他的委员会之外，没人可以对这些达官显贵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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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加费塔当时也在行刑现场，但正如他没有记录与叛乱相关的细节一样，他也没有记下这次野蛮的行刑过程，以免为麦哲伦招惹麻烦。假如他描绘自己敬爱的总指挥大人如何虐待四面楚歌的下属，那对他也没什么好处。早期历史学家强调说，被麦哲伦酷刑虐待的一些受害者是西班牙官员。他们想以此强调他的这种做法侮辱了查理一世国王和卡斯提尔王国，更是背叛西班牙的表现。但实际上，也有许多葡萄牙人被麦哲伦酷刑虐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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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复叛乱船只的过程中，麦哲伦表现出了高超的掌控能力；相比起来，他使用酷刑的技巧也毫不逊色，并作为防止未来叛乱发生的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酷刑，他的船员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听从麦哲伦的命令纵然有可能让他们丧命，但如果违抗的话，后果更加不堪设想。船员们之所以有勇气和决心环行地球、甚至敢于冒险前往世界的边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麦哲伦的强硬措施。恐惧感是他激励手下船员的最重要手段，对他们而言，与大海上遇到的危险相比，麦哲伦更加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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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惩罚其他罪犯，麦哲伦在圣胡利安港进行了一次世俗审判。他任命自己的表亲阿尔瓦罗·德·梅斯基塔担任法官，主持这场全面审理。此前，麦哲伦不肯使用众多更有资质、更熟练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籍领航员和船员，却将经验很少的梅斯基塔提拔为“圣安东尼奥号”船长，现在又任命他为法官去决定谁犯下了叛国罪、谁要承担叛乱后果，也难怪船员们都对麦哲伦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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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裁决之前，梅斯基塔花了两周时间评估犯人的犯罪“证据”。审判快结束时，梅斯基塔赦免了一名被告，只给予其轻微的处罚。毫无疑问，这一判决是麦哲伦授意的。舰队会计安东尼奥·德·柯卡只是被剥夺了头衔，而受人尊敬的天文学家兼占星家安德烈斯·德·圣马丁、领航员埃尔南多·莫拉雷斯（Hernando Morales）和一名牧师却被判叛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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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份判决太过严厉。这三名被告被判有罪的理由，仅仅是他们因为恐惧而非谋反所做出的一些行为。例如，在调查过程中，有人发现圣马丁拥有探险行程表。作为舰队的首席天文学家，理所当然会有这样一张表，然而他在慌乱之中将其扔进了海里。那名牧师又做了什么事情，以至于得到同样的罪名呢？根据指控，有人听到他说“舰队没有足够的粮食”，但这本来也是事实；另一个证据则是“总指挥曾要求牧师把船员在向他忏悔时所说的秘密全部告诉他，但牧师没有同意”。也许麦哲伦认为这名牧师了解谋反内情，因为船员在告解时肯定会透露出来，但他忽略了这样一种情况：这些船员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罪，反而觉得自己是因为被逼入绝境才造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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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为与谋反之间的脆弱联系表明，尽管梅斯基塔和麦哲伦已经做过耐心的调查，但几乎没有找到犯人不忠的其他证据，于是只能把圣马丁和牧师当作出气筒。从1512年起，圣马丁就一直在利用和提高自己的航海技能。他表现优异，被斐迪南国王任命为王室御用领航员。后来他两度想获得首席领航员的职位，尽管查理一世国王忽略了他的请求，但他还是取代了鲁伊·法雷罗，成为摩鹿加舰队的天文学家和占星家。圣马丁既拥有专业技能，又持有皇家特许状，而且收入不菲，像他这样一位长期效忠王室的优秀之人是不太可能叛变的。而且与凯塞达、卡尔塔海纳和其他同谋者不同的是，圣马丁并不渴望成为船长，对麦哲伦也毫无恨意，他犯下的唯一严重过错就是一时太过惊慌。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小错误，让他承受了公认的生不如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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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基塔下令，对圣马丁施以宗教裁判所最常用的刑罚，即让人毛骨悚然的“吊坠刑”（Strappado）。“吊坠刑”共分五个阶段，犯人在每个阶段所承受的痛苦将逐渐加重。第一阶段：行刑者先扒光犯人的衣服，将他的双手绑在身后，然后对其极尽威逼恐吓之能事，迫使其认罪。假如第一步没有效果，那么第二阶段就会开始：行刑者用绳子将犯人的手臂从背后吊起，并将绳子连到犯人头顶的一个滑轮上。假如犯人还是不肯就范，就要面临第三阶段刑罚：他会被悬吊很长一段时间，以至肩膀脱臼，手臂骨折。假如他还是没有彻底认罪，那么刑罚就会进行到第四阶段：行刑者用力扯动悬在空中的犯人，导致其剧烈疼痛。当“吊坠刑”有条不紊地实施到这一步时，很少有犯人能拒不认罪地坚持下去。但少数犯人坚持到了第五阶段：行刑者把重物绑在犯人脚上，其重量足以将犯人的四肢从他饱受折磨的躯体上撕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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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斯·德·圣马丁经历了“吊坠刑”的所有阶段：他最后被悬吊在半空，脚上挂着好几枚铁炮弹，炮弹的重量使他剧痛不已。早期的一份审讯报告描述了“吊坠刑”第五阶段的细节，圣马丁也许经历了同样的过程：“犯人双手被反绑着，脚上也系着重物，然后被吊了起来，直到他的头碰到滑轮。他就这样被吊了一段时间，脚上的物体非常重，他的关节和四肢都被拉长了，看起来非常可怕。突然间，绳子一松，他猛地往下坠，但脚还是没有碰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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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番煎熬之后，圣马丁也许因为忍受不住痛苦而哀求过麦哲伦将他处死。他也可能在剧痛中昏厥过，但最终还是死里逃生了。实际上，他恢复得很好，并且重操旧业，又当上了舰队的天文学家和占星家。不过，从那时起，他就对包括麦哲伦在内的整支舰队怀有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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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基塔和麦哲伦处罚埃尔南多·莫拉雷斯的手段更甚于圣马丁。审判记录只是说莫拉雷斯的四肢“都脱臼了”，但这名可怜的领航员实际上后来因伤势过重而死。所以，我们只能想象他在梅斯基塔和麦哲伦手里遭受了哪些痛苦。也许他经历了宗教裁判所时代的另一种常见酷刑，也就是残忍的“木马刑”（Wooden Horse）：犯人被绑在一张中空长椅的金属杆上，脚被抬高到头部以上的位置。“当他以这个姿势躺着时，”早期一份报告写道，“他的手臂、大腿和胫部都被细线缠绕起来，行刑者在适当的距离用螺旋状物拧紧这些细线，使其深入骨头当中，再也无法分辨出来。除此之外，行刑者还用一块薄布盖住犯人的嘴巴和鼻子，让他呼吸困难，然后从高处向犯人嘴巴倾注一小股细线般的水流，水很容易沿着薄布渗到喉咙底部，让人根本无法呼吸。这个可怜的家伙嘴里灌满了水，鼻子又被布盖着，奄奄一息，跟一个行将就木之人没什么区别。在薄布被掀开的那一刻，犯人通常都会如实招供。此时血和水浸湿全身，仿佛肠子被人从嘴里掏出来似的。”经历此番酷刑之后，无论犯人有多么清白，都会因不想再吃苦头而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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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裁判所，“吊坠刑”和水刑都是非常有名的“官方”刑罚，但行刑者常常还使用一些非法手段来折磨犯人，圣马丁、莫拉雷斯和牧师也许都受到过此类对待。他们有可能没饭吃、没觉睡，甚至脚也被人绑起来，盖上大量产自圣胡利安港的天然盐，然后被一只山羊长时间舔脚底板，据说这样会让犯人痛苦不已，但又不会对其身体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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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审讯结束后，梅斯基塔判处其他40名被告死刑。一场大屠杀似乎在所难免，但没有这40名船员的协助，探险活动肯定无法继续下去。即使像麦哲伦这种冷酷残暴之人，也不太可能处决40名船员，毕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叛乱发生之后就缴械投降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已经大获全胜了。当前的严峻局面是他一手造成的，而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将它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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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哲伦终于震慑住了全部船长和船员。1518年3月22日，查理一世国王在信中赋予麦哲伦管束舰队所有人的绝对权力，这相当于给了他一把“尚方宝剑”。麦哲伦发布的命令已经表明，他对所有下属皆可行使生杀大权。虽然麦哲伦的所作所为听起来很残暴，但基本上仍限制在查理一世国王赋予他的权力范围之内。不过，麦哲伦把威权主义发挥到了极致，拒绝与手下的船长分享权力，甚至没有给他们任何获得权力的希望。船长们因此牢骚满腹，他们的这种情绪也影响到了普通船员，如此一来叛乱和酷刑也就在所难免。对于舰队的大小事务，麦哲伦都要亲自过问，而且拒绝别人干涉他的航海计划，不听取任何建议。船长们觉得自己没起到任何作用，于是把愤怒的矛头都指向了麦哲伦。麦哲伦总是固执己见，却很少去说服别人。他不断以查理一世国王的名义约束下属，可是在舰队距离西班牙数千英里并处于极端危险的情况下，这种话显得很空洞，而且还是出自一名葡萄牙人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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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哲伦认为他已经完全显示了自己的权威，于是赦免了这40名船员死刑，改判苦役。巴斯克船主埃尔卡诺也在被赦免船员之列，后来报了一箭之仇。那些被释放的船员看着操控他们命运的麦哲伦，内心肯定五味杂陈。从短期来看，他们不会遭受四马分尸或其他酷刑而惨死，但是，考虑到有可能在圣胡利安港度过一个漫长的冬季，他们便意识到自己每天都要生活在艰苦和危险之中。岸上的食人族比麦哲伦更无情，随时可能袭击和吃掉他们；而在海上，暴风雨也随时可能掀翻他们的帆船。他们也无法弃船而逃，因为没有人可以凭一己之力在这恶劣的天气中生存下去。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对麦哲伦俯首帖耳，即使被他带往世界的尽头也要一路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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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重要人物不在大赦之列，分别是杀死“圣安东尼奥号”船主的叛乱头目加斯帕尔·德·凯塞达及其仆人路易斯·德·莫里诺。麦哲伦坚持要将凯塞达处死，他给了莫里诺一个简单而残忍的选择：要么跟他的主子一起被处决，要么砍下凯塞达的脑袋以求自保。如果莫里诺选择后者，那他就会违背自西班牙封建时代以来就确立的行为与道德准则的最核心原则。然而正如麦哲伦所料，莫里诺接受了这笔残酷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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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体船员面前，凯塞达跪在“特立尼达号”的甲板上，莫里诺手里握着刀，站在凯塞达旁边。他请求主人宽恕他，但未能如愿。然后他举起刀，用力砍下了凯塞达的脑袋。麦哲伦似乎觉得这血腥的一幕还不够，他命人将凯塞达分尸，并将其残骸示众，以示惩戒，正如几周前他将缅多萨分尸示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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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卡尔塔海纳成为舰队硕果仅存的西班牙籍船长。几天后，麦哲伦发现他正在跟一位名叫佩罗·桑切斯·德·拉雷纳（Pero Sanchez de la Reina）的牧师再次密谋组织叛乱。这位牧师原名贝尔纳德·德·卡尔梅特（Bernard de Calmette），来自法国南部，在“圣安东尼奥号”当牧师。他给自己取了个西班牙名字，以便跟船员打交道。经过一场大屠杀之后，卡尔塔海纳居然还想冒着生命危险造反，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一次估计没有谁愿意追随他，但卡尔塔海纳几乎跟麦哲伦一样顽固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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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哲伦又成立了一个军事法庭，审判这两名合谋的叛乱分子。起初，他想将两人就地处决，因为这毕竟是卡尔塔海纳第三次谋反了。然而，麦哲伦发现自己处于两难境地中：他不能判处一名牧师死刑，就算这位牧师谋反，也不能将其处死。至于卡尔塔海纳，他与大主教丰塞卡有血缘关系，麦哲伦不可能对其采取死刑或酷刑等严厉的惩戒行动。于是，麦哲伦想了个办法，让卡尔塔海纳和牧师落得个更惨的下场。他决定把他们留在荒无人烟的圣胡利安港，舰队离开后，他们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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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叛乱过程中和叛乱结束后，麦哲伦的所作所为都称得上是马基雅维利式的行动，即“精于算计，必要时残酷无情”。他经受住了这次考验，并最终成为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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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船只装备方面，麦哲伦一直都是完美主义者。平定叛乱之后，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疏于打理的舰船。这些船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风帆和索具杂乱不堪，货舱臭气熏天，船身到处漏水。他命令手下清空船只，进行彻底清洁。这是一项吃力的工作，船员们需要把所有食物搬出来，甚至还要把压舱石也搬出来，用海水清洗干净。那40名被判做苦役的叛乱分子承担了最繁重的工作，他们脚上戴着脚链，一直操作着抽水机，使船只保持漂浮状态，直至舰队的木匠将船修好，达到适宜航行的状态。他们把船只清空之后，船员们便开始擦洗货舱，用醋洗干净木板，彻底消除那似乎无所不在的恶臭，再把压舱石搬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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