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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也说了包公的死因，曰：“（嘉祐）七年（1062）五月己未，方视事，疾作以归。上遣使赐良药，辛未，遂以不起闻。”《宋史》的记载则是：“顷之，迁礼部侍郎，辞不受，寻以疾卒，年六十四。”笔者一直认为包大人应该死于“打黑”行动，原来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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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到此处，就要说一下包公的脸为什么是黑色的——都是戏曲惹的祸。京剧脸谱用色讲究“红忠白奸，蓝威猛，绿多怪，金粉表神仙”。在中国传统概念里，铁是黑色的，包公的黑，是因为“铁面无私”。实际上，包公也是忠贞的代表，用红色亦不为过，可能是戏曲创作者考虑到包公的人身安全才选择了黑色。红包，容易被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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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五人六 王县长兴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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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县（今宁波鄞州区）是个很有趣的地方，这里的传统是晴天耕田，雨天打孩子。1047年来了个县长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幼苗，不要打，把打孩子的时间投入到念书中去吧！”高音喇叭喊，余音缭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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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县人就真的开始读书了，晴天种地，雨天读书，读腻了，手痒，又打孩子。县长不高兴了，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幼苗，不能打，立法！”于是中国第一部未成年人保护法出现了，就叫“青苗法”。当然，这是我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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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县长就是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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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县长在鄞县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筹备20多年后的变法，二是诱导鄞县人读书。王县长不是刘谦，又没有超级大托董卿，所以变法变得破绽百出，台上台下骂声一片，但他在鄞县的办学，却是很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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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重视教育的朝代是北宋，发生过三次兴学运动，而这三次兴学运动都与王安石有关。第一次兴学运动“庆历兴学”时，王安石正在鄞县，他以鄞县为试验点办学，所得经验直接用在第二次兴学运动，也就是他主导的“熙宁兴学”。“熙宁兴学”的影响深远，直接派生了第三次兴学运动“崇宁兴学”。由此可以看出，这三次兴学运动不是孤立的，而是连续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其发轫点，就在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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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县办学影响了整个宋朝的教育。崇宁三年（1104），全国学生达到了21万。三次兴学运动使北宋人民大批脱盲，放眼望去，苍茫大地“公知”一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办学甚至影响了宋王朝的存亡。王县长的“扫盲运动”进行得彻底，影响深远，有宋一朝的目标是做到全国无盲，这使得“江南七怪”中的瞎子柯镇恶被迫远走大漠，其后收徒郭靖，其后结识铁木真，其后蒙古铁骑入侵宋朝，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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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载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眼神不好有白内障，所以还看不了那么远。现在，他盯住了鄞县城东的孔庙，打算改装成学校。这不算王安石的创举，宋朝的学校都是以孔庙为主体建筑，学庙一体，兼具祭祀和教学双重职能。早期孔庙祭祀活动所占比重很大，香火缭绕把孔圣人熏得活像包龙图，把两边陪坐的孟轲、曾参熏得黑白相间，感觉孔子正在跟一头熊猫和一匹斑马聊天，倒是应了他“有教无类”的思想。在王县长的办学思想中，学习是最重要的，给不给圣人烧香无所谓，于是把孔庙翻新，装修成了教室。没什么人再去给圣人烧香，孔、孟、曾三人无聊得要命，以致学生在教室朗诵“三人行，必有我师”时，他们师徒三人在隔壁“三人行，必斗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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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庙贤儒塑像的座次一般是孔子坐中间，两边分坐孟轲、曾参。鄞县孔庙稍有不同，将兴办教育的王县长排进了座次，放在了孟子前面。《桯史》说：“王荆公封舒王,配享宣圣庙,位居孟子上。”之所以如此排列，除了感恩王县长使鄞县人民脱盲外，另有传说：某次庙里的老孔显灵，突然开口叫两个弟子：“孟轲、曾参！”叫得有点急，连音了，结果Michael Jackson“嗷”一声从美国跑过来，把县城人民吓蒙了，于是重组座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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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只是传说，无法实地考据，因为学校早搬走了。宋《宝庆四明志》说：“唐元和九年（814），学建于县之东，皇朝崇宁二年（1103），移县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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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县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是宋朝最早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之一。鄞县县学矗立在县城的东边，当然是宋朝最早迎接曙光的学校之一。文化的曙光由鄞县开始，继而照亮整个宋朝，告别黑暗，启蒙文化，冥冥天意。鄞县，王县长，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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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段话酸了吧唧，有点像某位大师。王县长是江西人不是山西人，最讨厌酸儒，他的办学思想在《慈溪县学记》《乞改科条制》等文中说得很清楚。这位实用主义者认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就是说别学那些没用的，别扯那些没用的。宋初科举考试选题出自“九经”：《易》《书》《诗》《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王县长变法时说这些经书培养的都是酸酸儒，蒙牛又蒙人，于是简化、瘦身，把教材改成了《三经新义》。教学的目的是为国家输送人才，会写四种“回”字的孔乙己又怎样？去咸亨酒店消费从没给他打折，倒是腿给打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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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县长是政治家、文学家，做学问却稀里糊涂，他曾写过一本说文解字类的工具书叫《字说》，几乎全是胡说八道。苏东坡问他：“‘笃’字怎么解释？”答：“用竹子抽马为笃。”苏东坡有点困惑，问：“那么，以竹子打狗，为什么笑呢？”又问“‘波’字何解？”答：“水的皮就是波。”老苏彻底蒙了：“按你这说法，‘滑’就是水的骨头？”又问：“‘爹’字何解？”王县长转头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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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县长清楚自己胡说八道，所以找有学问的老师给学生授课。宋朝的老师称“教授”，来源分两种：一是“中书堂除教授”，从在职的官员中举荐任命；另一种是地方举荐“未仕，有经术行谊者”，只要有学问就可以当老师，叫“权教授”或“差补教授”。这种选任地方官学老师的方法发布于熙宁四年（1071），是王安石变法中很重要的一项举措。所以说，王安石在鄞县办学直接影响到“熙宁兴学”是有依据的，实际上，早在20多年前，王安石就在鄞县开始试验了，鄞县给了他条件摸索如何建立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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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年，鄞县地界上活动着五位大儒，被称为“四明庆历五先生”，他们分别是：楼郁、杜醇、杨适、王致和王说（这个“和”是连词，“王致与王说”的意思，不是卖臭豆腐的）。五位大儒有学问，特别是杜醇，“杜君者，越之隐君子，其学行宜为人师者也”。王县长写信请五位先生出山：“这里的孩子多，而且是别人家的孩子，如果下雨天手痒……”五位先生看完信后，愉快地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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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硬件设施齐备，师资力量强大，学生蜂拥而至。王安石的政策规定，学生不用承担赋税和徭役，还白吃白住，学习用具也免费，并补助津贴。宋朝政府给学校划拨“学田”做经费，鄞县的学田很大，钱不成问题。做学生是幸福的，读书多好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里还有女的啊！”晋朝时鄞县的老县长梁山伯，就是因为读书才做了县长，也因为读书，跟班里同学搞对象，媳妇都娶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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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县有山有海，书山有路，学海无涯，王安石在鄞县撒下了一把读书种子，然后迅速生根发芽。王县长走后，鄞县人继续读书，开始出现了大量进士。整个两宋时期，鄞县一共诞生了730名进士，宋、元、明三朝一共诞生了超过1000名进士，据笔者推测，其中文进士可能有102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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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这个数字太过神秘，所以，王县长是把种子洒向大地还是邮箱，这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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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五人六 “两栖动物”沈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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