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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知章翻开第一卷，就看到了李白在郁狂中写成的《蜀道难》。没有读完已连赞数声。匆忙把李白拉到酒馆，对酒谈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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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贺知章对李白的诗名已有所闻，读了《蜀道难》，才知道李白的诗写得惊天地、泣鬼神。一老一少，互相激赏，手舞足蹈，沉湎在诗酒里。恍惚中，贺知章觉得李白天资卓厉，像谪仙临世，脱口说：“公非人世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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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贺知章不能把李白直接推荐给玄宗，李白已然觉得别有洞天，发现了真正的自己，“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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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落魄，风尘困顿，虽然找不到任何世俗的成功来对付唯利是图的世态人情，落荒的逃遁，却有了精神上的成熟与对世事的洞察作为补偿。世事如轮，翻云覆雨，行路难，归去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在与贺监超现实的精神默契中，找到了出陇右、回西蜀、磨砺豪情、强健诗魄而不斤斤于功利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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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的初衷，不也正是要“西入秦海，一观国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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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不羁的豪情，在天末大荒的莽莽边塞找到了恰当的表达，童年和少年时无数次想象和依稀相识的绝域风光一一呈现在眼前，令人胆气陡生，壮心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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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无边的天地、无边的视野，培养了李白的宽阔情怀，边塞无边的寂寞和孤独，使李白也像边塞将士一样，对家室妻儿怀着深情的眷恋，“相思千万里，一书值千金。”“去年寄书报阳台，今年寄书重相催。东风兮东风，为我吹行云兮使西来。”“结发生别离，相思复相保。”而且，在李白浪迹陇右时，西北边塞还很平静，立功建业的希望非常渺茫。李白因此更怀着失意，感物动心，缅然赋归，“秦水别陇首，幽响多悲声”“挥涕且复去，恻怆何时平”。可是，亲慈长逝，老友星散，蜀中的过去也已萧瑟成梦，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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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由水路出蜀，返回安陆。舟至荆门，他看到江陵熟悉的灯火，心情格外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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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散：中国狂士传 书剑飘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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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仗剑远游，“射乎四方”，他自信“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所以，“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不求小官以自安，他一直希望像诸葛孔明、谢安、鲁仲连，“起来为苍生，投竿佐皇极，一举而至卿相，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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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天才的自信和自负。纵酒任侠、抚剑夜吟、凤歌笑孔丘，更表现出一种难以企及的古远的浪漫气质和潇洒风度。李白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之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这是文学的主张，也未尝不是人生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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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初上长安，西入秦海，落魄而返。现实的遭遇强化了他“不屈己不干人”的品性与行为的倜傥不羁。“尧舜之事不足惊，自馀嚣嚣直可轻”，除了淑世干政的选择之外，似有更宽的人生领域在等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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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安陆，李白有一段从容的家居生活。娱妻弄子、读书吟诗、参玄理佛、以文自广。酒越喝越厉害，常常整日以醉当醒，也常到安陆四周的名胜区域栖息小住，看不尽的桃花流水，大自然中有远胜人间的天地，使人心境澄澈，恍然远离尘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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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四年（763年），李白应友人元演之邀，到了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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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演的父亲是太原守备，李白得以轻松自在地挟妓纵酒。醉饱之余，畅游古来名胜，清风明月，浮水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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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李白还记得当时的赏心乐事。据说，后来成为唐朝名将的郭子仪当时是太原的戍边小卒，犯过受责，李白壮其辞色，为他说情而获免。李白晚年长流夜郎，郭子仪也曾鼎力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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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太原，李白下洛阳。老友元丹丘访道归来，相会于颖阳山居，南阳岑勋亦慕名相从。老友新交，面对滔滔黄河高谈阔论，世事人生，唏嘘不已。李白从来不曾平静过的躁狂的心灵，弥漫着亘古以来的怅惘、忧愁、迷失与悲苦。他在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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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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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李白继续漂泊于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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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开元二十六年（765年），许氏夫人去世，李白带着一双儿女（明月奴、平阳君）东游齐鲁，置居于任城、沙邱（今山东济宁和掖县）等地，与一刘姓女子和“鲁一妇人”有一段短暂的并不正规的婚姻，行踪更加不定，醉梦里常认他乡为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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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与孔巢父、韩准等人隐居于泰山南边的徂徕山，人称“竹溪六逸”。他们以尼父自比，交谊深厚，有时共食同眠，几人穿一双鞋，高歌酣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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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江淮的旅程，李白同样傲岸而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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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时时思念东鲁的儿女，却不愿守在家中，过一种琐碎而麻木的生活。他的人生，他的诗，正在江湖行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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