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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前,杜甫曾和李白一样行踪遍布吴越,他一直想建立安身立命的功业,其实也是在寻觅一种人生境界、一种称情的诗意。杜甫在洛阳的生活很不称意,“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腥膻,蔬食常不饱”,他厌倦了虚伪的“机巧”和臭味的“腥膻”。李白就在这时,摆脱“腥膻”和“机巧”,从长安“赐金还山”。“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探讨幽隐的人生),“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杜甫诗)他们的相识并见相亲,像是宿命的约定、夙世的契合,由性格差异构成的互补还是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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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成落寞的杜甫与嗜酒天真而年长11岁的李白,一起饮酒作诗,一起发牢骚,一起骂街,慷慨怀古,飘然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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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他们同往汴京,开始梁宋之游。与诗人高适一起登吹台,“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杜甫诗),做遗落世事、寻欢作乐的日夜酣游,享受生命的意趣与精神上的高度体贴通融的可贵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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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霜冻冷落的旷野中,他们围猎狐兔,然后席地而坐,燃起篝火,炙烤猎物。黄昏时,登上单父琴台,仰观万里风云,俯看落叶如雨,在空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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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四年(745年),高适南去。李白与杜甫又在北海太守李邕的酒会上聚首,“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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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愿再谈论簪缨贵族的荣耀,而口吟橘颂,心系沧海,对人生怀着更深沉也更微妙、更宽阔也更茫然的期许。于是,扬鞭跃马,几经曲折,走访了闲姿幽质、隐居在乡间的范居士。居士门前酸枣垂荫、寒瓜满架,他用蔬食和水酒殷勤地招待了李白与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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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杜甫默契沉练的交往中,李白试图使自己躁郁的情思得到安静,他甚至炼丹砂,想学心清如明镜的道士,使自己变得淡定自若而不能够。杜甫曾赠诗给他:“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杜甫知道,李白的“飞扬跋扈”是无从改变的,尽管他总是从李白无所羁绊的性情以及李白疯狂、智慧、果敢、轻率、高傲、壮丽的人生中看出某种令人忧心的险峻,却无限敬佩李白时时处处的豪迈与明朗,只能更加怀着温柔的怜悯注视着他。李白来不及细察这一切,或许他心里明白却像他从来所愿意的那样不以为意,举起了离别的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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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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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自信和自负是永远的。但他再没有找到与杜甫“金樽重开”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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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西去长安,李白继续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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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在长安写道“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表达了对李白遥远的怀想。“竹溪六逸”之一的孔巢父归游江东,杜甫嘱咐他“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信今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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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后来因为永王李璘事获罪,流放夜郎。杜甫将不绝的相思与缠绵的忧伤一一写在诗里:“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他深信李白将声名不朽,但是,“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李白只有和冤魂共语,伴汨罗江水哭泣,“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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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诗、李白的人格、李白的命运,无时不召唤着杜甫细腻情怀的温柔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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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散:中国狂士传 我纵言之将何补 永别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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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回到沙邱家中,连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就这样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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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邱城边有一株老树,在落日的暗淡光景中,摇动着晚秋的萧瑟。李白独自喝着酒,觉得寡淡无味,唱着歌儿,也觉得索然。“思君如汶水,浩荡寄南征”,被现实也是被某种永恒的精神所放逐的浪子,在苦闷中对杜甫同样怀着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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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依然踽踽独行于江湖。有时,与其说是漫游,还不如说是生计所迫的仓皇奔走,“归来无产业,生事如转蓬”,“余亦不火食,游梁同在陈”,像当时孔子绝粮于陈,形同丧家之犬一样,他经常写一些酬赠诗,要求或者感谢别人的接济和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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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感慨不尽的是“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故友不相恤,新交宁见矜”。刻薄势利的人情,对于犹存古侠风范的李白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让他迷惘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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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李白入道箓,正式接受道教的洗礼。他并不是真正向慕神仙,皈依教义,“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人间不可托些,吾将采药于蓬邱”。他是想从此“极目四海,手弄白日、挥斥书愤”,以此来“脱屣轩冕,释羁缰锁,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间”,李白从来不用苦难自戕,而是以自己放达的行为、放达的诗驱除苦难。入道便如饮酒,在绝对精神中幻求真的人性、真的人生,“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蟹螯即金液(仙药)、糟丘(酒)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登高台”“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涤荡千古愁,留恋百壶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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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入道,已然一介隐者气派的李白,其实根本上不可能放弃匡济时艰的抱负。他说“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所以,他“不树矫抗之迹,耻振玄邈之风,混游渔商,隐不绝俗”,他尽量漠视眼前的窘迫,悲壮自雄,“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危难,却常常魄动心惊,唐玄宗求长生之术,满天下香烟缭绕,神符弥漫,又屡兴战事,开疆拓土,民不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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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年(751年)左右,李白怀着“报主酬恩”之心,漫游赵、燕、晋、魏。他要去证实一种更加可怕的预感:三镇节度使安禄山是否会拥兵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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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正如某些隐晦的传言一样,安禄山一方面在朝廷争取皇帝和文武大臣的信任,一边以戍边为由,不断扩张北国边庭的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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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匆匆经潼关,入长安。在他看来,当时的形势,就像华山神曾经预言“明年龙祖死”而秦始皇果然于次年崩殁一样,变故一定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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