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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前，杜甫曾和李白一样行踪遍布吴越，他一直想建立安身立命的功业，其实也是在寻觅一种人生境界、一种称情的诗意。杜甫在洛阳的生活很不称意，“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腥膻，蔬食常不饱”，他厌倦了虚伪的“机巧”和臭味的“腥膻”。李白就在这时，摆脱“腥膻”和“机巧”，从长安“赐金还山”。“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探讨幽隐的人生），“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杜甫诗）他们的相识并见相亲，像是宿命的约定、夙世的契合，由性格差异构成的互补还是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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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成落寞的杜甫与嗜酒天真而年长11岁的李白，一起饮酒作诗，一起发牢骚，一起骂街，慷慨怀古，飘然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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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他们同往汴京，开始梁宋之游。与诗人高适一起登吹台，“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杜甫诗），做遗落世事、寻欢作乐的日夜酣游，享受生命的意趣与精神上的高度体贴通融的可贵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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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霜冻冷落的旷野中，他们围猎狐兔，然后席地而坐，燃起篝火，炙烤猎物。黄昏时，登上单父琴台，仰观万里风云，俯看落叶如雨，在空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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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四年（745年），高适南去。李白与杜甫又在北海太守李邕的酒会上聚首，“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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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愿再谈论簪缨贵族的荣耀，而口吟橘颂，心系沧海，对人生怀着更深沉也更微妙、更宽阔也更茫然的期许。于是，扬鞭跃马，几经曲折，走访了闲姿幽质、隐居在乡间的范居士。居士门前酸枣垂荫、寒瓜满架，他用蔬食和水酒殷勤地招待了李白与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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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杜甫默契沉练的交往中，李白试图使自己躁郁的情思得到安静，他甚至炼丹砂，想学心清如明镜的道士，使自己变得淡定自若而不能够。杜甫曾赠诗给他：“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杜甫知道，李白的“飞扬跋扈”是无从改变的，尽管他总是从李白无所羁绊的性情以及李白疯狂、智慧、果敢、轻率、高傲、壮丽的人生中看出某种令人忧心的险峻，却无限敬佩李白时时处处的豪迈与明朗，只能更加怀着温柔的怜悯注视着他。李白来不及细察这一切，或许他心里明白却像他从来所愿意的那样不以为意，举起了离别的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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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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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自信和自负是永远的。但他再没有找到与杜甫“金樽重开”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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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西去长安，李白继续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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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在长安写道“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表达了对李白遥远的怀想。“竹溪六逸”之一的孔巢父归游江东，杜甫嘱咐他“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信今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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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后来因为永王李璘事获罪，流放夜郎。杜甫将不绝的相思与缠绵的忧伤一一写在诗里：“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他深信李白将声名不朽，但是，“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李白只有和冤魂共语，伴汨罗江水哭泣，“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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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诗、李白的人格、李白的命运，无时不召唤着杜甫细腻情怀的温柔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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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散：中国狂士传 我纵言之将何补 永别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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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回到沙邱家中，连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就这样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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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邱城边有一株老树，在落日的暗淡光景中，摇动着晚秋的萧瑟。李白独自喝着酒，觉得寡淡无味，唱着歌儿，也觉得索然。“思君如汶水，浩荡寄南征”，被现实也是被某种永恒的精神所放逐的浪子，在苦闷中对杜甫同样怀着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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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依然踽踽独行于江湖。有时，与其说是漫游，还不如说是生计所迫的仓皇奔走，“归来无产业，生事如转蓬”，“余亦不火食，游梁同在陈”，像当时孔子绝粮于陈，形同丧家之犬一样，他经常写一些酬赠诗，要求或者感谢别人的接济和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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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感慨不尽的是“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故友不相恤，新交宁见矜”。刻薄势利的人情，对于犹存古侠风范的李白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让他迷惘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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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李白入道箓，正式接受道教的洗礼。他并不是真正向慕神仙，皈依教义，“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人间不可托些，吾将采药于蓬邱”。他是想从此“极目四海，手弄白日、挥斥书愤”，以此来“脱屣轩冕，释羁缰锁，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间”，李白从来不用苦难自戕，而是以自己放达的行为、放达的诗驱除苦难。入道便如饮酒，在绝对精神中幻求真的人性、真的人生，“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蟹螯即金液（仙药）、糟丘（酒）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登高台”“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涤荡千古愁，留恋百壶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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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入道，已然一介隐者气派的李白，其实根本上不可能放弃匡济时艰的抱负。他说“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所以，他“不树矫抗之迹，耻振玄邈之风，混游渔商，隐不绝俗”，他尽量漠视眼前的窘迫，悲壮自雄，“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危难，却常常魄动心惊，唐玄宗求长生之术，满天下香烟缭绕，神符弥漫，又屡兴战事，开疆拓土，民不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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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年（751年）左右，李白怀着“报主酬恩”之心，漫游赵、燕、晋、魏。他要去证实一种更加可怕的预感：三镇节度使安禄山是否会拥兵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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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正如某些隐晦的传言一样，安禄山一方面在朝廷争取皇帝和文武大臣的信任，一边以戍边为由，不断扩张北国边庭的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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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匆匆经潼关，入长安。在他看来，当时的形势，就像华山神曾经预言“明年龙祖死”而秦始皇果然于次年崩殁一样，变故一定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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