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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整日昏昏然担任礼部司务的同时，开始接触王学左派的“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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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同在礼部任职的李逢阳、徐用检是心学师祖王阳明的信徒。李贽承认，自己之所以接近“心学”，是受了他们的“引诱”，“不幸年甫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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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徐用检在京城跟随赵大洲研究学问，李贽不肯赴会，先生把手抄本《金刚经》送给李贽读，说这是不死学问，你也不去钻研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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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从此折节向学，清早爬起来就等候在先生门前，希望能得到指教，但先生上马便走，一言不发，李贽向学之心益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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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与其说是“心学”的魅力吸引了李贽，还不如说是李贽的苦闷促成了他走向了“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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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困惑的是，种种堂皇而号称万世不衰的道德准则的管治之下，为什么依然滋生着蠹蚀国家根本的“私欲”？既然天理昭彰，夫子的旗帜猎猎，人们却总是有不同的是非，特别是属于个人的名利富贵，人们总是像戴着某种假面具遮遮掩掩，而实际上人人居之不辞、趋之若鹜？他坦率地望着自己“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心与口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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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唯独自己缺乏对孔孟之道、对程朱理学、对天下国家的“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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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类似李贽的困惑早已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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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信徒王阳明，曾经困惑于朱熹“格物致知”的教导，为此，他面对一片竹林，七日不食，却始终没有“格”出那个先于竹子而存在的“理”来。失望之余，他从陆九渊儒禅并用的哲学中找到了“心即是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答案，进而提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是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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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王阳明的推理，事关国家社稷与人生安危的紧要处，回到了人的内心。内心如果是“诚信”的，“良知”就会引导着人生按“天命”“天理”而正确地运行；“良知”如果被蒙蔽，天理昭彰也就视若无睹。李贽在苦闷的当头，接受“心学”的教导，仿佛绝望中的一线熹微，从而“五载春官，潜心道妙”。后来，又盛赞席书曾率贵州生员不尊朱熹而奉王阳明为师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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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此路数，李贽还逐渐找到了郁积心中已久的疑问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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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礼部担任了五年司务，一心投入的不是为官的机巧，而意在捕捉覆盖整个人生与世界的“道”。他那不免刻板的人生态度与倔强、缺少柔性的气质，使得他与上下之间继续发生顶撞，产生矛盾，但因为他那简静、迂直的为人，却也没有遭到无端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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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散：中国狂士传 一方水土上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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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1年，李贽调到南京任刑部员外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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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都南京的所谓“六部”其实是虚设的清议机构，员外郎属中层的闲散官员。李贽依然看得到人事上的倾轧。他原本对满腹道德、满嘴仁义而急于功利的君子大人们不以为然，南京的尚书、大理却不仅禀有“急功利”“不清白”种种人性的弱点，还于“道学有名”，这一层思想上的隔膜，使李贽“触之又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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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李贽欣慰的是，他在京师入了“心学”之门，至南京逐渐成为一方水土上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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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思索而日出已见的时候，与焦竑、耿定理等的相识是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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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师时，李贽就已经结识焦竑，至白下（南京）则朝夕促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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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竑在性情与思想上并不等同于李贽，但是，在对宋儒把孔孟之道作了过于迂阔拘束的解释这一点上却不乏共识。焦竑认为，佛老之学并非“邪说”，是“孔孟之义疏”，而且，阐释的正是孔孟之道的精微要紧处。因此，他笃信“吾学佛，然后知儒”的观点，而视“汉宋诸儒之所疏”为“锢我聪明”。要想有所收获，“当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出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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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焦竑着眼于当时社会的现实情况，认为属于国计民生的“功利”并不违背“仁义”的准绳，《易经》上就有“理财正气，禁民为非，曰义”的大道理，岂能把功利、仁义视为二途，而以弃财为义？这也正是李贽所首先肯定的实用的功利主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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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焦竑没有李贽那种似乎天生就要成为“罪人”的叛逆气质、与吃准了便不回头的果敢，但是，他却能够非常同情宽容地对待李贽天才式的“胡说八道”和“胡作非为”，并且经常给他以经济上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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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与耿定理的结识，更富有同气相求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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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寓居南京时，不仅听别人说是非，而且自己经常聚友讲学，侈谈竟日。在这样的场合，耿定理总是默默无言，偶尔置问。有一次，耿定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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