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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李贽又介入了明代文坛上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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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明代道学家的虚假模样喜剧性地吻合的是，前后“七子”的古文运动（不论其初衷如何）也倡导出了无数因袭规范于古人的诗文。而在李贽的哲学家的视野中，天下最好的文章，没有不是出于童心的。那么，“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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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李贽的时代所可能有的最进步的文学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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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散：中国狂士传 你要做圣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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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已任吏部右侍郎的刘东星，丁父忧家居，邀李贽赴上党做客，李贽在上党的坪上村过了一段半僧半俗的愉快生活。在刘东星的热情主持下，庆祝了李贽的70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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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星的子侄经常向李贽求教，质问《大学》《中庸》的含义，还有些是自称是“门生”的李贽的崇拜者也相聚一起。他们的谈话，被辑为《明灯道古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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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李贽由太原北上，至大同，与他私心敬慕的绝塞将军梅国祯会晤。李贽自认为，他虽然是和尚身份，却决不做“坐枯禅、圆寂乐，专一为守尸之人”，死于朋友，死于战场，都甘之若饴，而能够死在皇上的监狱里，也算是成就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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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李贽寓北京西山极乐寺，仔细参悟生死的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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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在焦竑的陪同下顺运河南下，途中可能去过曲阜孔庙。到南京后，寓居永庆寺之伽蓝殿，并书对联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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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作书生，未见登堂入室；老为庙祝，粗知扫地焚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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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李贽一边读《易经》（这是被认为最深奥的东方典籍，为学者们饱学后研读），一边整理出版《藏书》，继续对假道学、对歪曲的史观展开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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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一友人求见，李贽问来者：“你要做圣人吗？”友人自称不敢当，李贽告诉他：“圣人也没有异样，常人多是说空头话的人，圣人只是个不说空头话的人。”与此同时，李贽认为，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亦无定论，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是此非彼，并行而不悖，司马迁作《史记》是“发愤所为”，不轻信、不残陋、不疏略，有是非不同于圣人的“一己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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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中，李贽再一次提出“私”之于“人心”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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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也。”“私”是指人之为人的一己的潜在的不同于他人的心思和利益。服田者，居家者，做官者，皆有私，所谓“无私”的仁义只是画饼之谈、观场之见。人正因为计功利，方可成就一段“光明伟俊之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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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的两年，李贽同意大利天主教徒利玛窦，有并不深入的交往。李贽除了欣赏他的“标致”、勇气、意志和不卑不亢外，对他的教义和主张不置辩驳，也不清楚他从万里之外，历九九八十一难赴中国到底“何干也”。外在的天主教教义在成熟文明熏陶下的中国士大夫看来，无非是一则幼稚可喜的童话。但是，李贽很喜欢利玛窦的《交友论》，将它誊录后送给自己的门生朋友，《交友论》中有这样的话：“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连焦竑也认为“友者乃第二我也”的法说既恰当又别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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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散：中国狂士传 灾难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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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重新回到龙潭湖芝佛院，大约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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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初春（1601年），芝佛院突然被一场人为的大火烧得四大皆空。据说，纵火者乃是当地官吏和缙绅所指使的无赖，这一案件的真相始终没有水落石出，但显然与李贽的所作所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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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李贽与耿定向公开论战的时候，耿定向指责李贽标新立异，将自己写给一位朋友的信公开传抄，信上有涉及对于“心学”的评价问题。信上说：“昔颜山农（也是“心学”队伍中的人物）于讲学会中忽起就地打滚，曰：‘试看我良知！’士友至今传为笑柄！”这一漫不经心的叙述，其实是针对李贽的。他接着指出，李贽在“良知”掩护下的种种古怪行动，无非是“就地打滚”的意思，目的在于不受拘检，任意而为。他还提到，李贽曾经强迫他的幼弟狎妓，还曾率僧众，跑到一个寡妇的卧室里化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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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作过答辩，除了关于寡妇的事件外，他对自己的放浪形骸毫不掩饰。他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就地打滚”的故事，如果真有这件事，只能证明颜山农确实参透了“良知真趣”，“世间打滚人何限？日夜无休时。大庭广众之中，谄事权贵人以保一日之荣；暗室屋漏之内，为奴颜婢膝事以幸一时之宠。无人不滚，无时不然，无一刻不打滚”。从正面的意义看，“打滚”也是一种本真的生命状态，“当打滚时，内不见己，外不见人，无美于中，无丑于外，不背而身不见，行庭而人不见，内外两忘，身心如一。难矣，难矣”。因此，耿定向的耻笑无损于颜山农，“即千笑万笑，百年笑千年笑，山农不理也。何也？佛法原不为庸众说也，原不为不可语者说也，原不以恐人笑不敢说而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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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公案，虽然当事双方，后来达成了“到此为止”的默契，“彼此俱老矣”，李贽甚至表现了对过去与耿定向共同生活的愉快时光的深情眷顾，但是，由此造成的影响却并未因此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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