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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这在板桥功成名就之前多少有些矫情。而今,虽有些高傲要价的味道,也未尝不是板桥所能体认到的实实在在的人生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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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并不满足也不满意于范县七品之任。他的“枕中方略”,似可应用到更大的范围中去。而且,“人皆以做官为乐,我今反以做官为苦,既不敢贪赃枉法,积造孽钱以害子孙,则每年廉俸所入,甚属寥寥。苟不入仕途,鬻书卖画,收入多于廉俸数倍。早知今日,悔不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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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人情上的牵扯又使他不能随心所欲,巡抚很喜欢他的墨竹,每次晋谒,都邀他至内花厅吃饭,板桥受宠若惊,不敢放浪。巡抚告诉他:下属无留膳之例,我和你是私叙,不必谨慎小心。板桥欲告病辞职,巡抚一时未必允许,只好徒呼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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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便是七年潍县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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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散:中国狂士传 苦痛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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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县的繁华,板桥在《潍县竹枝词》中有很生动的叙述,“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齑满市楼”“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县原是小苏州”,他还写到斗鸡走狗者的风流,富贵人家的阔绰,贫儿的无助等。美丽的风物、淳厚的民情、世外桃源的理想,自然也时寄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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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到潍县上任,继续他介于有为与无为之间的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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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县的琐事似乎要比范县多,板桥用富有戏剧性的手段调解了不少纠葛。曾有盐店商人扭一私贩上堂,板桥见私贩衣衫褴褛,料不是歹徒,便对盐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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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求责扑,吾为尔枷示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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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商首肯。板桥就命一衙役用芦席做成一枷,高八尺,宽一丈,上首穿一孔戴在小贩头上,又用纸笔,画竹兰图十余张,贴在芦席上,然后将小贩押送盐店。小贩带“枷”站在盐店门前,铺面全部被芦席遮住,观者如堵,终日不绝。盐商大窘,苦求板桥。板桥笑而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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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画舫录》载,有穷书生控某富商赖婚,板桥将书生留在衙中,然后升堂理事。富翁赴诉,板桥从容说:“贵千金若不肯出嫁,请拿一千两改变婚约。”富翁欣然出银千两。板桥又说:“本堂为您择婿,一千银子作嫁资,如何?”富翁谢板桥。板桥便命叫出秀才,公堂成亲,富翁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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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对穷苦读书人的体谅其实是与他的教化策略相表里的。传说潍县的贫寒书生韩梦周夜半读书,琅琅有声。板桥闻悉,解囊相助,着意栽培,后来韩生果然成了进士,任安徽来安县令,爱民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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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潍县有钱,板桥主持修文昌阁城隍庙,以弘扬教化。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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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既以人道祀之,何必不以歌舞之事娱之哉!况金元院本,演古劝今,精神刻肖,令人激昂慷慨,欢喜悲号,其有功于世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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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一年,潍县发生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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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又大旱,赤地千里,人相食。板桥拟开仓赈灾,按规定,这不是板桥所能自作主张的。有人委婉地劝他不要仓促行事,以免获罪于上司,这却大大地伤害了板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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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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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以百姓所写借条批出谷子,活万人。百姓秋后无收成,板桥将借条大多烧毁,像当年他处理家中的契约一样。这极可能误构借公肥私之罪。板桥刻印章一方曰“恨不得填漫了普天饥债”,一种道义所激发的情感上的冲动,使他不愿再替自己着想。他限制粮食囤积,平抑粮价,利用县令的身份,劝说富户轮流开设粥厂,煮粥以食老弱贫残,又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亲自规划出修城凿池的工程,由政府集资招远近饥民做工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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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板桥已尽了心力,潍县依然不乏流离失所的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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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伤心地写下了著名的《逃荒行》《还家行》等诗篇,所述生民苦痛,惨不忍睹。“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令人赞不绝口的七绝也作于潍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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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对他的诗歌创作有很多今天看来不免有些刻板的要求。他曾在《印跋》中讲“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安享人也”,“劳人”未必指的全是“劳动人民”,但是,他对诗歌等是否反映了“民间痛痒”却刻刻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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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板桥的正规表述,艺术的原则应该是“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穷苦,剖析圣贤之精义,描摹英灵之风猷”“自出己意,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归于日用”“当作主子文章,不可作奴才文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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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他认为文章诗歌有大乘法如《史记》杜诗,“达天地万物之情,国家兴亡得失之故”;有小乘法如“六朝”“王孟”,“何与于圣贤天地之心,万物生民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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