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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梁启超年谱长编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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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两人为推动中国之变法运动者，其为历史人物，百世无疑也。顾未有综合当时文献为之勰理成书者，此非史家之大憾乎！一九二九年，予任教燕京大学，赵君丰田从予治古史，予察其资性适于治当代史，适康同璧女士以其父杂稿一箱畀予整理成书，遂以交赵君，尽一年之力成《康长素先生年谱稿》一篇，载入燕大《史学年报》。其文为丁文江先生所见，颇加赏誉。时梁启超没未三年，其子女辈以其书籍及稿件悉数捐献北平图书馆，为丁先生所见，慨然以梁氏年谱自任。然其所任职务弥众，梁氏稿件又繁，力不能胜，遂又商之于予，借赵君之力以竣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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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后日军侵华，人物毁乱，丁氏既没，予与赵君久不相闻，遂不知此稿之尚存与否？一九六二年，忽遇之于中华书局编辑部，时赵君正在编《梁启超集》，欲完康、梁之史迹与丁、赵之劳！，以竟一代之伟业也。无何，“文化革命”运动起，此事完成与否又不可问，搔首问天，徒与奈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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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赵君偕助手申松欣同志来京，访予于玉渊潭新居，告予《梁谱长编》正在修订，即将完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今后还拟整编《康氏遗稿》。予喜其有愚公移山之勇气，在五十年离乱时间中，不负康、梁两家之悬望与丁先生不能及身完成之憾也。何意今年噩耗传来，赵君竟于岁初逝世。是则告我以成书，即示我以永别之噩耗也，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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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知《梁谱长编》已由赵君助手申松欣、李国俊两同志修订完毕，并已转至沪上，出版有期，不独慰我无量，并康、梁、罗、丁诸家亦将欢喜无既。爰不辞病躯之孱弱，一吐五十年来之苦闷，后之览者倘亦与我有同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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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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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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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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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与读者见面了。我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感到莫大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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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县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在戊戌变法时期崭露头角，以后活跃于历史舞台达三十年之久。三十年中，他积极参与了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过不同的作用，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很有影响而又较为复杂的历史人物。因此，国内外学术界都极为关注，从各方面对他进行研究，那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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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解放以后，随着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学术界对梁启超的研究也日趋活跃。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来，学术界对于戊戌变法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气象，取得了新的成果。不少研究者从我早年所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初稿》）中引用资料，有的且将《初稿》全部翻印，供研究参考。有鉴于此，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约我将《初稿》修订出版，以应学术界的需要。这部《梁启超年谱长编》就是在《初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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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的编辑工作，是在梁启超去世的一九二九年开始的。当时，梁的亲属和朋友们为了纪念这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给后人研究评论梁启超提供基本资料，商议办两件事。一是编辑《饮冰室合集》，由梁的朋友林志钧（宰平）负责。因为梁著述甚多，生前已刊行的《饮冰室文集》多达二三十种，但均收录不全，故决定编一部比较完备的集子，这便是一九三二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发行的《饮冰室合集》四十册。二是编一部年谱，为梁启超传作准备，交梁的另一位朋友丁文江（在君）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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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年谱的计划确定之后，即由梁的子女梁思成、梁思顺（令娴）署名登报，并由丁文江和梁思成亲自发函向各处征集梁启超与师友的来往信札，以及诗、词、文、电等的抄件或复制件（原件仍由原收藏者保存）。仅半年左右时间，梁家就收到了大量的资料，其中仅梁的信札就有两千多封，其他各种资料仍陆续寄来。丁文江翻阅了这些资料，刚粗加整理，又因南京铁道部的邀请，于一九二九年冬率领一个勘察队前往云南、贵州进行地质调查，次年夏天才回到北平。一九三一年秋，丁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研究教授。当时，丁既要写西南地质调查报告，又承担了北大的地质研究工作，实无余力再编辑梁谱。因而丁就托朋友从北京高等学校中替他物色助手，帮他编辑梁谱。这时，我正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曾撰作《康长素先生年谱稿》的大学毕业论文，对康有为和梁启超作过一些研究。燕大研究院院长陆志韦教授和我的老师顾颉刚教授乃将我介绍于丁，丁即到燕大研究院邀聘我助他编写梁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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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暑假开始，我就在丁文江的指导下，到北京图书馆正式接手此项工作。当时已经搜集到的梁启超来往信札有近万件之多，这是编年谱的主要材料。此外，还有梁几百万字的著作，以及他人撰写的有关梁的传记。要把这么浩繁和杂乱的资料疏理清楚，并编辑成书，任务是比较艰巨的。好在丁文江对此已有了比较成熟的意见，向我强调了下面几个主要之点：一、梁启超生前很欣赏西人“画我像我”的名言，年谱要全面地、真实地反映谱主的面貌；二、本谱要有自己的特点，即以梁的来往信札为主，其他一般资料少用；三、采用梁在《中国历史研究补编》中讲的编辑方法，平述和纲目并用的编年体；四、用语体文先编一部年谱长编。这最后一点与梁家的意见不同。梁的家属主张编年谱，并用文言文。丁文江觉得重要材料很多，先编年谱长编，既可以保存较多的材料，又可较快成书。他又是胡适的好友，很赞成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所以仍是坚持用白话文。我根据丁文江的意见，草拟了详细的编例，经丁修改后定为二十五条。现附于书首，借见当年编辑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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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确定之后，我就进入了紧张的编辑工作。首先是阅读和选定所需资料，交缮写员抄录并注明出处。然后，我再将选录的资料按年分类连缀起来，定出纲目，加上说明性的或论介性的文字，显现谱主在有关年月中的主要活动。在此过程中，丁文江不定期地前来了解编辑情况，及时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一九三四年秋编出第一稿，抄成二十四册，约一百余万字。丁认为篇幅太大，要我大加削简后，再送给他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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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六月，丁文江辞去北大教授职务，到南京就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我也于一九三五年初随往南京中央研究院，对第一稿进行删削。这年十二月，丁因公出差湖南衡阳，不幸煤气中毒，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于长沙湘雅医院去世。之后，由丁的朋友翁文灏接替主管梁谱编辑工作。这时，我想早日结束此事，转往别的研究，工作加速进行，以致《初稿》的最后部分显得比较粗糙。到一九三六年五月，我完成了长编第二稿，约六十七万字。由翁文灏根据丁文江的原意，题名为《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五十部，每部装成十二册，发给梁的家属和知友作为征求意见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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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南京时，只带走手抄的第一稿二十四册，原资料都留在中央研究院翁文灏处。梁的家属后来从我手里要回了第一稿，又托人转给我一部油印本长编《初稿》（编号为第11号）。以后的四十多年里，我都忙于在大学里教书或作别的研究工作，没有继续从事梁谱的整理与研究。直到一九七八年夏，才应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邀约，重新继续这项中断了四十多年的梁谱编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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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既是三十年代初期的产物，不免带有历史的局限。在今天看来，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但既于几十年前已编辑成型，社会上又早有流传，这次重加修订，不妨保持原书的风貌。经与各地学者交换意见，确定修订原则是：在基本保持原《初稿》内容和结构的基础上，作适当的增补和删改。增补侧重于信札和有关谱主活动的重大史事，特别是解放后发现的一些与梁氏交往的信札，如《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等；删改仅限于与谱主关系不大的极少量一般资料和原有的编述性文字。此外，还对原《初稿》作些资料性的校勘和注释。但一则因为许多信札原稿已经散佚；二则信札中用的代号隐语很多。所以不可能作全面详尽地校勘和注释，有些只好留待以后再行补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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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有七十余万字，其中主要部分是谱主与其师友的来往书信，共七百余件，约占全书的十分之八。因为书信，特别是关系密切的师友之间的来往书信，较之公开言论更能真实地反映作者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这对于我们研究梁启超，乃至梁所代表的政治派系与其他各种阶级力量之间的关系，是有用处的。因之，有关书信，包括有些长达六七千字的书信，一般都全函照录，虽使本书各部分之间，不很匀称，但确是保存了很多有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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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编纂本书时，前后有一致的体例，即“平叙、纲目两体并用”。除最初几年谱主年幼事少无庸多述外，以后各年一般都有记述本年大事的综合性文字，然后按事情先后，分目辑述。这种体例，有它的优点，但也有它的局限。这次限于时间没有作较大的修改，《初稿》中存在的类似缺点，也都承袭下来了。另外，不少资料对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许多诬蔑之词，修订时均保持原貌，未予删节，借以反映梁启超这派人物的历史面目。再则，本书各年之间资料详略不均，有的较周详，有的较简略。这是由于资料限制，在目前一时找不到可供增补的情况下，只得一仍其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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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妨顺便提一下，一九五八年台湾世界书局曾将《初稿》排印出版，书名仍叫《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适为该书写了序文，其中所记《初稿》编辑情况，与我的记忆大体吻合。惟他提到后来梁启超家属委托林志钧修改《初稿》一事，似不可能。梁的家属和朋友是一直重视《初稿》的修改的。从陈叔通先生赠给上海图书馆的那部《初稿》上可以看出，直到一九四八年，征求修改意见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这部《初稿》上面有梁启超生前友好陈叔通、何天柱、贾毅安和亲属梁启勋、梁思成、梁思顺批注的文字数十处，提出应予删改的资料数百处。这次修订时，我们将这些批注的意见都分别列入有关的事中，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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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一月梁启超去世后，《初稿》的资料搜集工作即已开始，至今已整整半个世纪，从《初稿》编成到现在也已四十多年了。拖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有修订和增补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出版，我一方面深愧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另一方面，更感谢党的关怀，使我大受鼓舞，决心在有生之年再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才有今天《梁启超年谱长编》的出版。回忆我一九三二年秋应丁文江之邀从事梁谱编纂时，还是一个年仅二十七岁的青年，这是我结束学生生活、走向社会后所从事的第一件工作。今天，我已是七十四龄一老翁，精疲力衰，今后恐怕很难有多少作为了！《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纂和修订，竟然和我一生的历史研究相始相终，诚非始料所及。当年，我们的国家是国破民穷，疮痍满目；今朝，则如旭日东升，龙行虎步。正如梁启超所言：“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抚今思昔，不禁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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