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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确定之后，我就进入了紧张的编辑工作。首先是阅读和选定所需资料，交缮写员抄录并注明出处。然后，我再将选录的资料按年分类连缀起来，定出纲目，加上说明性的或论介性的文字，显现谱主在有关年月中的主要活动。在此过程中，丁文江不定期地前来了解编辑情况，及时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一九三四年秋编出第一稿，抄成二十四册，约一百余万字。丁认为篇幅太大，要我大加削简后，再送给他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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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六月，丁文江辞去北大教授职务，到南京就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我也于一九三五年初随往南京中央研究院，对第一稿进行删削。这年十二月，丁因公出差湖南衡阳，不幸煤气中毒，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于长沙湘雅医院去世。之后，由丁的朋友翁文灏接替主管梁谱编辑工作。这时，我想早日结束此事，转往别的研究，工作加速进行，以致《初稿》的最后部分显得比较粗糙。到一九三六年五月，我完成了长编第二稿，约六十七万字。由翁文灏根据丁文江的原意，题名为《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五十部，每部装成十二册，发给梁的家属和知友作为征求意见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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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南京时，只带走手抄的第一稿二十四册，原资料都留在中央研究院翁文灏处。梁的家属后来从我手里要回了第一稿，又托人转给我一部油印本长编《初稿》（编号为第11号）。以后的四十多年里，我都忙于在大学里教书或作别的研究工作，没有继续从事梁谱的整理与研究。直到一九七八年夏，才应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邀约，重新继续这项中断了四十多年的梁谱编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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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既是三十年代初期的产物，不免带有历史的局限。在今天看来，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但既于几十年前已编辑成型，社会上又早有流传，这次重加修订，不妨保持原书的风貌。经与各地学者交换意见，确定修订原则是：在基本保持原《初稿》内容和结构的基础上，作适当的增补和删改。增补侧重于信札和有关谱主活动的重大史事，特别是解放后发现的一些与梁氏交往的信札，如《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等；删改仅限于与谱主关系不大的极少量一般资料和原有的编述性文字。此外，还对原《初稿》作些资料性的校勘和注释。但一则因为许多信札原稿已经散佚；二则信札中用的代号隐语很多。所以不可能作全面详尽地校勘和注释，有些只好留待以后再行补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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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有七十余万字，其中主要部分是谱主与其师友的来往书信，共七百余件，约占全书的十分之八。因为书信，特别是关系密切的师友之间的来往书信，较之公开言论更能真实地反映作者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这对于我们研究梁启超，乃至梁所代表的政治派系与其他各种阶级力量之间的关系，是有用处的。因之，有关书信，包括有些长达六七千字的书信，一般都全函照录，虽使本书各部分之间，不很匀称，但确是保存了很多有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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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编纂本书时，前后有一致的体例，即“平叙、纲目两体并用”。除最初几年谱主年幼事少无庸多述外，以后各年一般都有记述本年大事的综合性文字，然后按事情先后，分目辑述。这种体例，有它的优点，但也有它的局限。这次限于时间没有作较大的修改，《初稿》中存在的类似缺点，也都承袭下来了。另外，不少资料对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许多诬蔑之词，修订时均保持原貌，未予删节，借以反映梁启超这派人物的历史面目。再则，本书各年之间资料详略不均，有的较周详，有的较简略。这是由于资料限制，在目前一时找不到可供增补的情况下，只得一仍其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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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妨顺便提一下，一九五八年台湾世界书局曾将《初稿》排印出版，书名仍叫《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适为该书写了序文，其中所记《初稿》编辑情况，与我的记忆大体吻合。惟他提到后来梁启超家属委托林志钧修改《初稿》一事，似不可能。梁的家属和朋友是一直重视《初稿》的修改的。从陈叔通先生赠给上海图书馆的那部《初稿》上可以看出，直到一九四八年，征求修改意见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这部《初稿》上面有梁启超生前友好陈叔通、何天柱、贾毅安和亲属梁启勋、梁思成、梁思顺批注的文字数十处，提出应予删改的资料数百处。这次修订时，我们将这些批注的意见都分别列入有关的事中，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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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一月梁启超去世后，《初稿》的资料搜集工作即已开始，至今已整整半个世纪，从《初稿》编成到现在也已四十多年了。拖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有修订和增补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出版，我一方面深愧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另一方面，更感谢党的关怀，使我大受鼓舞，决心在有生之年再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才有今天《梁启超年谱长编》的出版。回忆我一九三二年秋应丁文江之邀从事梁谱编纂时，还是一个年仅二十七岁的青年，这是我结束学生生活、走向社会后所从事的第一件工作。今天，我已是七十四龄一老翁，精疲力衰，今后恐怕很难有多少作为了！《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纂和修订，竟然和我一生的历史研究相始相终，诚非始料所及。当年，我们的国家是国破民穷，疮痍满目；今朝，则如旭日东升，龙行虎步。正如梁启超所言：“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抚今思昔，不禁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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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修订过程中，我们曾得到北京、上海、广州有关单位和同志的关怀与支持；史学界老前辈、我的老师顾颉刚教授一如当年，殷勤指导；尹达同志一再关注；梁思庄同志提供了她先父的书札、诗词手稿和照片多件。在此，我一并表示衷心的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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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该说明的是，本书的修订工作，由于我年老多病，以致使修订工作时续时断，不能很好开展，承河南省历史研究所的关怀，派本所申松欣、李国俊两位同志直接参加了本书的具体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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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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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2月记于河南省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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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编辑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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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梁启超年谱长编》系据《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九三六年油印本十二册）修订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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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书修订的原则是，在不变动原书内容和结构的基础上，作适当的增补和删改；增补侧重于信札和有关谱主活动的重大史事，删改仅限于与谱主无甚关系的少量资料及部分编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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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引资料力求据原件或较善版本核校，校出问题，一般径予改正，个别不改者，于（ ）内注明校本作×；找不到原件和校本者，亦酌加勘订；错字、衍字在〔 〕内注明，脱字补入〈 〉内，缺字以□（原文此处为“□”，下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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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资料所用较难辨认的古字、异体字，除有特殊含义者外，均改为通行字体，如“狠”改“很”等；凡手稿人名用隐语或某某，《初稿》已写明者，不再更改，如“中山”原为“行者”，“蒋观云”原为“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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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按照《常用标点符号用法》审订标点，并酌加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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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资料中涉及的人物，有用字、号、籍贯、官职或隐语，而不为人所悉知者，或重要事件需加说明者，均酌加脚注；信札中为尊重别人而空一格或另行者，不再空格或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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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所引谱主著作中材料，原引自多种文集或单行本，今凡为《饮冰室合集》所收者，均一律改注为《合集》的卷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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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书中年月日，民国以前用阴历，而以阳历冠年首，附记清代年号，重要事件注明阳历月日；民国以后用公历，附记民国年份。各年皆附系阴历岁次干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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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初稿》原有行旁附添字句，今皆纳入行内加（ ）；原有行里双行小字，现均改排单行，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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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应说明事项，备见于《初稿》例言，惟其原编“例言”第二十四条谓附录引用及参考书目，《初稿》原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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