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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镜泉先生教育儿孙的事迹,梁仲策先生启勋的《高祖以下之家谱》和《曼殊室戊辰笔记》也有同样记载。《高祖以下之家谱》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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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乃嫡出之仲子,生两岁而曾祖母赵太夫人弃养。兄弟八人友爱甚笃,好学问,书法学柳公权,刚健婀娜似尤过之。最爱与儿孙说南宋故事,盖余之故乡接近崖门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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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殊室戊辰笔记》记先生六岁以后受祖父的户外教育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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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先王父于大伯父屋后之隙地筑一小书斋,名曰留馀。伯兄自出就外传以后,寝处悉随先王父。吾乡有一庙宇,中藏古画四十八幅,……写历史上二十四忠臣、二十四孝子之故事。……每年灯节辄悬之以供众览。……上元佳节,祖父每携诸孙入庙,指点而示之曰:‘此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岳武穆出师北征也。’岁以为常。高祖毅轩之墓在厓门,每年祭扫必以舟往,所经过皆南宋失国时舟师覆灭之古战场。途次一岩石突出于海中,土人名之曰奇石,高数丈,上刻元张宏范灭宋于此八大字。[1]……舟行往返,祖父每与儿孙说南宋故事,更朗诵陈独麓山木萧萧一首,至‘海水有门分上下,关山无界限华夷’,辄提高其音节,作悲壮之声调,此受庭训时之户外教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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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泉先生“为郡生员,例选广文不就”。(《三十自述》)叶大焯《镜泉梁老先生庆寿序》(《梁氏历代世系图谱》)里转录先生陈述祖父的学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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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父生嘉庆乙亥,生两岁而曾王母见背,比长事继母、庶母有孝行。道光二十四年,河内李文恭公[2]来督粤学,大父实受公知,顾行丰而遇啬,累不得志于有司,援例捐作附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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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又论述镜泉先生的行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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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父每月朔必率子孙瞻祠宇,谒祖先,遇家讳辄素服不饮酒,不食肉,岁以为常。……大父同父者八人,大父居次,实嫡出。曾王父弃养后,各分遗产,有谓嫡子宜多取者,大父不听,率与继母庶母子均,人多诵之。……若夫勤俭朴实,其行己也密,忠厚仁慈,其待人也周,其治家也严,而训子也谨,其课诸孙也详而明,此固大父生平之梗概。启超幼而大父又善恐人知,其所见闻者止此,恐未足罄其底蕴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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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镜泉先生在乡里中的事业,叶序中转录先生的陈述也很多,现在把它节录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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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寅,洪逆披猖,我邑之遵其教者,四方蜂起,城日以困,吾乡离城仅十余里,无赖者辄思逞。大父设立保良会力为禁止,以故一乡无乱民。……村前有往来孔道,泥泞险仄,行者久苦之,以大父倡捐,人多景从,易土而石,人歌如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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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各节所说,可以看出任公先生的人格和一生事业,禀承于祖父的教诲和感化之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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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祖母姓黎氏,生于清嘉庆二十二年,卒于同治十二年。(《高祖以下之家谱》)黎太夫人之父名第光,系乾隆四十六年探花,曾官至广西提督,卒于任。(梁仲策《记外亲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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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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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先生的禀赋和儿童时代所受的教育,除了他的祖父以外,便是得自父母了。他的父亲名宝瑛,字莲涧,生于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卒于民国五年丙辰。母亲姓赵氏,生于咸丰二年壬子,卒于光绪十三年丁亥。继母吴氏,庶母叶氏。(《高祖以下之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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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涧先生是一位极仁慈极方正并且热心公共事业的人,关于他在家庭里孝友睦慈的盛德,和在乡里间热心排难解纷苦口劝息赌盗械斗之风的大业,任公先生那篇《哀启》中叙述得非常详尽。梁仲策先生说:“该文皆实录,无溢美之辞。”(《高祖以下之家谱》)所以我们不必在这里一一引录。现在我们只录论到他的家庭教育和立身大道的两节于下。《三十自述》中有一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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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不谨,辄呵斥不少假借。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至今诵此语不敢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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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启》中也有一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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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君子以幼子最见钟爱,传家学独劭。少亦治举子业,连不得志于有司,遂谢去,教授于乡。不孝启超、启勋及群从昆弟自幼皆未尝出外就传,学业根底,立身藩篱,一铢一黍咸禀先君之训也。”(《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一二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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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节论到他的立身大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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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故生平不苟言笑,跬步必衷于礼,恒性嗜好,无大小一切屏绝;取予之间,一介必谨;自奉至素约,终身未尝改其度。启超等每劝勿太自苦,辄教以家风不可坏,而衋然以后辈之流于淫佚为忧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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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先生之母赵太夫人的家世,只有梁仲策先生两段话。《记外亲家世》中说:“母赵太夫人之祖父名雨亦(举人),父名炳桃(庠生)。”《高祖以下之家谱》中说:“至于外祖父之生卒年则不复能记忆,但知外祖父卒年在五十以上,外祖母卒年在六十以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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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太夫人的慈教和言行,也是影响先生生平立身行事的一大动力,关于她的事迹,梁仲策先生在《高祖以下之家谱》里有一段很简短的叙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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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慈赵太夫人以贤孝名,最为先祖父所钟爱。乡中诸姑姊妹多就吾家从先慈识字及习女工。数十年前,儿女婚姻悉凭媒妁。人但闻此女尝从先慈习女工,则不待访问而信其德性必佳矣。至今邑中尚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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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太夫人教先生读书识字的事,前面引录的《三十自述》里已经讲过,至于夫人的家庭教育,则有《我之为童子时》一文讲得最为详尽。这篇文章虽然只是追述先生六岁时因为说谎而被责打的一件故实,但是从这篇记载里,却很可以看出来夫人家教的各方面了,现在节录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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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童子时,未有学校也。我初认字,则我母教我。……祖父母及我父母皆钟爱我,并责骂且甚少,何论鞭挞。……我家之教,凡百罪过,皆可饶恕,惟说谎话,斯断不饶恕。我六岁时,不记因何事,忽说谎一句。所说云何,亦已忘却,但记不久即为我母发觉。……晚饭后,我母传我至卧房,严加盘诘。……我母温良之德,全乡皆知。我有生以来,只见我母终日含笑,今忽见其盛怒之状,几不复认识为吾母矣。我母命我跪下受考问。……当时被我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数。我母当时教我之言甚多。……但记有数语云:‘汝若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我母旋又教我曰:‘凡人何故说谎?或者有不应为之事,而我为之,畏人之责其不应为而为也,则谎言吾未尝为。或者有必应为之事而我不为,畏人之责其应为而不为也,则谎言吾已为之。夫不应为而为,应为而不为,已成罪过矣。若已不知其罪过,犹可言也。他日或自能知之,或他人告之,则改焉而不复如此矣。今说谎者,则明知其罪过而故犯之也。不惟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为得计也。人若明知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窃盗之性质何异?天下万恶,皆起于是矣。然欺人终必为人所知。将来人人皆指而目之曰,此好说谎话之人也,则无人信之。既无人信,则不至成为乞丐焉而不止也。’我母此段教训,我至今常记在心,谓为千古名言。”(《合集·文集》之十一第十九——二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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