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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夏穗卿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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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会事，少有阻力，然亦必成，子培[12]坚忍之力，至可敬也。”（《与穗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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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夏穗卿书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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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数日内袁慰庭、陈仰垣诸人开一会，集款已有二千（以后尚可通达官得多金），拟即为译书刻书刻报地步，若能成亦大佳也。……此事数日内新成者，前书未及。”（八月初三《与穗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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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夏穗卿书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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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书所言学会事，尚未大成，故淹留于此，将以俟之。”（八月二十七日《与穗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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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里面，论到强学会的性质和成立沿革情形，讲得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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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乙未之岁，鄙人与诸先辈，感国事之危殆，非兴学不足以救亡，乃共谋设立学校，以输入欧、美之学术于国中。惟当时社会嫉新学如仇，一言办学，即视同叛逆，迫害无所不至，是以诸先辈不能公然设立正式之学校，而组织一强学会，备置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且于讲学之外，谋政治之改革，盖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在今日固视为幼稚之团体，然在当时风气未开之际，有闻强学会之名者，莫不惊骇而疑有非常之举。此幼稚之强学会，遂能战胜数千年旧习惯，而一新当时耳目，具革新中国社会之功，实亦不可轻视之也。……迄乙未之末，为步军统领所封禁，所有书籍仪器，尽括而去，其中至可感慨者，为一世界地图，盖当购此图时，曾在京师费一二月之久，遍求而不得，后辗转托人，始从上海购来。图至之后，会中人视同拱璧，日出求人来观，偶得一人来观，即欣喜无量，乃此图当时封禁，亦被步军统领衙门抄去，今不知辗转落在何处矣。及至戊戌之岁，朝政大有革〈新〉之望，孙寿州先生本强学会会员，与同人谋，请之枢府，将所查抄强学会之书籍仪器发出，改为官书局，嗣后此官书局即改为大学校，故言及鄙人与大学校之关系，则以大学校之前身为官书局，官书局之前身为强学会，则鄙人固可为有关系之人。”（《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三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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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办报纸开学会正盛的时候，上海士大夫也有同样的举动，虽然没有成为事实，但是也与先生有关联和交涉，现在我们节录几段材料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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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承来书见告，以译报事将成，命即来沪，当即复书，期以月之十日相见，谅早收矣。”（《与穰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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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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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思沪中有君主持，且同志不尠。今拟独留此间，少俟此事之成否，若能开办，与沪局声气联贯，尤有补益也。……沪局已开否，同事者几人，章程若何，择地在何处，望一一开示。”（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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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一书，除论沪局以外，并促汪穰卿鼓动江建霞氏[13]在湘厉行新学。从这些材料里可以看出先生在那时候活动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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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事项如何？念念，望速告，并以章程相示。……十八省中，湖南人气最可用，惟其守旧之坚，亦过他省，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江建霞顷督湘学，此君尚能通达中外，兄与之厚，盍以书鼓动之，令其于按试时非曾考经古者，不补弟子员，不取优等，而于经古一场，专取新学，其题目皆按时事，以此为重心，则禄利之路，三年内湖南可以丕变矣。”（六月一日《与穰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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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录《日益斋日记》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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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八日日昃，偕燕生（宋恕）、仲巽（胡惟志）入城，至梅径书院张经甫先生所居，……俄顷客来甚多，有汪颂谷、□颂南，又吴铁樵则所结之同志也，出公会续增章程示同人，都中此时亦拟设强学会，穰卿欲合南北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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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强学会开后，南海南返，又在沪发起上海强学会。这个会虽然后来也归于停废，但是以后的时务报馆却因着它产生出来。《三十自述》中有一段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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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之开强学会也，上海亦踵起，京师会禁，上海会亦废。而黄公度倡议续其余绪，开一报馆，以书见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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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关于两强学会的详细情形，有《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政变记》和《啬翁自订年谱》等书可供参考，这里不再引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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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先生《三十自述》和他的几次谈话，均谓强学会成立于是年七月或夏秋间，而他同年八月二十七日致夏曾佑书说：“学会事，尚未大成。”显然有矛盾。关于强学会成立的时间和活动情形，今人汤志钧有专文考叙[14]。据汪大燮[15]当年致汪康年、汪诒年书记载，强学会又名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或强学局。它的正式开局，应在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开局后，“先以报事为主”，将《万国公报》改名《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会刊，以梁启超和汪大燮为主笔。以下是强学会成立前后汪大燮致汪氏兄弟书中的有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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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同人，近立有强学会，亦名译书局，下月开局。先译日报，凡伦敦《泰晤士》、《代谟斯报》，先日出一张（原注：约十页）。等西书购到，即译书……兄及梁卓如为主笔。”（《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16]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汪大燮《致汪康年汪诒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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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初十左右，即移强学书局，寄上章程一册、招股票一张，乞察阅。”（同上，十月初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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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学书局已开，兄于十月十一日移往局中，先以报事为主。”（同上，十月初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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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十二月上半月，北京、上海的强学会都先后被封闭。当时先生和汪大燮等竭力设法恢复，御史胡孚宸也奏请解禁。十二月二十一日，清廷准军机大臣李鸿藻之议，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隶属总理衙门，专司翻译书报，完全改变了强学会原有的宗旨。梁启超也被摒于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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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强学会始末，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吴樵[17]致汪康年书，有较详尽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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