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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夏穗卿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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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会事,少有阻力,然亦必成,子培[12]坚忍之力,至可敬也。”(《与穗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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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夏穗卿书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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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数日内袁慰庭、陈仰垣诸人开一会,集款已有二千(以后尚可通达官得多金),拟即为译书刻书刻报地步,若能成亦大佳也。……此事数日内新成者,前书未及。”(八月初三《与穗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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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夏穗卿书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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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书所言学会事,尚未大成,故淹留于此,将以俟之。”(八月二十七日《与穗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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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里面,论到强学会的性质和成立沿革情形,讲得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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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乙未之岁,鄙人与诸先辈,感国事之危殆,非兴学不足以救亡,乃共谋设立学校,以输入欧、美之学术于国中。惟当时社会嫉新学如仇,一言办学,即视同叛逆,迫害无所不至,是以诸先辈不能公然设立正式之学校,而组织一强学会,备置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且于讲学之外,谋政治之改革,盖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在今日固视为幼稚之团体,然在当时风气未开之际,有闻强学会之名者,莫不惊骇而疑有非常之举。此幼稚之强学会,遂能战胜数千年旧习惯,而一新当时耳目,具革新中国社会之功,实亦不可轻视之也。……迄乙未之末,为步军统领所封禁,所有书籍仪器,尽括而去,其中至可感慨者,为一世界地图,盖当购此图时,曾在京师费一二月之久,遍求而不得,后辗转托人,始从上海购来。图至之后,会中人视同拱璧,日出求人来观,偶得一人来观,即欣喜无量,乃此图当时封禁,亦被步军统领衙门抄去,今不知辗转落在何处矣。及至戊戌之岁,朝政大有革〈新〉之望,孙寿州先生本强学会会员,与同人谋,请之枢府,将所查抄强学会之书籍仪器发出,改为官书局,嗣后此官书局即改为大学校,故言及鄙人与大学校之关系,则以大学校之前身为官书局,官书局之前身为强学会,则鄙人固可为有关系之人。”(《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三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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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办报纸开学会正盛的时候,上海士大夫也有同样的举动,虽然没有成为事实,但是也与先生有关联和交涉,现在我们节录几段材料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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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承来书见告,以译报事将成,命即来沪,当即复书,期以月之十日相见,谅早收矣。”(《与穰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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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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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思沪中有君主持,且同志不尠。今拟独留此间,少俟此事之成否,若能开办,与沪局声气联贯,尤有补益也。……沪局已开否,同事者几人,章程若何,择地在何处,望一一开示。”(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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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一书,除论沪局以外,并促汪穰卿鼓动江建霞氏[13]在湘厉行新学。从这些材料里可以看出先生在那时候活动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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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事项如何?念念,望速告,并以章程相示。……十八省中,湖南人气最可用,惟其守旧之坚,亦过他省,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江建霞顷督湘学,此君尚能通达中外,兄与之厚,盍以书鼓动之,令其于按试时非曾考经古者,不补弟子员,不取优等,而于经古一场,专取新学,其题目皆按时事,以此为重心,则禄利之路,三年内湖南可以丕变矣。”(六月一日《与穰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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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录《日益斋日记》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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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八日日昃,偕燕生(宋恕)、仲巽(胡惟志)入城,至梅径书院张经甫先生所居,……俄顷客来甚多,有汪颂谷、□颂南,又吴铁樵则所结之同志也,出公会续增章程示同人,都中此时亦拟设强学会,穰卿欲合南北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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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强学会开后,南海南返,又在沪发起上海强学会。这个会虽然后来也归于停废,但是以后的时务报馆却因着它产生出来。《三十自述》中有一段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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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之开强学会也,上海亦踵起,京师会禁,上海会亦废。而黄公度倡议续其余绪,开一报馆,以书见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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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关于两强学会的详细情形,有《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政变记》和《啬翁自订年谱》等书可供参考,这里不再引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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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先生《三十自述》和他的几次谈话,均谓强学会成立于是年七月或夏秋间,而他同年八月二十七日致夏曾佑书说:“学会事,尚未大成。”显然有矛盾。关于强学会成立的时间和活动情形,今人汤志钧有专文考叙[14]。据汪大燮[15]当年致汪康年、汪诒年书记载,强学会又名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或强学局。它的正式开局,应在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开局后,“先以报事为主”,将《万国公报》改名《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会刊,以梁启超和汪大燮为主笔。以下是强学会成立前后汪大燮致汪氏兄弟书中的有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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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同人,近立有强学会,亦名译书局,下月开局。先译日报,凡伦敦《泰晤士》、《代谟斯报》,先日出一张(原注:约十页)。等西书购到,即译书……兄及梁卓如为主笔。”(《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16]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汪大燮《致汪康年汪诒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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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初十左右,即移强学书局,寄上章程一册、招股票一张,乞察阅。”(同上,十月初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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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学书局已开,兄于十月十一日移往局中,先以报事为主。”(同上,十月初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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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十二月上半月,北京、上海的强学会都先后被封闭。当时先生和汪大燮等竭力设法恢复,御史胡孚宸也奏请解禁。十二月二十一日,清廷准军机大臣李鸿藻之议,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隶属总理衙门,专司翻译书报,完全改变了强学会原有的宗旨。梁启超也被摒于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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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强学会始末,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吴樵[17]致汪康年书,有较详尽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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