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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同人，近立有强学会，亦名译书局，下月开局。先译日报，凡伦敦《泰晤士》、《代谟斯报》，先日出一张（原注：约十页）。等西书购到，即译书……兄及梁卓如为主笔。”（《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16]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汪大燮《致汪康年汪诒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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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初十左右，即移强学书局，寄上章程一册、招股票一张，乞察阅。”（同上，十月初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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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学书局已开，兄于十月十一日移往局中，先以报事为主。”（同上，十月初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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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十二月上半月，北京、上海的强学会都先后被封闭。当时先生和汪大燮等竭力设法恢复，御史胡孚宸也奏请解禁。十二月二十一日，清廷准军机大臣李鸿藻之议，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隶属总理衙门，专司翻译书报，完全改变了强学会原有的宗旨。梁启超也被摒于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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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强学会始末，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吴樵[17]致汪康年书，有较详尽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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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会之初发，始为杨钝（杨锐）丈、张君立（张权）丈、康长素（康有为）丈、沈子封（沈曾桐）丈、子培（沈曾植）丈、陈次亮（陈炽）诸人。后稍集有资，于是丁叔衡（丁立钧）、张巽之（张孝谦）、熊余波相继入。又恐言路或中之，乃援张次山（张仲炘）、王幼霞（王运■）、褚伯约（褚成博）三侍御以为重。于是局中意见，各不相下。樵至京，曾侍家君一往；后局中诸人并不见招，遂不欲往。是时丁、熊、张诸人为政，有欲开书坊者，有云宜专卖国朝掌故书者，有云宜卖局板杂书者。间数日一聚，聚辄议论纷纭而罢。然已为彼党侧目。合肥以三千金入。股，屏之（原注：次亮之意）已含怒矣。又函索刘岘庄（刘坤一）五千金。杨崇伊者，揣政府之意，（原注：卓如有《学术末议》三纸，甚切实，曾以示樵，他人未见也。不知其党何人告于政府。内有相易之言，与公见同。）迎合李、孙，欲借此以兴大狱，遽以聚党入奏。朝旨并不交查，遽封禁。维时三御史匿迹，馆臣震恐。（原注：皆平日持会中事者）有泣下者（原注：丁），有欲叩杨门求见者（原注：熊），有欲将书籍、仪器缴还同文馆者（原注：丁），有往合肥献好者（原注：张），余人纷纷匿遁。此十二月望日以前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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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之发也，倡言恢复者，仅二沈、杨、汪、梁诸君。初欲于北城具呈，樾堂（韩樾堂）曾应命往。继樾堂家人沮之，同乡沮之。于是伯唐（汪大燮）毅然，而北城不肯收。是时高阳（李鸿藻）已归，上访于孙寿州（孙家鼐），政府意已解。于是诸人又稍稍出，乃谋胡公度（吴孚宸）奏之，子培丈奔走于总理，张侍御力斡之，张巽之力陈于高阳，总署复奏请直省设学堂、报馆上之。迟数日，乃允行，而命孙燮翁管理（诸人议还百金以内之股票，同文馆月拨千金已准）。于是，前所隐匿者稍稍出，稍出则稍稍萦求，近则已复前权利矣。当诸人之匿，卓如、伯唐相号于人曰：‘若属不言，听此澌灭，吾二人具呈，将悉言诸君所为，诸君不得阻我也。’于是诸人衔之甚，遂倡用京官之说，而置伯唐于报馆，屏卓如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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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可笑者，局（原注：现名曰官书局）分四门：曰学务（原注：二字不通，如何？），曰选书（原注：管银钱事，熊、张巽之主之），曰报务（原注：伯唐、子封主之）。局中以前旧有司事一人，韩樾堂往焉。熊曰：‘局中原要请人，一样用钱，不如我住局，且我实无车马以从事。’其陋如此。张巽之有眷属在京。孙司空曰：‘住局宜择京员无眷属者。’巽之遂命其属归而自住局，办事之勇如此。总之，此处除数人外，皆以此局为升官发财之捷径，趋之若羶，而明者反置于闲，或引去，或屏迹于门，此京局之实情也。”（同上，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廿一日吴樵《致汪康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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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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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三十自述》里，说这年始交谭复生、杨叔峤、吴季清、铁樵、子发父子。在这些人里面，以后和先生关系最深影响最大的，还是谭复生先生嗣同，在给南海的一封信里，先生这样论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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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复生[18]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理玺之选也。因铁樵相称来拜，公子之中，此为最矣。有陕西书院山长刘光，自刻强学会两序（京师、上海），于陕倡行，推重甚至。此人想亦有魄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四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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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交诸人中有陈次亮先生炽。在给夏穗卿的一封信里，先生曾经论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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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在此新交陈君次亮炽，此君由西学入，气魄绝伦，能任事，甚聪明，与之言，无不悬解，洵异才也。与雁舟、重伯谭颇洽，雁舟学道之士，于内典持引颇熟，盖阿难多闻之流也，一时学子自无与其比者。……以重伯之才，惜嗜欲太多，讲求太少，其言论有极深玄处，亦有极可笑处。”（八月初二《与穗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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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八月二十七日给夏穗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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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可言之人，仍无过重伯。顷芸阁亦已返都，能言传教，心折曹溪，几为投体，此人自是可人也。”（八月二十七日《与穗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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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五月二十九日给夏穗卿书的一节，抄录在这里可以见先生那时候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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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顷何所为？穷理所得有笔记否？乞时示我。弟之宿病，行事之念多，而穷理之功少。此公所稔知者，惟望时以新义触其灵魂耳。自不见足下以来，朋辈中玄妙之论久绝于耳。今见重伯，抑大快也。”（五月二十九日《与穗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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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五六月间，先生尝有辑印《经世文新编》的计划，不晓得因为什么缘故没有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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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在此又拟辑《经世文新编》，以新法新义移易旧重心。近人奏议之属搜辑略具，然其实以我辈文字为主，不过取旧名取动人耳。君有所为文，望即见寄，如无之，亦乞勉撰数篇。同志中文字亦望多搜寄来。”（五月二十九日《与穗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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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给夏穗卿书中的一节，以下是给汪穰卿两书中的两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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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又欲辑《经世文新编》，专采近人通达之言，刻以告天下，其于转移风气，视新闻纸之力量似尚过之。已属人在军机总署搜奏稿。兄所自为文字及同志中有所撰述，望多觅见寄。”（《与穰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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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书所言欲觅大著及同志中文字辑《经世文新编》，此事似于变易中国守旧之重心，颇有力量，望留意也。”（六月一日《与穰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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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年起，先生在学术方面已经与南海小有分歧，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以下节录《清代学术概论》，读了可以看出他的学术的趋向，和结交夏、谭后彼此所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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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二年，而千秋卒。（年二十二）（按误，系二十六岁也）启超益独力自任，启超治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启超谓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说）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于是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引孟子中诛责‘民贼’‘独夫’‘善战服上刑’‘授田制产’诸义，谓为大同精义所寄，日倡导之。又好墨子，诵说其‘兼爱’‘非攻’诸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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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梁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