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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缠足会成立之前，汪康年等已创办了务农会，又名农学会。清朝大吏张之洞为了窃“维新之貌”，常捐款给各维新学会，要求列名会籍。为此，他在七月二十日致汪康年和先生一书并邀先生游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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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缠足会叙》呈教。农学会请附贱名，谨捐助银元五百元，已交汇号。甚盼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奉商，欲得盘桓月余。此不多及，手书，敬请两君箸安！不尽。”（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二三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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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秋冬间，先生联合同志集股创办大同译书局于沪，由康幼博经理其事。当年印出的书有十余种。南海先生的《孔子改制考》，便是这年冬天刻成。《任公先生大事记》里面记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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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同译书局（大同书局开设后，先生托其友韩云台往日本调查采访应译之书，并请深通汉文之日人襄助译事。云台亦《时务报》社员也——原初稿批注。）创于丁酉年九、十月之间，戊戌奉谕改为官书局，未成而政变，集资仅五六千金。印出之书大部者《经世文新编》，余十余种均小册子，有《俄皇大彼得变政考》等书，《日本书目志》四册，康南海著亦由大同译书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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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大同译书局的意旨，是着重在译书，原来的计划也很远大，先生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一文里曾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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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至旧译希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或编为丛刻，以便购读，或分卷单行，以广流传，将以洗空言之诮，增实学之用，助有司之不逮，救燃眉之急难，其或忧天下者之所乐闻也。”（《合集·文集》之二第五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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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段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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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大约所译先此数类，自余各门，随时间译一二，种部繁多，无事枚举。其农书则有农学会专译，医书则有医学会专译，兵书则各省官局，尚时有续译者，故暂缓焉。”（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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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年冬先生又与经联（莲）珊等倡设女学堂于上海，先生当时撰《倡设女学堂启》一篇。现在择录《上海新设女学堂章程》中两段在下面，以见倡设该校之缘起和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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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学堂现为经联珊太守总其成，已于十月二十六日在沪之高昌庙桂墅里鸠工，订期明年三月落成，首夏开馆。董助其事者，为施子英、严小舫、郑陶斋三观察，陈敬如军门，暨汪穰卿进士，康幼博通守，梁卓如孝廉也。又得康长素水部，张季直殿撰，曾重伯太史允为局外竭力匡赞。”（《时务报》四十七册第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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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段论倡设该校的宗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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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之设，悉遵吾儒圣教，堂中亦供奉至圣先师神位，办理宗旨，欲复三代妇学宏规，为大开民智张本，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然后风气可开，名实相副。”（《时务报》四十七册第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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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这年冬，日本横滨华侨邝汝磐、冯镜如等倡议创办华侨子弟学校。孙中山先生介绍先生为校长。当时南海以先生方任《时务报》事，乃荐徐君勉先生代往，并定校名为大同学校。冯自由《任公先生事略》和《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里记述这件事最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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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冬，横滨华侨邝汝磐、冯镜如等发起中西学校。中山荐任公为校长。时中山尚未与任公相识，特与任公之友相识而已。查中山与任公订交，实在戊戌政变以后，由日人宫崎、平山介绍。”（冯自由《任公先生事略》）（大同学校乃徐君勉所创办，亦无荐先君为校长事——梁令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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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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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冬，邝汝磐、冯镜如等有组织学校，以教育华侨子弟之议。欲由祖国延聘新学之士为教员，以此就商于中山，中山乃荐梁启超充任，并代定名曰中西学校。盖兴中会员从事于教育界者绝少，而康有为则讲学二十年，徒侣广众，中山既与康同任国事，则办学延师自不能不假助于康也。邝持中山介绍函赴上海，谒康于旅次，康以梁启超方任《时务报》记者，荐徐勤为代，并助以陈默庵、陈荫农、汤觉顿。且谓中西二字不雅，更为易名大同，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为赠。”〔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页四十一〕（日本横滨华侨设学，倡议于光绪丁酉夏秋间，冬月邝君汝磐至沪聘徐君君勉往为教员。不闻孙氏所荐。设学之议不闻发起于孙氏——何擎一注。）（又令娴眉批及擎一另条，均可加括弧附本段之后，此段似仍存，不必删——原初稿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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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先生撰《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一篇，以后有《大同同学录题词四十韵》，节录一节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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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自海禁开，域外梯航跨。学军不自张，万古将长夜。蓬莱水清浅，彼岸构广厦。其名曰大同，孔法通邮借。肇始丁戊间，作人拟兔罝。其时学途湮，举国若聋哑。故见严自封，新知相诧。岂闻乘劝，动遭按剑骂。海外一灵光，幸被斤斧赦。”〔《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二十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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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吴小村先生德■招先生入西湖读书的事，除《曼殊室戊辰笔记》所说外，先生自己在给何擎一的一封信中也曾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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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以来，益困人事，日罕得片刻暇，无所以诲吾弟者，然相念之怀，靡时忘之。弟之立身矢志，矫然有以异于寻常，他日当求大成，以任天下事。兄顷厌苦此间尘扰，决意与树园先生孺博及舍弟同遁于西湖，誓学成西文乃始出世，欲著之书，并思以一二年内成之。既遁之后，舒暇自在。……数日人事极忙（公度新从都来故益忙），弟有所陈，仍以书来。”（光绪二十三年《与何擎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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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六日，谭嗣同致汪康年书，对先生入西湖读书极表赞同。谭书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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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村先生邀卓如往西湖读书，此事嗣同极以为然，何也？嗣同常虑卓如揽事太多，又兼两馆主笔，内外夹攻，实于身命有碍，能往西湖清养，可保不致如铁樵之超然竟去。即仍兼主笔，亦自无妨，然而却止宜小住数月，或归而再往，不宜久住，因恐自为太多，而为人太少也。兹有函致卓如，亦论及此事，乞转交为荷。”（《谭嗣同全集》第三六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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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四月，吴铁樵卒。他是吴小村的长子，是先生治佛学的同志，先生听到他的噩耗以后，很为伤悼。《饮冰室文集》里《与吴季清书》，便是一封劝吴小村先生节哀的信。当时先生给夏穗卿先生的一封信里也提到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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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樵于二十一日死矣，呜呼，孰谓此子而夭乎！天道无知，人事无常，以季清之厚德，而有此惨报，伤哉伤哉！同志之中，求其志趣、聪慧、学行如铁樵者有几人，所学未成，赍志以没，岂直季清之不幸哉，吾党殆不为天所祐也，不然何夺我铁樵如此其惨也。此子体本坚实，为医药所误，遂至不救，中国人之死于此者尚不知凡几也。”（四月二十三日《与碎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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