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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章太炎因与先生等观点相抵忤，离时务报馆，但他们之间并未断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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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时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或言康有为字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余拟以向栩，其徒大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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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新学初兴，为政论者辄以算术物理与政事并为一谈。余每立异，谓技与政非一术。卓如辈本未涉此，而好授其术语相附政论，余以为科举新样耳。……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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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致谭献书》述他与先生等争论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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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仲华亦假馆沪上，每有论议，常与康学牴牾，惜其才气太弱，学识未富，失据败绩，时亦有之。卓如门人梁作霖者，至斥以陋儒，诋以狗曲，面斥之云狗狗。麟虽未遭询，亦不远于辕固之遇黄生。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转丸，则不得不大声疾呼，直攻其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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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谓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辈，咄此康瓠，皆未能为之奴隶。若钟伯敬、李卓吾，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私议及此，属垣漏言，康党衔次骨矣。会谭复生来自江南，以卓如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君，麦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康党麕至，攘臂大哄，梁作霖复欲往殴仲华，昌言于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诰康氏，于广坐殴之，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邪？遂与仲华先后归杭州，避蛊毒也。”（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章太炎《致谭献书》。录自《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十四——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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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务学堂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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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主讲湖南时务学堂的详细经过，除《三十自述》所记以外，尚有以下几段材料，《清代学术概论》里论述那时的讲学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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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而嗣同与遵宪、熊希龄[24]等，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聘启超主讲席，唐才常等为助教，启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乐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先是嗣同、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设《湘报》（日刊）、《湘学报》（旬刊），所言虽不如学堂中激烈，实阴相策应；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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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学堂时期所激起的风云是次年戊戌政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先生在《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里记述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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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秋，秉三与陈右铭、江建霞、黄公度、徐研甫[25]诸公，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而启超与唐君绂〔黻〕丞等同承乏讲席，国中学校之嚆矢此其一也。学科视今日殊简陋，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哗，群起掎之。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御史某刺录札记全稿中触犯清廷忌讳者百余条，进呈严劾，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卷七十第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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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蔡松坡遗事》一文里也有同样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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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进到时务学堂以后，谭壮飞先生嗣同、唐绂丞先生才常和我都在堂中教授。我们的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从今日看起来，教法虽很幼稚，但是给同学们的‘烟士披里纯’[26]却不小。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记得初开学那几个月，外面对于我们那个学堂都很恭维，到了放年假同学回家去，把我们那种‘怪论’宣传出去，于是引起很大的反动，为后来戊戌政变时最有力的口实。”（《晨报》蔡松坡十年周忌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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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民国元年《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里自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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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之冬，遂就湖南时务学堂之聘，脱离报馆关系者数月，《时务报》虽存在，已非复前此之精神矣。当时亦不知学堂当作何办法也，惟日令诸生作札记而自批答之，所批日恒万数千言，亦与作报馆论文无异。当时学生四十人，日日读吾所出体裁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此四十份报章，在学堂中固习焉不怪，未几放年假，诸生携归乡里，此报章遂流布人间。于是全湘哗然，咸目鄙人为得外教眩人之术，以一丸药翻人心而转之，诸生亦皆以二毛子之嫌疑见摈于社会。其后戊戌政变，其最有力之弹章，则摭当时所批札记之言以为罪状。盖当时吾之所以与诸生语者，非徒心醉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此种言论，在近数年来诚数见不鲜，然当时之人闻之，安得不掩耳？其以此相罪，亦无足怪也。”（《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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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了解先生在湖南时务学堂的情况，我们将有关的几个重要问题分叙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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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先生离沪赴湘及抵湘日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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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六日，谭嗣同致汪康年书，力言必须放先生往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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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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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秉三来书，言湘中官绅决计聘请卓如、一琴两君为时务学堂总教习，黄公度尤极力赞成。诸绅皆谓卓如虽在湘，仍可寄文稿至贵馆，而特虑公不肯兼放两位俱去，因公恳嗣同亲到上海哀籲，我公如更不肯，将不惜与公迕而豪夺以去。嗣同窃计，遽用霸道，似乎使公太难堪，今为公计，不如自劝两公往湘，则尚不失自主之权，而湘人亦铭感公之大德矣。嗣同为乡人所迫，万分无可如何，兹先与公婉商，不遽作赴沪之举，所以为公地，使此事若出于公自己情愿者，可作一完全之人情也。公即不令卓如往湘，渠亦必往西湖，宁能终绊之耶？一琴兄在馆，公度久即不以为然，谓屈抑其长才，仅得为翻译也。公即令不令一琴往湘，公度及与公度知好者，亦必别为谋置一地，又宁能终绊之耶？反复思之，终乞公勿强留之为愈也。”（《谭嗣同全集》第三六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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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先生离开上海到了湖南时务学堂。其离沪抵湘的具体日期，先生在离沪前致书陈三立、熊希龄说：“顷定以初七日偕行，约十五日前后必抵湘也。”而谭嗣同十月十九日致汪康年书中有“沅帆地图股份，嗣同曾在沅帆手买得全份……是否可先交梁卓兄将图带下”语，似先生之赴湘延期了；但据皮锡瑞日记记载，先生于十月二十二日前已抵湘。故很可能是按预定日期离沪抵湘的。兹将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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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梁启超已到，其报中有一段文字，诋中国人太过，香帅属毁之。予谓梁君习《公羊春秋》，于为尊者讳之义，尚未熟耳。’（《湖南历史资料》一九五八年第四期第七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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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先生致陈三立、熊希龄书全录如下，可知先生到湘之前对于时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方法等问题，已有了一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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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严[27]、秉三两兄：伻来得书，殷勤恳挚，语重至不克荷。本已定月之三日启行，惟穰兄勉留一琴数日，顷定初七日偕行，约十五前后必抵湘也。分教习必由自行聘定，乃易臂使。超所见广雅书院、西湖书院，其分教与总教皆不相能，可为殷鉴。故超初时欲在湘请分教，以便讲授，顷深思之，似为（疑脱“未”字）可。已拟偕分教韩君孔广名文举、叶君湘南名觉同来矣。超之意，欲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既拟举此一二年之日力心力专用于此间，则欲多成就些人材出来。教四五十人与教一二百人，其所用日力心力，相去不甚远，故欲以多为贵也。粗拟章程功课，到湘后当以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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