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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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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王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翼教丛编》卷五页九引《时务学堂日记》梁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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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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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可变矣。”（《翼教丛编》卷五页九引《时务学堂日记》梁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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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时务学堂遗编》答问页十三先生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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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王霸之分，只在德力，必如华盛顿乃可谓王矣。”（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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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先生协助陈、黄诸先生倡行新政的事绩，《戊戌政变记》里讲得很详细，可以参考，这里不多引录。现在我们只从《上陈中丞书》和《论湖南应办之事》两文里面，择录几段下来，借见先生筹划湘事之一斑。这两篇文章都在胶州案件发生以后写成。《上陈中丞书》的主旨在劝湖南自立自保，以为他日应付大难到来的准备，现在节录两节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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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今日非变法万无可以图存之理，而欲以变法之事，望政府诸贤，南山可移，东海可涸，而法终不可得变。……故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今夫以今之天下，天子在上，海内为一，而贸然说疆吏以自立，岂非大逆不道，狂悖之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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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启超之为此言也，岂有如前代游说无赖之士，劝人为豪杰割据之谋，以因利乘便云尔哉？今之天下，非割据之天下，非直非割据之天下，抑且日思所以合十八省为一国，以拒外人，犹惧不济，而况于自生界画乎？此其义也，虽五尺之童，莫不知之，启超虽戆愚，岂昧于此。所谓日夜孜孜，存自立之心者，谓为他日穷无复之之时计耳，岂曰为目前之言哉？而无事则整顿人才，兴起地利，其于地方之责，亦固应尔，而终不必有自立之一日，此岂非如天之福乎？脱有不幸，使乘舆播迁，而六飞有驻足之地，大统沦陷，而种类有倚恃之所，如是焉而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三三——五三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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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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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虽拙陋，窃数日夜之苦思，力索极其条理及下手之法，以为若使德人胶州之祸不息，今岁即成瓜分之势，斯无可言矣。若能假以五年，则湖南或可不亡也。然明公必于他日自立之宗旨，树标既定，摩之极熟，不令少衰，然后一切条理乃因而从之。敢先以一书专论此义，上尘清听，倘不以为狂悖之言也，则将竭其刍荛之所及者，更次第陈焉。”（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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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湖南应办之事》一文，是讨论湖南决定自保自立以后应当着手开办各事的。里面有一段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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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之患，已如燎眉，不欲湖南之自保则已耳。苟其欲之，则必使六十余州县之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如万毫齐力，万马齐鸣，三年之间，议论悉变，庶几有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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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把湖南应办的事归纳到三件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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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窃以为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三者毕举，则于全省之事若握裘挈领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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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节录先生论开民智的一段话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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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上者言之：一曰朝廷大变科举，一曰州县遍设学堂。斯二者行，顷刻全变，然而非今日之所能言矣。有官绅之力所可及，而其成效之速，可与此二事相去不远者：一曰全省书院官课、师课、改课时务也。……官课、师课全改，耳目一新，加以学政所至，提倡新学，两管齐下，则其力量亚于变科举者无几矣。……二曰学堂广设外课，各州县咸调人来学也。……每县自三人至五人，咨送来学，其风始广。……到省以后，首须谋一大厦，使群萃而讲习。……此项学生，速则半年，迟则一年，即可遣散，另招新班，择其学成者，授以凭记，可以为各县小学堂教习，一年之后，风气稍成，即可以饬下各州县，每县务改一书院为学堂，三年之间，而谓湘人犹有嫉新学如仇，与新学为难者，其亦希矣。”（《合集·文集》之三第四十一——四十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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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年冬先生始交唐绂丞先生才常，先生在《饮冰室诗话》里记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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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识唐浏阳[30]最晚（初稿误作谭浏阳——编者）。乙未秋，与谭浏阳定交。叩其友，则曰二十年刎颈交，绂丞一人而已，余心识之。丁酉冬讲学长沙，谭公乃为余两人介绍焉。”〔《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十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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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时务学堂初交唐绂丞先生的时候，有一件事镂刻于先生神识中最深，而终生不能忘的，便是唐绂丞赠先生一方菊花砚的事，先生在《石醉六藏江建霞遗墨》一文里记述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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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生平所历，镂刻于神识中最深者，莫如丁酉戊戌间之在长沙，时义宁陈公为抚军，其子伯严随侍，江建霞、徐研父先后督学，黄公度陈臬，谭壮飞、熊秉三、唐绂丞以乡党之秀左右其间，咸并力一致，以提倡当时所谓新学，而余实承乏讲席。未几，建霞受代去，舣舟待发，来时务学堂与余别，绂丞方赠余一菊花砚，壮飞为之铭，铭曰：空华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研佛尘赠，两公石交我作证。建霞睹之，曰：此铭镌刻，岂可委石工，能此唯我耳，我当留一日了此因缘。遽归舟，脱冠服，向夕，褐裘抱一猫至，且奏刀且侃侃谈当世事，又氾滥艺文，间以诙谑。夜分，余等送之舟中，剪烛观所为日记，忽忽将曙，建霞转相送于江岸，濛濛黄月，与太白残焰相偎煦，则吾侪别时矣。自尔竟不复相见。今遂二十六年，建霞墓木既拱，同人亦零落略尽，余研固早已殉戊戌之难，而此情此景，犹萦旋吾脑际如昨日也。”〔《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下）第三十一——三十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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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先生在《饮冰室诗话》里面也有一段话，追述这件事，现在也把它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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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去国之际，所藏书籍及著述旧稿悉散佚，顾无甚可留恋，数年来所出入于梦魂者，惟一菊花砚。砚为唐浏阳所赠，时余承乏湖南时务学堂讲席，初与绂丞定交也。谭浏阳为之铭曰：空花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研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其时江建霞方督湘学，受代去，濒行前一日来作别，见砚与铭乃为余刻之。今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没矣，而此砚复飞沉尘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时也，念之凄咽。”〔《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一——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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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康南海在致赵必振书中说，一八九七年梁启超、谭嗣同到湖南开展维新活动，乃是迫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急形势下所采取的重大应变措施，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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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戊戌以前，激于国势之陵夷，当时那拉揽政，至上无权，故人人不知圣上之英明；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度大势必骎骎割鬻至尽而后止，故当时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用是奔走南北，大开强学、圣学、保国之会，欲开议院得民主以救之。因陈右铭（宝箴）之有志，故令卓如入湘。当时复生（谭嗣同）见我于上海，相与议大局，而令复生弃官返湘。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交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固因胶旅大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此固当时惕心痛极，斟酌此仁至义尽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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