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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书及东书敬悉。报馆如此支绌，殊为可虑。闻兄顷又办日报，深恐益不支也。鄙意日报切切不可沿《时务报》之名，徒牵倒大局，合之两伤，极无谓也。《国闻报》好极矣，虽别出，亦必不能赶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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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各事，大有眉目，同心协力以鼓铸之，三年后，当可有成就，特恐敌人不我待耳。此间新办南学会，右帅、公度、研父皆入会，诚盛典也。惟明春二月以后，复生须往粤，秉三、沅帆事又太多，弟又北上，无人主持其事，至为可虑。顷伯严、秉三又欲请兄来此主持数月。弟谓如此则将我报馆之人尽扯来湖南，乌乎可？且兄亦必不能更去也。现彼等意尚未定，严、秉两人持之良坚，谓颂兄可以支持下去，不必兄在彼，但离两三月无伤云云。此等俟彼他日经定可耳。此间人才望似甚多，实则亦有限。有汪颂年诒书者，极好，想兄亦识之。又复生之师欧阳节吾先生。若能得此两人办南学会，则大佳矣。惜皆有事，无可如何。此会实东南半壁自立之起点，亦煞是要着也。惟明年会试，想必乌有，果尔，则弟不行，可无须替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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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汪康年和曾广铨（敬贻）正准备往日本游访，事前曾有书与先生商酌，故在同书中谈到对于汪东游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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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行事弟亦刻不能忘，唯前往之人必须极老诚慎密镇静者乃可。意中之人实无几，兄自往则弟以为不可，不可轻于一掷也。然今日实到山穷水尽之时，更雍容一刻，不知又作何了结？此唯兄相时而动。若此信到时而德事尚未了，则往后之变，殆不可问。兄或春初始往一观之，亦未为不可，唯切须慎密，无待多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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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戈满地，一日万变，我辈相见，实尚不知何日？念之凄恻。”（同上，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九日《与穰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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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致汪诒年一短函，但亦可见梁、汪龃龉之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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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兄左右，前托王峙云带去一书，想已达。穰兄东行已返否？所事如何？闻瓜分期在西二月，信否？果尔，则信到时已不可问矣！年终报费收得如何，尚敷开销否？今年不得不图撙节之法矣。译书局若有出书告白交来，乞为代登报末。蔡尔康之《中东战纪》且登，而独于弟所自办之事靳之乎！此间百废皆将具举，然恐西人不我待也。奈何奈何！日报似不宜与本报同名，恐招物议也”（同上，小除夕《致颂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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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二月十一日，先生因病由长沙回上海时，即致当时来湘的汪康年一书，提出辞职。此信全文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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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穰兄鉴：得与公度、伯严、沅帆书，悉一是。弟文虽劣下，而作文亦尚非难事，所以屡愆期无以应命者，窃以为汪氏一人一家所开之生意，每月以百数十元雇我作若干文字，实所不甘耳！既如此，便当早思辞职。到湘后，即以此狷狭之意陈于黄、陈、熊、谭诸君子之前，咸以为此究是大局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宁少安毋躁。数月以后，同心协力，必求所以整顿尽善之法，是以迁延及于今日。今我兄来湘，与诸君子会议，必有所以保全大局不致为外人所笑者。今以公论言之，销报至万份，而犹不免亏空，固不得不思变计；以弟私意言之，同为经理之人，同居董事之列，而去年一年报馆新来之人，六七未尝一告，乃至曾敬贻定两年合同，必不许弟略知消息。且以此市恩于重伯，是弟在报馆为雇工人久矣！而公等在上海歌筵舞座中，日日以排挤侮弄谣诼挖苦南海先生为事。南海固不知有何仇于公等，而遭如此之形容刻画。然而，弟犹腼然为君家生意出死力，是亦狗彘之不如矣！此等责弟有意见，诚不敢避也。要以此事，一言以蔽之，非兄辞则弟辞，非弟辞则兄辞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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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此次到申，亦不能久留，请兄即与诸君子商定下一断语，或愿辞，或不愿辞，于二十五前后与弟一电（梅福里梁云云便得），俾弟得自定主意。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并非弟用私人阻挠，此间已千辛万苦求人往接办，必不用康馆人也。）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此事弟开诚布公，言尽于斯，兄万不可作违心之言（但不愿辞，即不必辞），在此将就答应，到沪再行翻案。盖虽弟接办后，兄如翻案，弟仍即时让出，设法另办耳。弟固深以接办为苦，特为诸君所责，不能不姑从耳。非有一毫争心，想兄谅之。至于此举乃就事而论，《时务报》既为天下想望，不能听其倒败，故不得不勉强支持，是以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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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我两人十年交情，天下共知。西人办事与交情截然分为二事，他日海上相见，杯酒言欢，毫无芥蒂，毫无嫌疑，想我兄亦必许之也。留请游安。弟超顿首二月十一日病中倚装[31]。”（《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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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七月，《经世报》创刊于杭州，八月，《实学报》创刊于上海，两报隐与《时务报》相对垒。王仁俊撰《实学平议》，据封建三纲毁谤民主，反对改制。同时，张之洞通过其幕僚向汪康年施加压力，从内部抑制先生的言论。张元济则对先生表示支持和安慰。他于十月二十一日特致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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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皆例有之阻力，执事幸勿为所动也。《经世报》言多粗鲁，姑勿论；而《实学报》则最足以动守旧者之听，且足以夺貌新者之心。济料其声势，必将日大。然一二十年后，民智大开，又必不辨而自屈，则又何必沾沾于目前之是非也。……非谓异我者，即在所必摈，西报馆岂无异趋。所恨者，以爝火之微，而亦欲与日月争明，使为守旧之徒，犹可言也，而伪在此似新之辈。夫处今之世，即合此十百有志之士，通力合作，犹恐未必有得，况复显分畛域，同室操戈？济处局外，且深悲愤，而何论公与穰卿之身当其际者乎？虽然，出一言，行一事，而天下翕然，则已为大同之世矣！济数以两言相勖，曰：‘勿与之相竞，勿因此自馁。’迟之既久，必能共明，且此之接踵而起者，何一非公与穰卿之私淑弟子乎？此言公必知之也。”（张元济《致梁启超书》，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九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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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先生又收到陕西咸阳刘光■（古愚）两书，他在《复刘古愚山长书》中，对于在陕兴学、致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同时，将南海先生撰《长兴学记》、《新学伪经考》、《四上书记》，及他自撰《西学书目表》赠刘。兹将其信函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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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月间，叠由杨君风轩两赐手书，及《味经随录》、《创建书院折片》、《机器织布说略》诸稿，循诵数四，钦佩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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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织局、书院两义立富教之本，可谓知务。既以集股不易，织造恐致无成，甚矣任事之难也。今欲纠大众立公司以兴地利，无论何事，想皆不易。就权宜之计，莫如兴小农，劝小工，如萝葡之糖、葡萄之酒、畜牛制乳、牧羊织毯之类，费本不巨，尽人可行，及其既盛，获利亦可无量。又日本每岁手造器物，销至美国者，值八千万，美人畏之。然则机器固为富国第一义，然必谓舍机器之外，而即无术以致富，亦未必然矣。彼至纤极琐如草帽边者，犹且为出口货物一大宗，他可知矣。……故小农小工最可用也。先生若有意于是，则此间续译此类之书，当以次寄上，以备采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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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所最切要而最易行者，自当以兴学为主义……启超谓今日欲兴学校，当以仿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为最善。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焉而成者，则于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与夫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靡不融贯于胸中……日本变法之始，即开此院，以故数年之间，人才大成，各用所长，分任庶政，是以强也。”（《合集·文集》之三第十一——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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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刘光■致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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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蛰伏里门，闻见浅陋。去岁辽海之祸，觉中国之势不可终日，反复思维，不得其故。后由李工部孟符寄归《京师强学会序》及《上海强会序》，再三环诵，‘不群不学’一语，洞见中国受病之源，始知世间尚有康先生。其人识周六合，而足以开万古洪濛，佩服不可言喻。虽‘群学’二字取忌当时，然欲稍振中国之气，举中外而安之，以成三代上之大同，必人人奉吾孔子之教而各修其实，则炮火无威，工产效灵矣。中国名为诵法孔子，久已举其实而亡之，始于秦之愚黔首，终以历朝之恶朋党，驯成散涣锢蔽不可救药之天下。吾辈无尺寸之柄，亦惟自群自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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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命杨孝廉蕙、陈孝廉涛、孙茂才澄海游沪郢择购机器。杨孝廉等虽非奇特之士，然皆有志者，愿足下进而教之，毋吝裁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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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得阁下主笔，必有以大振吾人之聋瞆。陕省僻远，祈每月妥寄一份，前曾托李孟符，想与阁下已有成约。其费及如何寄法，均祈裁酌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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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先生近日行止，祈便示知，并代候起居。《时务斋随录》一册，附呈清览。”（刘光《烟云草堂文集》卷五页二十一《与梁卓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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