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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对康、梁敢于冒险犯难的革新精神，十分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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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当时辇毂之下，何施不可，康、梁诸公乃敢犯冒严谴，成此异举，实在不能不钦佩。”（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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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称扬南海和他的学说的情形，从《时务报》和时务学堂时期的各种文字里已经可以看出一些来。其见于他人记载的，李书以外，孙仲愚的日记和王小航的记事，都曾提到。现在把李氏书里这段话录在下面，借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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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时任公到处援引，至以意见不合，与林琴南、高啸桐两先生几至冲突，此乃区区所亲见者。当时窃谓未免太过，及今思之，真忠厚长者矣。”（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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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六日天津《国闻报》里有《开保国会书后》一文，现在收录在这里，以见当时的一般舆论，和守旧者忌恨维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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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割台之后，吾已不国，近者割胶州、旅顺、大连湾、金州、威海、广州湾，山东则铁路不得开，聂士成之练兵归俄教习，长江归英，福建归日，本定两广、云南为英、法所争，不必有非常之变，率有教案，国可立亡，鱼烂瓦解，有若旦夕，举国在于沉舟之下，覆屋之中。强盗入室，大火烧门，有壮者荷戈持锣，大声疾呼，而同室之人，不恶盗贼，不救大火，而反仇是荷戈持锣之人，骂之詈之，攻之讦之，缚之扶之，组织而锻炼之，甚且诬罔以为荷戈欲窃，持锣放火也。言者既多，虽向号开新之人，以开民智救国难为事者，亦且惊惑于众论，或疑其无益，或哂其多事，或疑其虚论而无实事，或疑其不必骇众而贵名，或以为不必骜愚而饰智，亦复冷讥而薄诮之。或有救国心殷，实以为宜者，亦复畏于众论，退缩却行，缄口媕默，但不加谤而已，亦不敢稍置一词。宋人有狂泉，举国饮之，有一人不饮，则以此人为狂而逐之。向以为必无此理由，今观之乃真有此狂泉也。国之危亡岌岌，至今可谓极矣，再欲苟延残喘，亦不易得矣。而不仇强敌而仇义愤，不思御外侮而思抑士气，呜呼，若是者不知与大清何仇何怨，而必助敌以自攻乎。”（《开保国会事书后》四月初六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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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德人毁坏山东即墨县文庙的事传入北京，一时公车异常愤慨，先生尝联合麦孺博等十一人上书都察院，请严重交涉，原呈稿载闰三月十七日《国闻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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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变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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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先生在京联合公车百余人联名上书，请废八股，《戊戌政变记》里有一节讲当时运动的情形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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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梁启超等联合举人百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书达于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达于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不代奏。当时会试举人集辇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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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三月十九日先生给夏穗卿一书，里面也提到运动变科举的事，可以看出当时人情的闭塞情形和提倡变法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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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分之局已成，而人情闭塞如昨，至可忧耳。香帅到京，恐未必大用，位次太末，用亦未必有权，（幸亦如此，否则以忌刻之夫而当国，亦非所宜。）如许山川恐难朝夕，顷专意办变科举事，成否未可知，虽知其无及，不能不略为说法。”（闰三月十九日《与穗卿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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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把他们当时所上的《请变通科举折》节录下来，以见其立论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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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呈举人梁启超等，为国事危急，由于科举乏才，请特下明诏，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伏乞代奏事。窃顷者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人不自保。皇上临轩发叹，天下扼腕殷忧，皆以人才乏绝，无以御侮之故。然尝推求本原，皆由科第不变致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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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近代官人皆由科举，公卿百执皆自此出。……然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则以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故也。……故科举为法之害，莫有重大于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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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当诸国竞智之时，吾独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以与智敌，是自掩闭其耳目，断刖其手足，以与乌获离娄搏，岂非自求败亡哉！昔我圣祖仁皇帝已赫然变之矣。然此后复行之而无害者，窃谓当闭关卧治，士民乐业之时，无强敌之比较，无奸宄之生心，虽率由千年，群愚熙熙，固无害也。无如大地忽通，强邻四逼，水涨堤高，专视比较，有一不及，败绩立见，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暗，岂能立国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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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者伏读上谕，举行经制之科，天下咸仰见旁求之盛意矣，而以旧科未去，经制常科，额又甚隘，举人等从田间来，见生童昼夜咿唔，尚诵读割裂搭截庸恶陋劣之文如故。举人等亦未免习写楷法，以备过承策问之用，当时局危急如此，而天下人士为无用之学如彼，岂不可大为忧哉？此非徒多士之无耻，亦有司议例之过，以误我皇上，以亡我中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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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易尚穷变，礼观会通，今臣工频请开中西学堂，皇上频诏有司开京师大学矣。然窃观直省生童之为八股以应科举，一邑百千，皆非郡邑教官教之者。盖上以是求，下以是应。昔齐桓服紫，一国皆服紫，楚灵细腰，宫人饿死。皇上抚有四万万之民，倍于欧罗巴全洲十六国之数，有雷霆万钧之力，转移天下之权，举天下之人而陶冶成才，以御侮兴治在一反掌间耳，奚惮而不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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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经制常科，已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礼部议准颁行。伏乞皇上忧恤国家，哀怜多士，奉圣祖仁皇帝之初制，尽行经制科之条例，断自圣衷，不必令礼官再议，特下明诏，宣布天下，今自丁酉戊戌乡会试之后，下科乡会试，停止八股试帖，皆归并经制六科举行。其生童岁科试，以经古场为经制为正场，四书文为二场，并废八股试帖体格。天下响风，改视易听，必尽废其咿唔割裂腐烂之文，而从事于经制之学。得此一年讲求，下科人才，必有可观，风化转移，人才不可胜用。皇上挟以复仇雪耻，何所往而不可哉！变法之要，莫过于此。举人等素习举业，并讲楷法，于兵农工商内政外交之学，向未讲求，致外国新法及一切情形，尤所未睹，将来幸被贡举，皇上授官任政，不出举人等，既内自惭悚，实恐误国。顷上痛误国，下恤身家，不敢复恋旧习，以循私便，同声知误，更无异辞。谨合辞上渎，伏乞代奏皇上圣鉴。谨呈。”（五月十三——十四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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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徐致靖之奏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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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的百日维新开端于四月二十三日的定国是之诏，要明白康、梁两先生的变法运动的详细经过，有《南海先生自编年谱》和《戊戌政变记》两书可以参考。现在我们把几件重要的事简叙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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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患的压 促成光绪帝变法决心的第一原因就是外患的压迫。甲午年的失败在中国对外关系上是一件空前的奇耻大辱。接连着就有去年冬德人强占胶州的案子，和今年三月俄索旅大的事件。这些接踵而至的重大压迫，使一般比较开明的士夫都感觉到中国的政治有改弦更张的必要，这是戊戌变法运动进行特别猛烈的一个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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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翁常熟之荐康 使戊戌变法运动开展那样迅速的一个动力，当然是康、梁两先生宣传和运动的努力，但他们毕竟是人微言轻，故其活动范围只限于普通士夫和下层官吏。使他们的救国主张能上达到朝廷，尤其光绪皇帝面前的，乃是翁同龢的荐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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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翁和康的关系问题，众说纷纭。《翁文恭公日记》对康的批评很坏，尤其不承认荐康的事。《南海先生自编年谱》对翁则称扬备至，对于荐他的事则言之凿凿。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不便仔细考证，不过就一般的道理来研究，康之所以在没有被召见以前，就受知于光绪帝，一定是经过大僚的奏荐。因为在四月以前，康的七次上书里，只有乙未闰四月第三上书和本年正月第六上书上达于朝。同时书面奏荐过他的也只有上年冬给事中高燮曾的奏折，若仅为他两次上书和高燮曾一次的奏荐，光绪皇帝似乎不至于便那样看重他，以至于正月初三命总署王大臣传见他，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至于当时康所结识的大僚中只有翁常熟和南海张樵野荫桓。据《南海先生自编年谱》所记，康与张的关系和来往还不及康与翁的十分之一。所以康之受知于光绪帝，决不是张的力量。进一步说，翁本人是赞成变法维新的。四月二十三日定国是之诏，就是他拟定的。同时，他在日记里否认和康有来往的话，正可反证他和康确有往来，否则光绪帝似乎不至于因为强迫他向康索书而大怒。况且康南海的自编年谱似乎决不至无中生有地硬说和翁来往那样多。据我们研究的结果，翁是荐过康的，不过荐的情形或者不至有“胜臣百倍”那样过火的话罢了。他荐康的时候大概是丁酉冬到戊戌春间。至于他对变法的态度，大概是比较的慎重，尤其是在恭亲王逝后，旧党气焰特别嚣张的时候。康南海的自编年谱里曾经很明白地说，四月初恭亲王薨后，他便上书常熟，劝他乘时亟图变法，但常熟因为正在谤声鼎沸的时候，自愿离开京师。这可见翁氏对于变法的态度了。不过翁称扬奏荐康氏于前的事，是使这次变法运动在朝廷中开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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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编者当年的看法。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光明日报》史学载有翁同龢于戊戌政变后不久致友人一书，足证翁氏与戊戌变法的关系，兹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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