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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后乞付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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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德宗变法的决心 从很多的材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光绪皇帝因鉴于甲午以来外患压迫的严重，和国人变法维新情绪的热烈，决心变法。乃于四月二十三日颁发“定国是”的上谕，现在全篇抄录于下，借见当时光绪帝对变法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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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奉上谕：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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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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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钦此。”（《光绪政要》卷三十四页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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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日，定国是之诏既下，二十五日，就有侍读学士徐子静致靖奏荐南海、张菊生元济[33]、黄公度、谭复生和先生的事。现在把徐的原折节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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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臣伏读本月二十三日上谕，以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外察时局，内审国势，斥守旧迂谬之见，求通经济变之才，此诚穷变通久之大经，转弱为强之左券。然臣愚以为皇上维新之宗旨既定矣，而所以推行新法乃皆委诸守旧之人。夫非变法则不能自强，而非得其人亦不能变法。昔日本维新之始，特拔下僚及草茅之士，如木户孝允（原初稿误作水户孝允——编者）、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二十人，入直宪法局，以备顾问，不次擢用，各尽其才。新法皆数人所定，用能新政具兴，臻于强盛。……故臣以为不欲变法则已，苟欲变法，必广求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而用之，而后旧习可得而革，新模可得而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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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窃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忠肝热血，硕学通才，明历代因革之得失，知万国强弱之本原，当二十年前，即倡论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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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历任出使日英美各国参赞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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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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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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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举人梁启超，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其所著《变法通议》及《时务报》诸论说，风行海内外，如日本、南洋岛及泰西诸国，并皆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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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者，事变纷乘，需才正亟，皇上既知法之不能不变矣，特恐盈廷之臣，虽奉明诏，仍不知下手之次第，施行之缓急，或且草率从事，覆■见讥，坐失良机，终无实效，徒为守旧之所借口；虽有良法，谁与任之，臣是以虑不得其人，亦不能变法也。臣学识浅薄，不足以仰赞睿虑，裨助新法。顾伏念荷蒙圣恩，擢置侍从，深维举尔所知之义，敬效以人事君之诚，所举五人，臣实知之甚深，是用不揣冒昧，胪列渎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三三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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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折入同日即奉有上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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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五日奉上谕：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保通达时务人才一折。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均著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著该督抚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看具奏，钦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二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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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国是诏甫下，拉那氏立即团聚顽固派布置政变。二十七日就强迫光绪帝连发了三个上谕。一个是命翁常熟开缺回籍；一个是调直隶总督王文韶入值枢廷，遗缺以荣禄署理；一个是令在廷臣工以后遇有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或满、汉侍郎均须恭诣太后前谢恩。先生后来在《新政诏书恭跋》指出：“二十七日翁同龢见逐，荣禄督师，西后见大臣，篡废之谋已伏。”现我们从先生四月到五月间给夏穗卿的几封信里择录三段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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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九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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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来在此用大力鼓铸全局，而其事变每出人意外，数日之内，世界屡变，或喜或愕，如读相宗书也。南海召见，面询极殷拳，而西王母主持于上，它事不能有望也。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即行矣。”（四月廿九日《与穗卿仁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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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七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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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日康先生召见。闻今上圣明，诸大臣皆无及者，实出意外。惜覃溪[34]以阻天津之幸，至见摈逐，未能大启天下之蒙耳。康先生从容度无所补救，亦将南下。”（五月七日《与穗卿贤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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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七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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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来源真可谓令出我辈，大约南海先生所进《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两书，日日流览，因摩出电力，遂于前月二十间有催总署议覆先生条陈制度局之议。仆等于彼时，乃代杨侍御徐学士[35]各草一奏，言当定国是，辨守旧开新之宗旨，不得骑墙模棱，遂有二十三日之上谕。南海、菊生召见，力言科举事，既退出，即飞告仆，令作请废八股折，宋侍御[36]言之，是日即得旨送往园中，至初五乃发耳。大率有上开新折者，则无不应，盖上下之电力热力，皆以相摩而成也。而常熟去国，最为大关键。此间极知其故，然不能形诸笔墨，俟见时详之。南海不能大用，菊生无下文，仆之久不察看，率皆由此而生也。仆已于前日举行察看之典，未知下文如何耳。初时极欲大办，今如此局面，无望矣。科举一变，则守旧之命脉已断，我辈心愿亦几了矣。日间必出都，相见不远也。”（五月十七日《与碎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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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几段材料里，我们第一可以看出翁常熟与当时朝局和新政的关系，第二可以看出先生和南海当日所努力的变法运动实无何等把握或希望，所以才常常有言去之说。现在再把康幼博给何易一的一封信抄录在下面。里面所讲当时朝局情形和南海卒不能去的原因更详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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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故常谓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伯兄非不知之，惟常熟告以上眷至笃，万不可行，伯兄遂以感激知遇，不忍言去，但大变法，一面为新国之基，一面令人民念圣主，以为后图。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伯兄亦非不深知，以为死生由命，非所能避，因举华德里落砖[37]为证，弟无如何。乃与卓如谋令李苾老奏荐伯兄出使日本，以解此祸。乃皇上别放公度，而留伯兄，真无如何也。伯兄思高而性执，拘文牵义，不能破绝藩篱，至于今实无他法，不独伯兄身任其难不能行，即弟向自谓大刀阔斧，荡夷薮泽者，今已明知其危不忍舍去，乃知古人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固有无可如何者。”（康幼博茂才遗文《致易一书》，《戊戌六君子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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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诏改八股取士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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