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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的上谕，是言废除乡会试应用八股的。十二日的上谕是言废除童生岁科试应用八股的。《南海先生自编年谱》记第二次运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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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会试既废八股，而用策论，生童岁科试仍未改。吾三月所上之折，交总署议而未行，欲因势并行之。乃自草一折，为杨漪川草一折。又令卓如草一折，交宋芝栋上之。奉旨允行，于是岁科试均废八股而改策论矣。时八股士骤失业，恨我甚，直隶士人至欲行刺。于晦若至，属吾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吾笑而不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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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以愚民之害既去，当开民智，泰西文明，多由于有制新器著新书，寻新地之赏，初八日上折言之，奉旨交总署议。张樵野即属卓如议稿，乃为议定，即令总署奏定章程，颁行天下者也。时新定国是，废八股，旧党谤甚沸，御史文悌、黄桂鋆等奔走谋之，聚议将联名翻国是，复八股。乃草折交杨漪川上之，请御门誓群臣，并定谤新政之律，其有敢请乱国是、复八股者重惩之，于是上谕再责旧党，谤谋乃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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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录五日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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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奉上谕：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康熙年间，曾经停止八股，改试策论，未久旋复旧制，一时文运昌明，儒生稽古穷经，类能推究本原，阐明义理，制科所得，实不乏通经致用之才。乃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敝，试场献艺，大都循题敷衍，于经义罕有发明，而谫陋空疏者，每获滥竽充选，若不因时通变，何以励实学而拔真才？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其如何分场命题考试，一切详细章程，该部即妥议具奏。此次特降谕旨，实因时文积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破拘墟之习，至于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义，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总期体用兼备，人皆勉为通儒，毋得竞逞博辩，复蹈空言，致负朝廷破格求才至意。钦此。”（《光绪政要》三十八卷十七页，见五月七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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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录十二日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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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二日奉上谕：御史宋伯鲁奏，请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生童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一折。前因八股时文，积弊太深，特谕令改试策论，用觇实学，惟是抡才大典，究以乡会两试为纲，乡会试既改试策论，经济岁举，亦不外此，自应并为一科考试，以免纷歧。至生童岁科试，著各省学政，奉到此次谕旨，即行一律改为策论。毋庸候至下届更改，将此通谕知之，钦此。”（五月十四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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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京师大学堂也奉上谕，照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王大臣所奏办理，并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记倡设该堂之缘起和参与订定章程事件之经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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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和议成后，士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颇有上书言之者，而刑部侍郎李端棻之奏，最为深切详明，得旨允行。而恭亲王、刚毅等谓可以缓办，诸臣和之，故虽奉明诏而束高阁者三年矣。皇上既毅然定国是，决行改革，深知现时人才未足为变法之用，故首注意学校，三令五申。诸大臣奉严旨令速拟章程，咸仓皇不知所出，盖中国向未有学校之举，无成案可稽也。当时军机大臣及总署大臣咸饬人来，属梁启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至是上之，皇上俞允，而学校之举乃粗定。即此一事，下之志士之发论，上之盈廷之抗议，凡历三年，犹烦圣主屡次敦迫，仅乃有成，其难如此，然其后犹以办理非人，成效难睹，盖变法而不全变，有法无人之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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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先生之被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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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于五月十五日（7月3日）被光绪帝召见。同日即奉有上谕，命以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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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五日奉上谕：举人梁启超着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钦此。”（五月十七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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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见之后，先生给夏穗卿一书，论到召见后的感想，当时似仍怀去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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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当不远，至慰。昨日召见，上实明。稍惜诸老不足为助耳。”（十七日《与穗兄仁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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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论述这次召见和译书问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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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案国朝成例四品以上乃能召见，召见小臣自咸丰后四十余年未有之异数也。启超以布衣召见，尤为本朝数百年所未见，皇上之求才若渴，不拘成格如此。同日，有御史黄均隆参劾黄遵宪、谭嗣同，及启超两疏并上，皇上于劾者置之不问，于荐者明发谕旨。其用人不惑又如此。”（《戊戌政变记》第一卷第三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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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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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案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也。欲救其敝，当有二端：一曰开学校，以习西文；二曰将西书译成汉字。二者不可偏废也。然学校仅能教童幼之人，若年已长成，多难就学。而童幼脑智未启，学力尚浅，故其通达事理，能受学力，又每不如长成之人。且主持现今之国论者，在长成人而不在童幼人也。故欲实行改革，必使天下年齿方壮志气远大之人，多读西书，通西学而后可，故译书实为改革第一急务也。中国旧有译出之书，详于医学、兵学，而其他甚少，若政治、财政、法律等书则几绝无焉。且亦皆数十年之旧本，西人悉已吐弃者，故不能启发才智转移士论也。……至是御史杨深秀上书言译书之要，梁启超以是日召见，上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遂有是命。”（《戊戌政变记》第一卷第四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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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照谈梁被召见而未得重用的原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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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是时梁氏之名，赫赫在人耳目，皆拟议必蒙异数。及召见后，仅赐六品顶戴，是仍以报馆主笔为本位，未得通籍也。传闻因梁氏不习京语，召对时口音差池，彼此不能达意，景皇不快而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七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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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奉到上谕后，于六月间上一书，沥陈译书局开办情形，并进呈业经拟就的译书局章程十条，同时以统筹全局，请增经费，请拨开办费，经费，请速发三事为请，都得到光绪皇帝批准。现将当时所发的上谕抄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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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谕：孙家鼐奏，举人梁启超《恭拟译书局章程并沥陈开办情形据呈代奏》一折。译书局事务，前经派令梁启超办理，现在京师设立大学堂，为各国观瞻所系，应需功课书籍，尤应速行编译，以便肄习。该举人所拟章程十条，均尚切实，即著依议行。此事创办伊始，应先为经久之计，必须宽筹经费，方不至草率迁就，致隘规模。现在购办机器及中外书籍，所费不赀，所请开办经费银一万两，尚恐不足以资恢扩，著再加给银一万两，俾得措置裕如。其常年用项，亦应宽为核计，着于原定每月经费一千两外，再行增给每月二千两，以备博选通才，益宏搜讨。以上各款，均由户部即行筹拨。以后自七月初一日起，每月应领经费，并着预先发给，毋稍稽延。其大学堂及时务官报局，亟应迅速开办，所需经费，如有不敷，准由孙家鼐一并随时具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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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于七月间再上书，请设立编译学堂并请毕业生徒准予学生出身，书籍报纸准免纳税。都蒙予照准。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论述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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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按我国科举，向皆由学政考试乃得出身，学校生徒，向无学级，故不足以鼓励人才。梁启超以微员所开之学校，而请学生之出身，实为四千年之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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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改《时务报》为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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