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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七月特擢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为四品卿，参预新政。盖因杨锐、刘光第等皆保国会会员，且由陈宝箴奏荐，林旭则康之弟子，而谭嗣同为康所最亲信之人也。皇上因西后及大臣疑忌，不敢用康，而特擢此四人，其用心之苦，有非外人所能知者。自此皇上有所询问于康，则命四卿传旨，康有所陈奏，亦由四卿密陈，不复由总署大臣矣。”（卷一页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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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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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至是时，亦知守旧大臣与己不两立，有不顾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于是益放手办事，乃特擢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参预新政。参预新政者，犹唐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任也。命下之日，皇上赐四人以一密谕，用黄匣亲缄之，盖命四人尽心辅翼新政，无得瞻顾也。自是凡有章奏皆经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军机大臣侧目而视矣。”（卷三页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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擢四京卿后，二十二日，便有上谕裕禄等礼部六堂官著即实授，同日上谕罢李鸿章总理衙门行走，同日上谕停止向京外绅商士民劝办昭信股票。二十四日上谕各衙门封奏随到随日进呈，同日上谕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学士。二十五日上谕大学士六部及各直省督抚著再严格裁并闲冗员缺。二十七日上谕，剀切布告变法之意于天下。二十八日上谕再申藩臬道府州县及士民上书言事事。现在我们把二十七日的上谕录在下面，以见当时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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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七日奉上谕：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求较勤，故可以补我所未及。今士大夫昧于域外之观者，几若彼中全无条教，不知西国政治之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乃能美人性质，延人寿命。凡生人应得之利益，务令其推广无遗。朕夙夜孜孜，改图百度，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遗，非悉使之康乐和亲，朕躬未为尽职。加以各国环处，凌迫为忧，非取人之所长，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之苦，而黎庶犹有未知，职由不肖官吏，与守旧之士夫，不能广宣朕意，乃反胥动浮言，使小民摇惑警恐；山谷扶杖之民，有不获闻新政者，朕实为叹恨。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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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察照四月二十三日以后，所有关乎新政之谕旨，各省督抚，均迅速照录，刊刻誊黄，切实开导。着各州县教官详切宣讲，务令家喻户晓。各省藩臬道府，饬令上书言事，毋得隐默顾忌，其州县官应由督抚代递者，即由督抚将原封呈递，不得稍有阻格，总期民隐尽能上达，督抚无从营私作弊为要。此次谕旨，并着悬挂各省督抚衙大堂，俾众共观，庶无壅隔，钦此。”（七月二十九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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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政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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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六日（9月21日），西太后从颐和园还宫，将光绪皇帝载湉囚禁于瀛台，并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告由她出来“训政”。前后经过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运动，至此以失败了结。政变之前，二十八日还有一段开懋勤殿的事，这件事虽然没有成功，也是新政运动中一件很重大的事，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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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既广采群议，图治之心益切，至七月二十八日决意欲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犹恐西后不允兹议，乃命谭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开懋勤殿故事拟一上谕，将持至颐和园禀命西后，即见施行。乃越日而变局已显，衣带密诏旋下矣。”（卷三页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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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同书《谭嗣同传》里记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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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谓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戊戌政变记》卷五页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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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日的密诏是给杨锐、刘光第、谭嗣同和林旭四人的，由杨锐带出。据《清史稿·杨锐传》所收锐子庆昶在宣统元年所呈原诏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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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进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及，若强行之，朕位且不保。尔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用英达，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奏，候朕审择，不胜焦虑之至。”（《清史稿·列传》二五一《杨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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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言》第二卷六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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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锐门人黄尚毅撰《杨锐行状》，其中所录密诏也系据杨庆昶所藏原稿，但是在“亦不欲将法尽变”句下，多“虽由朕随时几谏，而慈意甚坚，即如七月二十八日之事[38]，圣母已谓太过”几句话。此外字句间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见《清史稿》所收诏文，已不是原诏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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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光绪赐杨锐的密诏的内容，各书记载不同。兹据宣统初任都察院御史的赵炳麟所记，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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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原注：此诏后至宣统元年由杨锐之子呈都察院，是时炳麟掌京畿，主持代奏，并连疏请宣付实录。）（《赵伯岩集》卷九第二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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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罗惇曧《宾退随笔》载，光绪赐杨锐密诏的同日，另有赐康有为密诏，由杨锐带出。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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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唯时局艰维，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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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八月初二日，时势益急，便才有促康南海速去的明发上谕和第二次密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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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二日奉上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洽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钦此。”（八月初四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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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日给南海先生的密谕是由林旭带出的（即康有为所谓“衣带诏”也）。康的自编年谱里未录全文，现在据《戊戌政变记》所录，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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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卷二页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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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次的密谕，第一次大概是因为在要求开懋勤殿的时候，看见西后态度大变，所以还有“必如何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使他们具奏的话。第二次大概是因为发见守旧派运动训政的事，已经渐成事实，所以才在明发上谕之外，还要密谕促南海出都。关于当时政局的详情，有《南海先生自编年谱》、《戊戌政变记》和《戊戌朝变记》三书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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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九日的褫礼部六堂职，是促成政变的第一个大原因，第二个大原因便是召见袁世凯的事情。袁以七月二十九日奉诏入京，八月初一日蒙召见，当日即奉上谕嘉奖，命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现在把初一日的上谕录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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