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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四日奉硃谕:近因时事多艰,朝廷孜孜图治,力求变法自强。凡所施行,无非为宗社生民之计。朕忧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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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若稽延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傥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此事为非常之变,附和奸党,均已明正典刑。康有为首创逆谋,恶贯满盈,谅亦难逃显戮,现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众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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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以礼教立国,如康有为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愤,即为覆载所不容,鹰鹯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诱惑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嗣后大小臣工,务当以康有为为炯戒,力扶名教,共济时艰。所有一切自强新政,胥关国计民生,不特已行者,亟应实力举行,即尚未与办者,亦当次第推广,于以挽回积习,渐臻上理,朕实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钦此。”(八月十六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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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便是被革职监禁遣戍议处的诸公了,徐子静先生革职,永远监禁,宋芝栋伯鲁、陈右铭宝箴、江建霞标、熊秉三希龄、张菊生元济、李孟符岳瑞、王锡蕃诸先生均革职,永不叙用。而徐研甫先生仁铸、陈伯严先生三立,乃都因父故连带革职,李苾园先生端棻、张樵野先生荫桓则革职后发往新疆。此外王小航先生照则革职严拿,张冶秋先生百熙则严加议处,而黄公度先生遵宪、文芸阁先生廷式,也都有捕拿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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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对于光绪帝的处分,也很严重,除了用种种方法向各方面宣传他病重以外,并秘密进行废立的阴谋。一时全国中外人士,都非常地注意,结果这种阴谋算是归于失败。关于这次废立的事,各种书籍报纸记载得很多,我们现在只把八月初十日的征医上谕和《方家园杂咏记事》里面一段记事抄在这里,以见一斑。那道征医的上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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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日奉上谕: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钦此。”(八月十二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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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方家园杂咏记事》记废立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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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八月变后,太后即拟废立,宣言上病将不起,今太医捏造脉案,遍示内外各官署,并送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各使侦知其意,会议荐西医入诊,拒之不可。荣禄兼掌外务,自知弄巧成拙,又尝以私意阴示刘忠诚公,忠诚复书曰:‘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坤一为国谋者以此,为公谋者亦以此。’荣禄悚然变计,于是密谏太后,得暂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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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事方面总起来说,一则废除一切新政,一则恢复一切已经废除或改变的旧政,此外还焚毁南海的著述,查禁各地的报馆,一时士夫至于无敢谈新政者。现在把八月二十四日恢复八股旧制废除经济特科的上谕,抄在下面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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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四日钦奉慈禧端祐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国家以四书文取士,原本先儒传注,阐发圣贤精蕴,二百年来,得人为盛。近来文风日陋,各省士子,往往剿袭雷同,毫无根柢,此非时文之弊,乃典试诸臣不能厘正文体之弊也。乃论者不揣其本,辄以所学非所用,归咎于立法之未善,殊不知试场献艺,不过为士子进身之阶,苟其人怀奇抱伟,虽沿用唐、宋旧制,试以诗赋,亦未尝不可得人,设使论说徒工,心术不正,虽日策以时务,亦适足长嚣竞之风。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乡试会试暨岁考科考等场,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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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朝廷于抡才大典,斟酌至再,不厌求详,嗣后典试诸臣及应试士子,务当屏斥浮华,力崇正学,毋负朝廷作育人才之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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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富强之术,固当讲求,惟必须地方官认真举办,方不至有名无实。所有农工商诸务,亟宜实力整顿,惟总局设在京城,文牍往还,事多隔膜,一切未能灵通,仍宜责成各督抚在省设局,分门别类,详切考核,庶有实际。著直隶总督选派妥员,督率办理,以为各省之倡。京城现设之局,著即裁撤。钦此。”(八月二十六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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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政变后的一切举措,据说军机大臣刚毅主持之处最多,《国闻报》里有下列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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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访事人来函云:清国八月初六日以后,一切反改守旧政策,在皇太后亦尚无成见,皆因各言官陈之于下,而军机大臣刚毅一人主持于上,虽以荣中堂之见信于太后,亦不能与刚毅争执。在荣中堂之意,以为乱党既已伏诛,而国中一切变法自强之事,亦当择其紧要者次第举行。刚毅则以为新法万不可用,必当扫除净尽,而新党之人亦必须屏斥一空。荣中堂以中外情势与之反覆辨论,伊终不以为然也。故自八月以后之事,闻皆系刚毅之政策,清国北京官场云,自本年三、四月以来,刚毅常以守旧之故,见斥于皇帝,故此次借此以行其报复。夫用人行政二者,乃国家安危所关系,而清国人往往以一己之私意,阴行其颠倒之权,其是非利害,则一切置之不顾,此亦支那人故技如此,不独刚毅一人为然也。”(九月初九日《国闻报》国闻录要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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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政变的原因,近因方面当然就是褫礼部六堂官职和召见袁世凯两件事,但是也有人说伊藤博文的入觐也是促成政变的一个原因,《清廷戊戌朝变记》便有这样一段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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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五日,日本侯相伊藤博文过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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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借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自御史李岳瑞、洪汝冲等上书请用客卿,朝臣斥为汉奸,将引外人从中取事;及至伊藤到津,皆云系康有为勾引而来,将入军机,王公卿相士庶皆言之凿凿,竟有陛见之。督抚大员曾谓军机章京曰:君等好事新堂官也。伊藤在津日,又值皇上电询,可否在津多留数日?伊藤答以两礼拜,守旧者皆惶悚不安。荣相接待,宴于北洋医院,神色惨沮不欢,未遑终席,借事辞去,盖将借此发难,以惑太后听耳。”(《清廷戊戌朝变记》页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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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伊藤为客卿的话,在《国闻报》里也有这样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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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日,伊藤由津赴京,已纪前报。兹接北京访事人来函:……初一日伊侯至总署,拜谒在署王大臣,坐谈两点钟之久,闻初二日张樵野司农函订伊侯夜宴,外间传言有初五日入觐皇上之说,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廪,持此议者甚多,未悉朝廷之意如何也。”(八月初二日《国闻报》国闻录要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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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因方面最重要的一个便是光绪帝和西后的不和,关于这种说法有很多的材料可以参考,这里不能一一引录,现在只把《方家园杂咏记事》里的两段话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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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英之维多利亚即贪财,英人让之容之,以全大局。慈禧黜二妃,亦因争买卖之故。此等内容,凡久居京者皆知之,景皇何能制慈禧也。此策曾于余之第一奏折显揭之,亦屡向南海劝以此旨,而南海为张荫桓所蔽,坚执扶此抑彼之策,以那拉氏为万不可造就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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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书的第五页记载奕谟的一段谈话,说得更简明了,现在抄它在下面,以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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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团匪弥漫之日,守西陵贝子奕谟告逃难至西陵之齐令辰,曰我有两语赅括十年之事: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载漪谋篡。谟贝子成皇之胞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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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远因便是守旧诸臣的反对变法,他们反对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为保全利禄和衣食,有的是迷信旧法,不可变,有的是不满意于人兼及于事,有的是不满意于事兼及于人,但是总括起来说,都是在反对变法。他们反对最厉害的事,第一是废除八股,第二是裁汰冗官,褫革礼部六堂官职的事发生以后,他们更惴惴不能自安,所以就积极酝酿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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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远因便是思想和学术的纷争,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前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自然很多,但是洪秀全的推尊西教,废斥儒学,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次的变法运动也是这样,这次朝廷的改革,湖南奉行最力,而该省守旧派反对也最力,他们反对的不在新政本身,乃在先生和一般同志在时务学堂时代所提倡的那种新学。湖南的反对,以后波及于京师,所以京师守旧派攻击最厉害的也多引用湖南的材料。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有一段记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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