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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远因便是守旧诸臣的反对变法，他们反对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为保全利禄和衣食，有的是迷信旧法，不可变，有的是不满意于人兼及于事，有的是不满意于事兼及于人，但是总括起来说，都是在反对变法。他们反对最厉害的事，第一是废除八股，第二是裁汰冗官，褫革礼部六堂官职的事发生以后，他们更惴惴不能自安，所以就积极酝酿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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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远因便是思想和学术的纷争，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前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自然很多，但是洪秀全的推尊西教，废斥儒学，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次的变法运动也是这样，这次朝廷的改革，湖南奉行最力，而该省守旧派反对也最力，他们反对的不在新政本身，乃在先生和一般同志在时务学堂时代所提倡的那种新学。湖南的反对，以后波及于京师，所以京师守旧派攻击最厉害的也多引用湖南的材料。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有一段记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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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湖南学政江标、徐仁铸、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及湖南绅士熊希龄、谭嗣同、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等，同在湖南大行改革，全省移风，而彼中守旧党人嫉之特甚，屡遣人至北京参劾，于是左都御史徐树铭、御史黄均隆，相继入奏严劾，皇上悉不问。而湖南旧党之焰益炽，乃至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积谋数月，以相倾轧。”（《戊戌政变记》卷三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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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之争，初看起来似乎不怎样厉害，但是实际却很严重。张之洞是一位提倡新政的人，他在乙未十月曾和南海合办上海强学会，但是后来因为谈论学术不合，便罢手以去，其余可想而知了。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有记叶德辉著《翼教丛编》和张之洞著《劝学篇》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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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德辉著《翼教丛编》[40]数十万言，将康有为所著书、启超所批学生札记及《时务报》、《湘报》、《湘学报》诸论文逐条痛斥，而张之洞亦著《劝学篇》旨趣略同。”（《清代学术概论》第一四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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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反对派以王先谦、叶德辉为中坚，他们反对的言论和他们的主张，《翼教丛编》一书搜罗得很详尽，可以参考，现在选录几节，借见若辈反对情形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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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黄公度为湖南盐法道，言于大吏聘康之弟子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奉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经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许尚书文侍御既以参劾获罪，而其尚且执新旧相争为词，欲以阻挠新政之名，罗织异己，自朝逮野，默不敢言，惟张香涛尚书《劝学篇》、王干臣吏部《实学报》辞而辟之，未加显斥。吾湘如王葵园祭酒、叶焕彬吏部数先生，洞烛其奸，摘发备至，……余惄焉忧之，以为匪发其覆，众醉不可醒也，爰倡辑诸公论说及朝臣奏牍有关教学者为丛编，命之翼教。”（《翼教丛编·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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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之争在学术，从下面两段材料里更可以看出来。以下择录王先谦《复洪教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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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学术非可强同，何况名教纲常之大，岂容稍有假借。弟在讲席一日，必竭一日维持之力，雷霆斧钺，所不敢避。如宗师必查究倡议主笔之人，即坐第一人可也。”（《翼教丛编》卷六页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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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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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诚、樊锥、唐才常、易鼐等承其流风，肆行狂煽，直欲死中国之人心，翻亘古之学案，上自衡永，下至岳常，邪说浸淫，观听迷惑，不解熊、谭、戴、樊、唐、易诸人是何肺腹，必欲倾覆我邦家也。”（《翼教丛编》卷五页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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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德辉尤攻击合种通教之说，以下节录其与《俞恪士观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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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攻康、梁者，大都攻其民权平等改制耳，鄙人以为康、梁之谬，尤在于合种通教诸说。梁所著《孟子界说》有进种改良之语，《春秋界说》九论世界之迁变，隐援耶稣创世纪之嗣响，此等异端邪说，实有害于风俗人心。……然自彼通之（按谓外人引用儒书），谓之用夏变夷，自我通之，谓之开门揖盗，此中界限，持之不可不坚，彼谈时务者乃敢昌言于众，曰通教以保教，抑何丧心乃尔也。”（《翼教丛编》卷六页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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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变法运动，很有人谓为操之过急者，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曾用很多话辩论这一点，我们以为在当时那种外患压迫的情势之下，只有那样一点点的举措，似乎也不算过急。当日的变法和政变，都是一种自然的情势所造成，原因既多，所以决非增减一两个条件所能改变全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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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一件事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这次的政变似乎老早就有相当的准备。关于这一点，有很多的事实可以证明，有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有的还没有提到，在这里不便一一举明，只有一件最显明的事，我们现在补述一下，这就是谣传光绪帝患有种种疾病，从四、五月以来就很盛地宣传了。《戊戌政变记》和《南海先生自编年谱》都曾很详细地讲过，现在只把《国闻报》里一段记事抄在下面，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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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来京城谣传，谓今上圣躬不豫，甚至谓为危重，此言自五月节后，传说不绝，举国惶惑震动，惟皇上日日召见群臣，出入海寺，其为无恙，最为易见。且向例圣躬有疾，必传太医开方，必将脉论药方交军机处，枢垣当差各员皆得而见之，闻两月并无药方脉论交到军机处，合而观之，圣躬安康可明矣。闻此言盖未识时势之艰难，疑新政之非是，遂生此怨毒。非常之原，黎民惧焉，而独恨其不作别谣，而煽布此语何为邪。居心似不堪设想也。京中士夫林立，智者不少，而竟闻而信之，习焉不察，展转流传，何哉？惟天眷中国，皇上圣明天纵，必要多福，此则亿兆民所同祈祷者耳。”（圣躬万福七月初三日《国闻报》国闻录要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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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逋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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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六（9月21日）那天，先生正访谭复生，对于各事有所计划的时候，忽闻政变和抄捕南海馆的消息，当日晚就避往日本公使馆。先生在《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里记与谭氏分手前后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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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画，而抄捕南海馆（康先生所居也）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余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戊戌政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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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日，谭嗣同作两“绝命书”，一遗康有为，一遗梁启超。其遗梁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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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六日之祸，天地反覆，呜呼痛哉！我圣上之命，悬于太后贼臣之手。嗣同死矣！嗣同之事毕矣！天下之大，臣民之众，宁无一二忠臣义士，伤心君父，痛念神州，出而为平、勃、敬业之义举乎？果尔，则中国之人心真已死尽。强邻分割，即在目前，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而死者之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愤，剪除国贼，保全我圣上。嗣同生不能报国，死而为厉鬼，为海内义师之助。卓如未死，以此书付之，卓如其必不负嗣同、负皇上也。八月十日，嗣同狱中绝笔。”（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三十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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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逃于日本，曾得到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的庇护，并由他设法逃往日本。林在《我的七十年》一书中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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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跑到公使馆来，说一定要会见我，这时正是午后二时。我和伊藤公[41]吃完饭正在谈话，无论怎样，让梁到另室会面。一见，他的颜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不能不看出事态之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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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直截地说：请给我纸。马上自己写出下面的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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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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