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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日，先生致日本品川弥二郎一书，对于日本报纸上批评中国维新变法因过于急进而遭致失败的说法，认为不能苟同。该信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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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父先生阁下：启超昔在震旦，游于南海康先生之门。南海之为教也，凡入塾者皆授以《幽室文稿》，曰：苟志气稍偶衰落，辄读此书，胜于暮鼓晨钟也。仆既受此书，因日与松阴先生相晤对，而并与阁下相晤对者，数年于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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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假之缘，以政变之故，行迈贵国，自顾菲材，虽不敢仰希先哲，然敝邦今日情形，与贵邦幕末之际相类。每读送生田叙中语，谓今日事机之会，朝去夕来，使有志之士，变喜怒于其间，何能有为。窃服膺斯言，虽波澜诡谲，千起百落，曾不敢以动其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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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闻贵邦新报中议论，颇有目仆等为急激误大事者。然仆又闻之松阴先生之言矣。曰：观望持重，今正义人比比皆然，是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直率，打破局面，然后徐占地布石之为愈乎？又曰：天下之不见血久矣，一见血丹赤喷出，然后事可为也。仆等师友共持此义，方且日自责其和缓，而曾何急激之可言？敝邦数千年之疲软浇薄，视贵邦幕末时，又复过之，非用雷霆万钧之力，不能打破局面，自今日以往，或乃敝邦可以自强之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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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思走谒，一瞻风采，因体贵政府秘密保护之盛心，未敢造次。谨先以书达其景仰，他日更当请见。松阴先生著述及行状，尚有他刻否？能惠赐一二种，不胜大幸。敬承起居。梁启超再顿。阴历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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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启超因景仰松阴、东行两先生，今更名吉田晋，现居牛込鹤卷町四十番，如有赐函，不胜喜盼。”（《民报》第二十四号，《时评》第二十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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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新报》第七十九册曾转录日本《东邦协会报》所载十月三十日《新党某君上日本论中国政变书》，该书陈述了戊戌变法及其失败情形，极言中国改革成败与日本的利害关系，并请日本政府设法使光绪帝安全复位重行新政。此书大似先生之作。兹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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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东京后，即思走谒，以贵政府之意秘密，未敢造次。谨先述敝邦此次政变情形，及鄙怀所欲陈者，一一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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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邦此次政变，其原因约有四端：一曰帝与后之争，二曰新与旧之争，三曰满与汉之争，四曰俄与英之争。要而言之，实则只有两派而已。盖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日英，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俄以求保护。故综此四端，实为帝后两派也。……我皇上之英明仁厚，真旷古所罕有，骤持以语他邦之人，必以吾言为夸，而不相信，即仆等未觐见皇上以前，亦不料其能如是也。盖二十年来，腐坏之政府，皆西后所造成，而外人不知者以为一切政策，皆出于皇上，故其恶名嫁于皇上，此实不白之奇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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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于外国情形，极为瞭亮，于内邦积弊，疾首痛心，……即以数月以来之新政言之，千余年来八股取士之法，一旦毅然革除，遍设全国大学中学小学，注意教育制度，汰裁冗员，改革官制，许天下士民上书言事，下诏罪己，延见小臣。凡此诸端，皆支那数千年以来君主所不能行者，而皇上奋然行之，其明断已可概见矣。然此数月之中，皇上固未为能行其志也。西后事事掣肘，每欲举一事，必经多少之勉强，始能准行，或准行其末节，而不准行其本原；或准行其一端，而不准行其全体。故数月以来，改革之迹，其于皇上心中之所欲行者，犹未及十之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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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之意，欲设制度局于宫中，依贵邦明治初年之制，置议定参预等官，取各衙门办事之规则而更定之。因遣人游历贵国，考察法规。欲设地方自治之制，欲聘贵邦名士为宫中顾问官，凡北京各衙门，及地方自治衙门，皆设顾问官，聘贵邦人为之，欲易服以一人心，欲迁都以脱垢腻，欲去朝觐跪拜之礼，欲行游幸各国之典。凡此诸端，皆欲行而未能行者，所能行者不过枝叶之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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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极言中国改革与日本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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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邦之不振，非独敝邦之忧，支那之安危，关系全地球和平争乱之局。……与贵邦同处一洲，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尤为最易见之事。想贵邦虽五尺童子亦无不知之。今西后与贼臣荣禄等之主义，壹意求露国之保护，甘心为其奴隶。……今诸邦虽持均势之主义，各谋在我邦得额外之利益，以抵制之。然我之伪政府，皆惟露人之言是听，……故使伪政府不更易，主权不能复，则于东方之局，各邦常为客，而露人常为主，以客敲主，常处于不能胜之势，恐支那之全折而入于露，为时甚近矣。何均势抵制之可言？且即使能均势，能抵制，而亦非日本之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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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今日为日本计，支那安则日本安，支那危则日本危，支那亡，则日本亦不可问矣。然支那之自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支那之改革与否，全系乎皇上位权之安危。然则我皇上位权之安危，与日本全国之相关，其切近如此，仆愿贵邦政府之熟察此机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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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中国之改革仍大有希望，不过外之需日本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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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仆窃自揣之，敝国固非无可为者也。上之则有皇上之英明仁厚，实出寻常意计之外，苟有可以安国家利生民者，知之无不行，行之无不力。但使皇上有复权之一日，按次第以变法，令行禁止，一二年间，一切积弊，可以尽去；一切美政，可以尽行。敝国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岂有不能自立之理，此敝国君权之可用也。下之则数年以来，风气大开，各省学会学校新闻杂志纷纷并起，年少之人，志盛气锐，爱国心切，而无一毫自尊自大之习，咸自濯磨，讲求专门之学，以备国家之用。计湖南、广东两省，此类之志士，其数不下三四万人，各省亦所在皆有。大率敝邦之人三十岁以上者，别为一种类；二十岁以下者，别为一种类：两种之人，其意想气象，正大相反。惜旧种遍居要津，而新种皆贫贱之士，手无尺寸柄，现时不得不忍受鱼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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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愈压之则愈振，愈虐之则愈奋，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者，今时不过萌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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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又有不同者，则贵邦三十年前，外患未亟，其大忧仅在内讧，故专恃国内之力，而即可以底定，敝邦今日如以一羊处于群虎之间，情形之险，百倍贵国。大患既迫于外，则亦不能不借友邦之力，以抵御之。此仆等所以不能不为秦庭之哭，呼将伯之助，而深有望于同洲同文同种之大日本也。至于其如何相助之处，秩秩大猷，槃槃宏议，诸君子自有成竹在胸，非远人所敢致词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六〇一——六〇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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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一日，先生致李提摩太一书，对英国使馆救南海先生出险表示感谢，希望能继续获得英、美、日本政府的支持，并介绍汤觉顿作为李的翻译。其信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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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先生阁下：自初六日北京一叙以后，敝邦变故日甚一日，皇上幽囚，志士惨戮，痛不忍言。敝师康先生得贵国之保护，幸脱虎口，闻系都中有人致电于上海贵领事，想出于足下之手。大邦仗义之盛心，与足下待友之忠悃，令人感谢无已。弟自别后，为日本政府所保护，安抵东京，近已与康先生相见矣。每念地球各国变法之始，无不流血满地，今弟等虽遭此变，而心愈奋锐也。惟东方之局日急，若贵邦与美、日两国不早为计，他日俄人羽翼既成，无复可望耳！望足下与贵邦诸君子急留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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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先生在北京时，曾承足下嘱代觅一翻译之人。今有敝友汤君觉顿，亦康先生之弟子，学问优良，才识博雅，今特令其来沪，以供驱策，谨以信为之先容，伏乞进见，叩以所学，定知吾言之不谬也。专此奉布。不多及，此请大安。弟梁启超顿首。十月一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四一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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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到日本以后，因惦念家眷安危，频作书给夫人李蕙仙。九月十五日有一封信详述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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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素知大义，此无待余之言，惟望南天叩托而已。令四兄最为可怜，吾与南海师念及之，辄为流涕。此行性命不知何如，受余之累，恩将仇报，真不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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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局款二万余金存在京城百川通，吾出京时，已全交托令十五兄，想百川通不至赖帐。令兄等未知我家所在，无从通信及汇寄银两，卿可时以书告之，需用即向令兄支取可也。闻家中尚有四百余金，目前想可敷用。吾已写信吴小村生处，托其代筹矣。所存之银，望常以二百金存于大人处，俾随时可以便用，要。若全存在卿处，略有不妥，因大人之性情，心中有话，口里每每不肯说出，欲用钱时，手内无钱，又不欲向卿取，则必生烦恼矣。望切依吾言为盼。卿此且不必归宁（令十五兄云拟迎卿至湖北），因吾远在外国，大人遭此患难，决不可少欢之人，吾全以此事奉托矣。卿之与我，非徒如寻常人之匹偶，实算道义肝胆之交，必能不负所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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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在此受彼国政府之保护，其为优礼，饮食起居一切安便。张顺不避危难，我东来，患难相依，亦义仆也。身边小事，有渠料理，方便如常，可告知两大人安心也。”（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与蕙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