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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六月，先生和韩树园文举、李敬通、欧云樵榘甲、梁君力启田、罗伯雅润楠、张智若学璟、梁子刚炳光、陈侣笙国镛、麦曼宣仲华、谭柏笙锡镛、黄为之诸先生同结义于日本江之岛的金龟楼，据当时叙齿，先生次居第五，其余诸君便如以上的次序。（罗孝高《十二人江之岛结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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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党联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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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往美洲后，兴中会领袖杨衢云于四月间再与先生商谈两党联合问题，无结果而散。冯自由记这次谈话的经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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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赴美洲后，杨于己亥四月二十八日，由冯镜如介绍与梁启超会谈于横滨下町五十三番文经商店。事后杨驰函告谢[3]，谓梁不愿早事联合，只言各宜先自党运动，以待时机。要之康党素来夜郎自大，常卑视留学生及吾党，且欲使党仰其鼻息。究其实学，尚远不如胡礼垣著之《新政安衡》。此种人非真正爱者，与之合作，实为有害无利云云。谢初于运动两党联合事，极为热心，嗣闻，始意气萧索，知难而退。”（《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四十三至四十四页）（冯自由本侨商冯镜如子，任师亡命日本，镜如即率其子来拜门下，情谊甚密。其后父子之间因家事发生龃龉，父乃请任师痛责之，且云教得好学生。对师有迁怒意，此一事也。不久，广智书局开办，纂译东西书籍，自由所译多苟且不忠实。局中人患之，转请任师戒饬。由是成仇，不复会面。后来捏造无端事实，诋诬不遗余力，皆由此起，故彼所书关于与任师有关之事，均不足据，似宜尽删之。——贾毅安注。民国三十七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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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秋间，先生因为和孙中山先生来往日密，所以渐有赞成革命的趋向，当时也曾磋商两党合作问题，以南海之阻，又未成。现在再把冯自由论述这件事的话抄录下来，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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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离日赴美后，己亥夏秋间。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其同学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主张尤形激烈。于是有孙、康两派合并之计划。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梁诘中山曰：‘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中山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是年梁至香港。（是年梁未至港——原初稿批注。）尝访陈少白，殷殷谈两党合办事。并推陈及徐勤起草联合章程。独徐勤、麦孟华暗中反对甚力，移书康有为告变。谓卓如渐入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时康在新加坡，得书大怒。立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梁即赴檀岛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梁不得已，遵命赴檀。频行约中山共商国事，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以檀岛为兴中会发源地，力托中山为介绍同志。中山坦然不疑，乃作书为介绍于其兄德彰及诸友。”（《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四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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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里收录先生当日给孙中山先生的几封信，现在择录在下面，借见两人往来情形之一斑。以下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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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君虽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惟弟现寓狭隘，室中前后左右皆学生，不便畅谈。若枉驾，祈于下礼拜三日下午三点钟到上野精养轩小酌叙谭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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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第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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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承惠书，弟已入东京，昨日八点始复来滨。知足下又枉驾报馆，失迎为罪。又承今日赐馔，本当趋陪，惟今日六点钟有他友之约，三日前已应允之，不能不往。尊席只得恭辞，望见谅为盼。下午三点钟欲造尊寓，谈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并约杨君衢云同谈，尤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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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第三书是先生到檀香山后十日寄给孙中山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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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抵檀，今已十日。此间同志大约皆已会见。李昌兄诚深沉可以共大事者。黄亮、卓海、何宽、李禄、郑金皆热心人也。同人相见皆问兄起居，备致殷勤。弟与李昌略述兄近日所布置各事，甚为欣慰。令兄在他埠，因此埠有疫症，彼此不许通往来，故至今尚未得见，然已彼此通信问候矣。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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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两党的关系，虽然接近许多，但是在先生到檀香山以后，因为往来疏阔，便又消沉下去了。次年宫崎谋刺南海的案子发生，两党的合作问题就完全停止。以后两党各成立机关报，在要不要革命问题上进行激烈的论争。以下录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书中记两党在日本交恶情形的话，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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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几横滨有保皇分会之设，侨商之兴中会员，泰半加入。大同学校且有‘不许孙文到校’之标语。梁启超发刊《清议报》于横滨，大倡勤王之说，由是两党交恶日甚。当时徐勤曾致书日人宫崎，力辩无攻讦中山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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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节录徐君勤《致宫崎寅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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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闻田野氏云，贵邦人士咸疑仆大攻孙文，且疑天津《国闻报》所刊《中山樵传》系出自仆手。闻言之下，殊堪惊异。仆与中山樵宗旨不同，言语不合，人人得而知之。至于攻讦阴私之事，令人无以自立，此皆无耻小人之所为，仆虽不德，何忍为之。而贵邦人所以致疑者，此必有一二人造为浮言，以惑贵邦人听闻耳。仆实绝无此事也。今支那之局，譬之海舟遇风，其势将覆，而舟人犹复互相争斗，以任其溺灭，虽下愚之人，不致若是。贵邦人咸具血诚，乃心东亚，特以此相规劝，实感谢不止，而犹斤斤以自辩者，盖欲洗不白之冤，而释四方之疑也。先生人望所宗，惓惓于仆，故敢以此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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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办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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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先生联合华侨曾卓轩、郑席儒等，创办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公启》一文，讲到创办该校的缘起和海外华侨学校的兴起情形，现节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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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以来，内地学校停废过半。而海外忠义之士，愈增蹈厉，横滨大同学校负笈者蒸蒸日盛，而神户继之，新加坡继之，泗水继之，域多利继之，其余筹画开办者，各埠响应。中原文献，盛于海隅，斯实诸君子好义急公之苦心，抑亦我国家转弱为强之起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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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就学者期于大成，任事者贵在进步，合群并举，则声气易通，拾级以升，则高才益劝。故今者大同总学校之设，有不容缓者盖四端焉：横滨学校开设既已经年，生徒精进，成就者不少。而地方有限，教师有限，未能多分班数。故当设高等学，使高才生以次递升，则教者不致太劳，而学者亦易获益，此高等学校必宜设者一也。神户及南洋、美洲各埠，学校相继踵设，其规模与横滨略同，一二年后卒业生徒，皆尚递进，不可无一校以容之，此高等学校之必宜设者二也。政变以后，内地新设之学校，多就停废，其中生徒志士不多，半途弃置，殊可悼叹。今宜设一总区，选其英才，俾得卒业，此高等学校必宜设者三也。内地俊秀子弟怀奇才抱远志，自备资斧游学海外者，不乏其人，此辈大率皆已通中国学问及寻常普通学者，必有专门高等学校乃能助其大成，此高等学校之必宜设者四也。”（《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公启》清全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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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自由在《任公先生事略》里记先生创办高等大同学校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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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夏己亥复得华商曾卓轩、郑席儒之助，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湘、粤学生从之者三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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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也记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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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梁启超赖华侨郑席儒、曾卓轩等资助，创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任校长者为栢原文太郎，犬养之左右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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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大同学校而外，先生并与神户华侨麦少彭等提倡创办同文学校于神户。该校《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册》里述创办该校的经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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