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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两党的关系，虽然接近许多，但是在先生到檀香山以后，因为往来疏阔，便又消沉下去了。次年宫崎谋刺南海的案子发生，两党的合作问题就完全停止。以后两党各成立机关报，在要不要革命问题上进行激烈的论争。以下录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书中记两党在日本交恶情形的话，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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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几横滨有保皇分会之设，侨商之兴中会员，泰半加入。大同学校且有‘不许孙文到校’之标语。梁启超发刊《清议报》于横滨，大倡勤王之说，由是两党交恶日甚。当时徐勤曾致书日人宫崎，力辩无攻讦中山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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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节录徐君勤《致宫崎寅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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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闻田野氏云，贵邦人士咸疑仆大攻孙文，且疑天津《国闻报》所刊《中山樵传》系出自仆手。闻言之下，殊堪惊异。仆与中山樵宗旨不同，言语不合，人人得而知之。至于攻讦阴私之事，令人无以自立，此皆无耻小人之所为，仆虽不德，何忍为之。而贵邦人所以致疑者，此必有一二人造为浮言，以惑贵邦人听闻耳。仆实绝无此事也。今支那之局，譬之海舟遇风，其势将覆，而舟人犹复互相争斗，以任其溺灭，虽下愚之人，不致若是。贵邦人咸具血诚，乃心东亚，特以此相规劝，实感谢不止，而犹斤斤以自辩者，盖欲洗不白之冤，而释四方之疑也。先生人望所宗，惓惓于仆，故敢以此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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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办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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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先生联合华侨曾卓轩、郑席儒等，创办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公启》一文，讲到创办该校的缘起和海外华侨学校的兴起情形，现节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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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以来，内地学校停废过半。而海外忠义之士，愈增蹈厉，横滨大同学校负笈者蒸蒸日盛，而神户继之，新加坡继之，泗水继之，域多利继之，其余筹画开办者，各埠响应。中原文献，盛于海隅，斯实诸君子好义急公之苦心，抑亦我国家转弱为强之起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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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就学者期于大成，任事者贵在进步，合群并举，则声气易通，拾级以升，则高才益劝。故今者大同总学校之设，有不容缓者盖四端焉：横滨学校开设既已经年，生徒精进，成就者不少。而地方有限，教师有限，未能多分班数。故当设高等学，使高才生以次递升，则教者不致太劳，而学者亦易获益，此高等学校必宜设者一也。神户及南洋、美洲各埠，学校相继踵设，其规模与横滨略同，一二年后卒业生徒，皆尚递进，不可无一校以容之，此高等学校之必宜设者二也。政变以后，内地新设之学校，多就停废，其中生徒志士不多，半途弃置，殊可悼叹。今宜设一总区，选其英才，俾得卒业，此高等学校必宜设者三也。内地俊秀子弟怀奇才抱远志，自备资斧游学海外者，不乏其人，此辈大率皆已通中国学问及寻常普通学者，必有专门高等学校乃能助其大成，此高等学校之必宜设者四也。”（《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公启》清全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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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自由在《任公先生事略》里记先生创办高等大同学校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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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夏己亥复得华商曾卓轩、郑席儒之助，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湘、粤学生从之者三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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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也记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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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梁启超赖华侨郑席儒、曾卓轩等资助，创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任校长者为栢原文太郎，犬养之左右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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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大同学校而外，先生并与神户华侨麦少彭等提倡创办同文学校于神户。该校《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册》里述创办该校的经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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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纪元前十三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夏四月，梁任公先生因横滨大同学校成立，专来神户与麦少彭翁商设华侨教育，旋游说于中华会馆，侨众赞成。秋八月创办小学校于市内中山手通三町目二十四番地。翌年庚子春，堂舍落成，命名同文学校。”（《神户华侨同文学校纪念册》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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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新的《任公先生事略》，记先生到日本后，提倡教育的情形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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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横滨、神户两埠华侨子弟教育，先生提倡者甚多。横滨之大同学校，神户之同文学校，均于先生亡命到日本后设立。（大同学校创于光绪二十四年，先生未亡命日本。——原初稿批注。）大同校长如徐勤、林慧如，教员如陈默广、陈荫农、鲍炽、罗昌等，同文教员如何澄一，校长如汤觉顿、锺卓京、吴功补等，皆属康、梁门下。两校养成人才亦不少。大同如曾广勷、卢藉刚、杨维新、郑锦、鲍文、陈国权、陈日平、张金灿、张汝可等，同文如魏邦平、杨言昌等，皆光绪三十年前后之毕业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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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到日本不久，就有十几位时务学堂的学生赶到日本去追随他。这一年里先生和他们研究切磋的时候也很多。当时唐绂丞才常也在那里，他们常常在一起商谈革命，后来果然发起庚子勤王的运动。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记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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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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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护国之役回顾谈》和《蔡松坡遗事》两文里记的最详细。《护国之役回顾谈》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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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二年就碰着戊戌之难，我亡命到日本。蔡公和他的同学十几个人，不知历尽几多艰辛，从家里偷跑出来寻找。……我们又一块儿做学问，做了差不多一年，我们那时候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唐先生便带着他们去实行，可怜赤手空拳的一群文弱书生，那里会不失败。我的学生就跟唐先生死去大半。”（《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八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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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蔡松坡遗事》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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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戊戌政变，时务学校解散，我亡命到日本。当时那些同学，虽然受社会上极大的压迫，志气一点不消极。他们四十人中有十一人相约出来找我，可是并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他们冒了许多困难，居然由家里逃出来跑到上海。可是到上海后一个人不认得，又费了许多手续，慢慢打听，才知道我的住址，能够与我通信。后来我听说松坡到上海住在旅馆的时候，身上不多不少只剩下一百二十个有孔的铜钱，他在还没有得到我的回信之前，也曾进南洋公学，在那里一个多月。其后我接到他们的来信，凑点盘费，让他们到日本来。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正是一个亡命的人，自己一个钱都没有，不过先将他们请来，再想方法。他们来了之后，我在日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子，我们十几个人打地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那时的生活，物质方面虽然很苦，但是我们精神方面异常快乐，觉得比在长沙时还好。在那个时候主要的功课是叫他们上日本学堂。我除了用以前在时务学堂教书的方法让大家读书作札记之外，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预备日本话同其他几种普通学——如数学。这样的生活前后有九个月的时间。”（任公《蔡松坡遗事》民十五《晨报》《蔡公松坡十年周忌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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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三日，先生与留日同志为文祭六君子于横滨。文见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四十四卷五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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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才常的弟弟唐才质回忆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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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一些同学离开时务学堂后，打算到湖北继续学习，但武昌两湖书院对于时务学堂的退学生，拒不收纳，其他的地方也没有适当的学校可以插足。光绪二十五年夏五月（一八九九年六月），我同范源濂、蔡艮寅（锷）三人，前往上海，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七月（八月）间，梁启超听说我们来沪，自日本寄函相招，又得到先长兄才常的资助，买轮东渡。到日本后，梁启超用以前在时务学堂教书的方法，让我们读书、写札记。随后时务学堂的学生林圭、李炳寰、田邦璿、蔡钟浩、周宏业、陈为益、朱茂芸、李渭贤等，都分别冒险经上海而到日本，并我共十一人。梁启超在东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屋给我们居住，又延请日人重田讲授日语等课，为投考日本学校的准备。”（《湖南历史资料》一九五八年第三期唐才质《唐才常和时务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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