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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书记初四日第二次开会的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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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诸同志在愚园第二次开会，到者六十余人，题名者五十余人。容公命余及菊生掌会计，余及菊生皆辞，遂改命荫亭、佛尘权理其事。俄定掌书记者三人：叶浩吾、邱公恪、汪子健；掌干事者十人：郑陶斋、唐佛尘、沈小沂、汪穰卿、汪剑斋、丁叔雅、吴彦复、赵仲宣、胡仲翼、孙仲愚。议既定，始以次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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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记唐绂丞勤王运动的缘起和经过，最为详尽，现节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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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林至上海，初以日人田野橘次名义组织东文学社，阴则发起正气会，为运动机关……唐旋易会名为自立会，称其军为自立军。继以会名近于激烈，未易普遍，乃于六月间以挽救时局为辞，邀请沪上维新志士，开国会于张园，到者有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式、吴葆初、叶浩吾、宋恕、沈荩、张通典、龙泽厚等数百人。公推香山人容闳为会长，侯官严复为副会长，唐为总干事，林圭、沈荩、狄葆贤为干事。成立后声势日盛，大招清吏之忌。同时日人田野发刊《同文日报》，鼓吹改革，不遗余力，颇足为唐等之助。林圭亦在汉口设军事机关，惨澹经营，成效渐著。复仿照会党颁票布据办法，散放富有票，分地段以设旅馆，为会友往来寄宿之所。其在汉口者，曰宾贤公，襄阳曰庆贤公，沙市曰制贤公，岳州曰益贤公，长沙曰招贤公，刊布会章，号称新造自立之国，其规条有不认满洲为国家等语。林并作一长函，托容星桥函约中山同时大举。”（原书第九章第六十七——六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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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氏起事前在军事方面的种种布置和拥张之洞独立的条件，冯书记得很详细，这里不多引录。现在我们只把他记汉口机关失败的一节抄录下来，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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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侦知唐等所为，与己绝反对，且将布告各国领事，据武昌独立，决计先发制人，将党人一网打尽，以绝祸根。适二十七日汉口泉陆巷某剃发匠，侦知同街唐姓形迹可疑，遽向都司陈士恒告变，陈跟踪拿获党人四名，始悉党人有大举动。张之洞闻报，即照会租界各国领事，于二十八日清晨，派兵围搜英租界李顺德堂及宝顺里自立军机关部与轮船码头等处，先后逮捕唐、林及李炳寰、田邦璿、瞿河清、向联升、王天曙、傅慈祥、黎科、黄自福、郑葆晟、蔡丞煜、李虎生及日本人甲斐请等二十余人，同时围搜某俄国商店，拟捕其买办容星桥，容乔装工人而逃。戢元丞则避匿刘成禺家，赖姚锡光父子设法得以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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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等被擒后，司道府县在营务处会讯。唐供辞谓因中国时事日坏，故效日本覆幕举动，以保皇上复权。今既败露，有死而已。余人群呼速杀。二十八夜二更乃押至大朝街溜阳湖畔加害。一时延颈就戮者共十一人。尚有日本人甲斐则移交驻汉口日领事讯办。自是张之洞乃大兴党狱，湖北杀人殆无虚日。特派护军营二百人驻汉口铁政局。形迹稍可疑者，皆不免，约死百余人。”（同上书第十一章第七六——七七页）（伯兄尝有书致南海，主张起义时为领袖者必须身入军中以资鼓励，是以得汉口将发动之信，即急速自檀香山遄归。适客船死一人，验为疫，船留门司四十八小时，做消毒工作，抵沪之翌日，而汉口之败耗至，不然则与唐、林诸公同被逮矣——梁仲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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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事之前，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屡议起事后的办法，但是各有所见，众说不一，狄楚青记先生折中的意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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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当时同人屡议起事后之办法，有主张民主者，有主拥帝者，有主挟天子令诸侯者，有谓必杀南皮者，亦有谓宜拥南皮以号召者，言人人殊。惟任公曾有函，言众人多数心理不可违，然情理亦不可悖。”（原注：此乃依稀记忆□□也。狄楚青《任公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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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各会党中都有一种票据，用以识别某会某山，以便通行各地者，因为它们都含有一种排外意味，所以凡参加勤王运动的各会党，都一律改用富有票，所有原票内涉及“灭洋”一类的字句，都让其完全改变。当时先生给狄楚青一封信，曾讲到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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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卿我兄：来函所论甚当，吾辈宗旨既专在救国，会名既已定，改为自立甚好。其票间宗旨下，原只灭洋二字者可易以自立或救国二字；至其四字八字者，则于救国自立等字外，加用作新保种等字，均可请兄等酌定可也。”（狄楚青述《任公先生事略》中引庚子五月十日《任公先生与狄君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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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后狄氏按语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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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长江一带，自蜀至苏数千里，其中只哥老会一种，已不下数十万人。会名不一，山名不一，每会有一票，票上有□□山，正龙头□□，副龙头□，下方其宗旨下，或八字或四字或两字，语句多不通，有曰灭洋者，有曰杀尽洋鬼者，其宗旨实则排外，与义和团相等。于是吾人以状告任公，任公深以其票旨为虑，谓如果杀戮外人者，将有亡国之祸，嘱专以改其宗旨为第一要图。于是不能不以票易票，票既多，票名亦多，固不止富有一种也。且其票上形式亦不易改，一切仿其旧，但专改其宗旨，所以亦有□□山，亦有正龙头□□，副龙头□□也。然庚子北方闹得如此，而南方不杀一外人者，实皆赖此宗旨之既改也。此事全属任公之力，当以加入英法战团事同一伟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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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李宣龚述狄氏论当日改用富有票的原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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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晤楚卿，谈及庚子一役，所以改用富有票者，实因内地会党大半皆以排外为宗旨，倘借此为号召，则无异于拳匪，东南之局，亦将不保。故不得已用富有二字，为扶清灭洋之交换品，此外并无其他之新意义。”（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九日《李宣龚与丁在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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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汉口机关的失败，据冯书所说，除了因为海外汇款不到，以致屡次延期至于败露外，（庚子汉口事败原因甚多，布置未周一也，款不实用二也，至败之最大原因则由南洋屡电催促，唐君愤甚，以一死塞责耳——何擎一注。）唐绂丞氏和鄂督张之洞的冲突，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起事前没有能够充分地估计形势以及帝国主义的破坏，似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日益斋日记》八月十七日有这样一段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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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日，祖荔轩、荫庭谈及汉口之役，相与太息，谓新党即欲举事，宜俟东南腹地土匪遍起，官军不暇兼顾，乃借团练为名，扫除一土，渐扩充其权力，如是或能保卫一隅，立自主之国，未可知也。今者南部大吏，方与外联和同之约，镇卫长江一带，而土民又无蠢动者，新党竟先为祸首，乱太平之局。……故英领事有公文致鄂督云：南方有所谓大刀会、哥老会、维新党诸种，皆与北方团匪相仿佛，有为乱者，即速擒捕，敝国决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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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运动需用海外捐款的紧急情形，从先生给各处的信札中可以看出来。冯书中收录南海先生当日发给各埠保皇会的一封公函，现在我们转录一节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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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埠保皇会列位同志义兄公鉴：前致函胪列近情，并托三事：一曰有款即用电汇，而勿汇寄；一曰已捐者加捐；一曰广联同志。三者皆今日最急切而不可一刻缓待之要务，想经大览。诚以大举在即，万事交迫，饷械二事，尤为浩繁。无饷不可以用人，无械不足以应敌。百函百电，日来催迫，既已叹大局之危亡，又深恐机缘之先丧，徘徊终夕，首疾为加，惟诸君慷慨忧国，义愤填膺，痛此时艰，种族不续，必能相应以成大举。明知诸君高义弥地塞天，屡电屡函，自形烦数，而以中国黄种之故，用敢流涕，为四万万同胞乞饷也。邱君菽园再捐十万，共二十万，毁家纾难，高义可风。今请伸明前义，务祈加捐；所捐有得，务祈即时电汇。军务倥偬之时，弥东补西之苦，诸君谅之，而勉助焉。”（《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十一章第七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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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这次运动用了海外捐款三十余万，新加坡华侨邱菽园先生独捐二十万，檀香山捐得八九万。其余便是美洲、澳洲和南洋各处分捐的。不过这些捐款是分配给各处的，并没有完全用在长江一带的军事方面。所以事后很有人指责用款的不明。辛壬间徐君勉给南海的一封信，提到这次用海外捐款的数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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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十余年所办各事，无一事不借海外之力，汉口之役所费三十万。政闻之开所费亦十二万。其余更不必论。”〔宣三民元间《徐君勉与南海夫子书》（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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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七月返国，首涂时有《东归感怀》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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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目中原暮色深，蹉跎负尽百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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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将涕泪三千斛，换得头颅十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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鹃拜故林魂寂寞，鹤归华表气萧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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