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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既已无男子，独有青睐到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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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深恩安可负，当筵我几欲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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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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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未灭敢言家，百里行犹九十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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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有旁人说长短，风云气尽爱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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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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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维新事可望，相将携手还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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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悬一席酬知己，领袖中原女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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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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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忆中原事可哀，苍黄天地入蒿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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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心更作喁喁语，起趁鸡声舞一回。”〔《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八——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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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到沪后寓丰阳馆。狄楚青《任公逸事》里记先生当时的生活情形和与同志交涉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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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七月任公曾在上海虹口丰阳馆十日，任公以日本料理不甚佳，由余家日日送小菜以佐餐。任公到之第三日，陈景韩在丰阳馆与谈二小时，乃初次见面也。除见景韩之外，吴禄贞寿卿曾来多次。又唐被难之消息到东，吴寿卿在日本，谓任公之命嘱伊往鄂营救，吴到时同人已被难。寿卿云：终须一往，乃携款乘轮往。任公函来，极称寿卿之才。其时寿仅十六七岁也。”（狄楚青述《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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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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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和团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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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三月，义和团始起于北京，四月其势已盛。到五月便发生杀戮日使馆书记杉山彬的案子。以后毁教堂，杀教民等事，就相继兴起了。五月二十至二十四，清廷举行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并决定利用义和团对付外人的方针。六月便有杀五大臣，围攻公使馆的事。六月十七日，天津失守。七月二十日，英军首陷京师，西后携光绪帝于黎明时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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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北方义和团正盛的时候，南省督抚单独成立自保的局面，当时参加者，有江督刘坤一，粤督李鸿章，鄂督张之洞等。他们互约，一方面不受政府祸国的乱命，一方面与各国领事成立共保中外人生命财产，和彼此不起衅端的协定。结果东南半壁，赖以保全，此事的成功，沪上维新士夫促成的力量也很大。可以参考《啬翁自订年谱》和《日益斋日记》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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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义和团的起因和当日朝廷情形，王小航《方家园杂咏记事》里记得很详细，现在把它抄在下面，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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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刚漪崇辈，稔知太后久已褫魄于洋人，非先制洋不能振太后之气，于是急煽拳匪，不数月而燎原势成。庚子三月，刚毅往涿良抚匪，还朝面奏曰‘民气可恃’，皇上驳之曰‘民气两字是虚的，怎能依靠’，太后及诸大臣皆若不闻。拳匪之口号曰：不斩一龙二虎，不能成功。二虎者，荣相及在外之李文忠，一龙者皇上也。王公及宫监争迎大师兄，声言大师兄能望气而识二毛子，二毛子者，信洋教之人也。又言女拳师能飞行空中，取人首级，太后召大师兄入宫，令其遍视妃嫔宫女，以察是否二毛子。太后平日甚聪明，亦不恶洋教。此则佯为迷信，实阴令拳匪豫识宫中部位路径，以备临时作用也。一日，太后引皇上召集大学士、军机大臣、外务大臣、六部九卿、大师兄、众师兄开御前会议于前殿，或红顶珠褂，或短衣红包头，济济盈庭。凡红包头者，皆忠义愤发，慷慨陈词，诸红顶附和之。荣、王（文韶）诸相，不敢一言，惟徐用仪、杨立山、许景澄微有驳诘。许景澄因久驻外洋，故陈说各国之实力，大师兄斥为奸臣。皇上离座下，执景澄手哭曰：‘不想我朝二百余年，灭于此辈之手也。’景澄亦哭，刚毅厉声喝曰：‘许景澄失礼。’皇上惊缩急退。太后命景澄下去，景澄叩头呼曰：‘求皇太后保护我皇上。’是日许公已拚死矣。遂遵命退出。于是全场无异议者，灭洋之计遂定，各地戕官杀掠，营汛不敢制。提督载澜亦设拳坛，先兄湘岑公为载澜之部将，以不信拳被戕。其京内外攻劫洋人，焚杀良民等事，有《拳匪纪略》等书，各述见闻，兹不多序。”（《方家园杂咏记事》第九——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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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王氏记西后出亡前后的情形，也很详细，可以参考该书第十三、十五、十九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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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党合作的失败和以后的龃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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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月间，日人宫崎寅藏因居香港之便，往新加坡谒南海先生，再商两派合作的事，但是结果因为这次的误会，不独两派合作的可能完全消失，而且以后还越发的水火起来。这在两派救国的事业上，虽然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是因为两派实在有不能相合的条件在。冯自由在他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里，记这次宫崎谒南海先生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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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某月，日人宫崎寅藏语中山，谓彼于康有为有恩，闻康近到新加坡，拟亲往游说，使其抛弃保皇之义，联合革命。中山以为不易，宫崎固请，乃许之。香港康徒闻宫崎曾赴粤谒李鸿章，遽电告康，谓宫崎奉李鸿章命，来南洋行刺请慎防。康以告新加坡英官。故宫崎至新埠二日，即被警察逮之入狱。中山到自越南闻其事，乃亲访英总督，说明底蕴，始获释放。自是日本志士所倡道孙、康合作之议，始废然抛弃，而两党更无合作之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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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该书第三十二章《日志士与星洲之狱》一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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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二月，菲律宾独立军起，中山欲率党员及日本同志，至岷尼刺助之，因购军械事，被骗于日人中村弥六，卒无所成。时惠州义师将次发动，中山乃偕宫崎、平山、远藤、福本、原口、山下、伊东、大崎、岩崎、伊藤诸人，先后至香港，欲乘香港警厅戒备稍懈时，密入内地指挥军事。乃因宫崎在新加坡被康有为疑为刺客一事，香港政府下令严防中山登岸，中山及宫崎诸人因是折回日本。先是宫崎主张孙、康两派合作之说甚力，得中山同意，乃偕清藤亲赴新加坡，访康有为，欲以词动之。讵香港康徒闻宫崎曾到广州访刘学询，疑与粤督李鸿章有所结托，遽以电康，谓宫崎奉李鸿章命来新行刺，康乃求当地英官保护。宫崎、清藤甫入境，即被警察逮捕下狱。数日后中山自西贡驰至，遂向英官设法保释，联袂赴港。自是日本志士皆称康有为为无情汉，无复有倡孙、康合作之说者。”（《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三十二章第三〇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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