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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正二月间先生居箱根塔之泽环翠楼。先生在饮冰室《诗话》中记某日吟雪两绝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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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自己亥冬游夏威夷，其后返上海、香港、槟榔屿、锡兰，遂游遍澳洲全境，所至非热带地，即暑伏节也。于是余不见雪者殆三年。澳亚归舟曾有句云：‘冰心惯住热世界，老国从思新少年。’盖纪实也。壬寅正月，复旅日本，独居塔泽环翠楼者月余，日忽晨起，则玉屑满庭，狂喜若逢故人也。遂成两绝句。其一云：‘梦乘飞船寻北极，层凌压天天为窄。羽衣仙人拍我肩，起视千山万山白。’其二云：‘三年越鸟逐南枝，汗渍尘巾髩有丝。今日缁衣忽化素，溪桥风雪立多时。’”〔《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二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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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生日那天，先生适在东海道汽车中，当时先生欲为一长古未成，仅得四句。先生《诗话》记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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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去年正月二十六日，在东海道汽车中遇三十初度，欲为一长古不能成，仅成四语云：‘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四十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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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间，先生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主张教不必保，也不可保。“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这种主张与他从前的见解，和南海当日所努力的保教主张大相反，反映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变迁。在这篇文章的前面有一段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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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著者自记，《合集·文集》之九第五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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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反对保教主张的主要理由，在其束缚国民思想。先生在《论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一节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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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坑方术之士，而思想一窒。及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不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而思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子教二千余年于兹矣，而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以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于是孔教之范围，益日缩日小。寖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韩昌黎、欧阳永叔矣，寖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寖假而孔子变为纪晓岚、阮芸台矣。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猿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骂以相夺，其情状抑何可怜哉。夫天地大矣，学界广矣，谁亦能限公等之所至，而公等果何为者？无他，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范围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二千年来保教党所成就之结果也。”（《合集·文集》之九第五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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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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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今日之言保教者，其道亦稍异于昔。彼欲广孔教之范围也，于是取近世之新学新理以缘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而惜其重诬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夫孔子生于二千年以前，其不能尽知二千年以后之事理学说，何足以为孔子损。梭格拉底未尝坐轮船，而造轮船者不得不尊梭格拉底。阿里士多德未尝用电线，而创电线者不敢菲薄阿里士多德，此理势所当然也。以孔子之圣智，其所见与今日新学新理相暗合者必多多，此奚待言。若必一一而比附之，纳入之，然则非以此新学新理釐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万一编索之于《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铁案不易之真理，而亦不敢从矣。万一吾所比附者，有人从而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终不能饷遗我国民也。故吾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合集·文集》之九第五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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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因为反对保教主张的原故，和南海先生发生很大的误会。所以曾数次致书南海，解释反对的理由和自己的立场。在四月给南海先生的一封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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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保教一事，弟子亦实见保之之无谓。先生谓巴拏马、星加坡各埠今方兴起，而弟子摧其萌蘖。今所欲办者，如巴、星各埠所办，果有益于事否乎？他地吾不敢知，横滨一埠则戊己庚辛四年皆庆诞，每年费二千余金，试问于孔教有何影响？于大局有何关系？徒为虚文浪费金钱而已。诚不如以之投诸学校之为妙矣。今星加坡集捐二十余万，建一孔子庙，弟子闻之实深惜之。窃谓此等款项，若以投之他种公共事业，无论何事，皆胜多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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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先生谓各国皆以保教，而教强国强。以弟子观之，则正相反。保教而教强，固有之矣，然教强非国之利也。欧洲拉丁民族保教力最强，而人皆退化，国皆日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是也。条顿民族如英、美、德各国，皆政教分离，而国乃强。今欧洲之言保教者，皆下愚之人耳，或凭借教令为衣食者耳。实则耶教今日亦何尝能强，其澌灭可立而待矣。哲学家攻之，格致学攻之，身无完肤，屡变其说，以趋时势，仅延残喘，穷遁狼狈之状，可笑已甚，我何必更尤而效之。且弟子实见夫欧洲所以有今日者，皆由脱教主之羁轭得来，盖非是则思想不自由，而民智终不得开也。倍根、笛卡儿、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等，轰轰大名，皆以攻耶苏教著也，而其大有造于欧洲，实亦不可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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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先生所示自由服从二义，弟子以为行事当兼二者，而思想则惟有自由耳。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先生谓弟子故为立异，以避服从之义，实则不然也。其有所见，自认为如此，然后有利益于国民，则固不可为违心之论也。故先生以其所见之谬而教诲之，则弟子所乐受，而相与明辨，若谓有心立异，则不敢受也。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故极思冲决此范围，明知非中正之言，然今后必有起而矫之者，矫之而适得其正，则道进矣。即如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起。国粹说在今日固大善，然使二十年前而昌之，则民智终不可得开而已。此意弟子怀之已数年，前在庇能时与先生言之，先生所面责者，当时虽无以难，而此志今不能改也。顷与树园、慧儒、觉顿、默厂（树园番禺人，名文举即扪虱谈虎客。慧儒名奎，新会人。汤觉顿、陈默厂四人皆万木草堂弟子——原初稿批注。）等思以数年之功著一大书，揭孔教之缺点，而是正之，知先生必不以为然矣。至谓弟子从耶教，实则不然。耶教之不宜今日也尤甚，孔教且不欲保，何况于耶？请先生勿过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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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一事最难处者，先生之宗旨既不在是，而外人多以弟子等之言为先生之言，因此累及先生，是最不可，故弟子常思辨别之，其是非得失皆弟子自负其责任，然后心安，故保教论中为此等别异之言，当时盖有所为也。虽然，别异之常恐有痕迹，徒使人不谅其心，以为吾党羞，故以为莫如先生作文数篇，发先生之宗旨，以之登于报中，则人之见者，亦可以知先生非如后辈者流，好为急激之言矣。现已将《孟子微》一篇分载报中，外人之疑，亦当稍释矣。以后更能有数篇，则别异益章章也。”（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与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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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次的反对保教主张，不仅是一个教应否或可否保的问题，因为在政治和学术思想方面，他都很清楚地指出一个新的方向，所以此后先生与南海在思想学术上就有了分歧。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论述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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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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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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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诸论者，虽专为一问而发，然启超对于我国旧思想之总批判及其所认为今后新思想发展应遵之涂径，皆略见焉。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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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公度的思想见解，大半都和先生相同，那篇《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的文章发表后，黄先生在四月给先生的信里，有一篇很长的话，讨论教不可保的问题，因为他那篇话里有许多论到先生的地方，所以把它节录在下面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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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撰《南海传》所谓教育家思想家先时之人物，均至当不易之论。吾所心佩者，在孔教复原，耶之路德，释之龙树，鼎足而三矣。儒教不灭，此说终大明于世，断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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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年十六七，始从事于学，谓宋人之义理，汉人之考据，均非孔门之学，诗集中开宗明义第一章所谓均之筐■物，操此何施设者也。而其时于孔子之道，实望而未之见，茫乎未有知也。及闻陋宋学斥歆学鄙荀学之论，则大服，然其中亦略有异同。其尊孔子为教主，谓以元统天兼辖将来，地球即无数星球，则未敢附和也。往在湘中曾举以语公，谓南海见二百年前天主教之盛，以为泰西富强由于行教，遂欲尊我孔子以敌之。不知崇教之说，久成糟粕，近日欧洲如德如意如法，法之庚必达抑教最力，于教徒侵政之权，皆力加裁抑。居今日而袭人之唾余，以张吾教，此实误矣。公言严又陵亦以此相规，然尔时公于此见固依违未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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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素主排外。戊戌三四月间，保教之说盛行，吾又虑其因此而改西教，因于南学会演说，意谓世界各教宗旨虽不同，而敬天爱人之说，则无不同然。耶之言曰：‘吾实天子’；回之言曰：‘吾为天使’；佛之言曰：‘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惟孔子独曰：‘可与天地参，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我不过参赞云尔。’实则参赞之说，兼三才而一之，真乃立人道之极，非各教之托空言者可比也。……人类不灭，吾教永存，他教断不得搀而夺之。且泰西诸国，政与教分，彼政之善，由于学之盛；我国则政与教合，分则可借教以补政之所不及，合则舍政以外，无所谓教。今日但当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敝，不必复张吾教，与人争是非校短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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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复演此意成一论，言孔子为人极，为师表，而非教主，凡世界教主无论大小，必□□然树一帜以告之人曰，从我则吉，否则凶。释迦令人出家，而从之入极乐国；耶苏教人去其父母妻子兄弟姊妹之乐，而从之生于天国。……摩诃末操一经一剑以责人曰：从我则升天堂，不从则入地狱。此皆教主之言。而孔子第因人施教，未尝强人以必从也。耶苏出而变摩西之说，释迦兴而变婆罗门之说，摩诃末兴而变摩尼之说，皆从旧说中创新学，自立为教。而孔则于伏羲、文周之卦，尧、舜之典，禹、汤之谟诰，未尝废之也。……各教均言天堂地狱，独孔子于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于明器曰：‘之生而致死为不仁，之死而致生为不智。’而其教人则曰：‘朝闻道，夕死可也矣。’曰：‘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天之生人，自古及今，未有异也。’谓将来秉赋胜于前人，竟能确知天堂地狱之确有可凭，此未必然，均之不可知。古之人愚，非天堂不足以劝，非地狱不足以诫，故彼教以孔子为不知天道而陋之为小。后之人智，知天堂之不可求，如耶苏冉冉升天之说，今既不知信。……何况于后来，格致日精，教化日进，今人知吾为人身当尽人道，于一息尚存之时，犹未敢存君子止息之念，上不必问天堂，下不必畏地狱，今人而自尽人道，真足以参赞天地。……世界至此，人理大行，势必舍一切虚无元妙之谈，专言日用饮食之事，而孔子之说胜矣。佛言佛法有尽，尝为之反覆推求，惟此时为佛法灭时也。古之儒者言卫道，今之儒者言保教，夫必有仇敌之攻我，而后乃从而保卫，耶苏禁设一切偶像之禁，佛斥九十六外道之说，回回于异道如希腊如波斯拒之犹力，故他教皆有魔鬼。大哉孔子，包综万流，有党无仇，无所谓保卫也。且所谓保卫者，又必有科仪礼节，独异于他教，乃从而保之卫之，俾不坠于地。赞美和华，千人唱和，耶之礼仪也。宝象庄严，香花绕拜，释之礼仪也。牛娄礼拜，豚犬不食，回之礼仪也。大哉孔子，修道谓教无所成名，又何从而保卫之。既无教敌，又不设教规，保之卫之于何下手？至孔子所言之理具在，千秋万世，人人之心，人类不灭，吾道必昌，何借于保卫？今忧教之灭，而唱保教，犹之忧天之堕地之陷，而欲维持之，亦贤知之过矣。其大略如右。以之示弟侄辈，彼习闻演孔保教之说，未遽信也。近见丛报第二篇乃惊喜相告，谓西海东海，心同理同，有如此者。仆自顾何人，安敢言学。然读公之论，于己有翻案进步之疑，于人有持矛挑战之说，故出其一二以相证。仆之于公，亦犹耶之保罗，释之迦叶，回之士丹而已。中国新民当出公手，万一非公所作，别有撰著之人，极欲闻其姓名，又欲叩公之意见也。”（光绪二十八年四月黄公度《致饮冰主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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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平生颇致力于佛学，所以对佛教信仰很深，他虽然不主张保孔教，但是却很提倡佛教，他当时有《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里面有一段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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