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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六者，实鄙人信仰佛教之条件也。于戏，佛学广矣，大矣，深矣，微矣，岂区区末学所能窥其万一。以佛耳听之，不知以此为赞佛语耶？抑谤佛语耶？虽然，即曰谤佛，吾仍冀可以此为学佛之一法门，吾愿造是因，且为此南赡部洲有情众生造是因，佛力无尽，我愿亦无尽。”（《合集·文集》之十第五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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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起，先生逐期为《诗话》于《新民丛报》中，他在第一篇里述作《诗话》的缘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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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诗文辞，芳馨悱恻，辄讽诵之，以印于脑。自忖于古人之诗，能成诵者寥寥，而近人诗则数倍之，殆所谓丰于昵者耶。其鸿篇巨制，洋洋洒洒者，行将别裒录之为一集，亦有东鳞西爪，仅记其一二者，随笔录之。”〔《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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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日，章太炎东渡日本，于二十一日至横滨，曾寓新民丛报社。二月初九日，他致书吴君遂等，详细谈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在日本斗争情况。兹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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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东行已二十日，初寓新民丛报社，后入东京，寓牛込区天神町六十五番支那学生寓中，有湘人朱菱溪为东道，任公之弟子也。屏居多暇，仍为广智删润译稿，闲作文字登《丛报》中，以供旅费而已。回忆三年前至此，相知唯任公、念劬[2]，今则留学生中，旧识有十数人，稍不寂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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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纯公书，乃知发难者塙为臭沟，而挑拨之者象虎也。大龟近策，以为使孙、康二人自相残杀，而后两害可殊，其计甚毒。今者，任公、中山，意气尚不能平，盖所争不在宗旨，而在权利也。任公曩曰，本以□□[3]为志，中陷□□，近则本旨复露，特其会仍名□□耳。彼固知事无可为，而专以昌明文化自任。中山则急欲发难。然粤商性本马鹿，牵掣东西，惟人所命。任公知□□，而彼辈唯知保皇，且亦不知保皇为何义，一经熔铸，永不能复化异形，中山欲以革命之名招之，必不可致，此其所以相攻击如仇雠也。然二子意气，尚算和平，鄙人在此，曾见□□数次，彼颇叹南海为奇男子，而惜为世界转移，不能转移世界。其论诚平允矣。康门有徐君勉，最与中山水火。孙党有秦力山，本任公弟子，而宗旨唯在革命，后与任公寻仇，至不相往来，然其人尚可谓刚者；如虬斋，则非其比也。戢元丞志在革命，与力山最合，与任公为冰炭，与中山亦不协。近见任公，示我赵月生书，痛诋□□，至云：革党之欲甘心于任公，较逆洞为尤甚。嘻！非彼之欲甘心，有此意见，恐适中大龟之谗构耳。地发杀机，龙蛇起陆，在今日椄槢甚微，而他日必有巨祸。吾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唯此二子可望。今复交构，能无喟然。常以无相构怨，致为臭沟、大龟利用，婉讽中山，而才非陆贾，不能调和平、勃，如何如何！然不敢不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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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云：‘君遂株守上海，为气节名士，甚无谓，何不赴东国一扩眼界。’弟亦苦望君来。”（二月九日章太炎《致吴君遂等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一六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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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五日，先生致汪康年、汪贻年一书，既追怀旧谊，又讨论时政。此信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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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穰、颂两兄鉴：天道无知，人事无常，戊戌别后，岂料其合并之难至此哉！孝怀归后，辱掼手书，恍如在四马路石路弄破楼中摊书促膝时情景。嗟乎！走非木石，能不神驰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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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銮后，泄沓如前，想前途大业，必非可以望诸老朽之辈。吾侪虽屡试屡挫，但相厉岁寒，勿衰其志而已，想兄近亦复益精进。《中外日报》之婞直，实可惊服。前者《清议》论说，尚当退避三舍也。前闻有廷寄罪穰卿之说，颇为骇愕，今想无事耶？幸见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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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在此惟重理旧业，近出《新民丛报》一至四期，想皆已达览。其果能有益国民否？不可知，姑尽吾责任所能及而已。然视《时务》、《清议》似稍有进，兄谓如何？赐阅后，望在贵报中赐评骘，并能将第一号所载本报章程、本报特色两段登入报中，尤为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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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怀想已归蜀，彼在沪果有所得否？前日贵报所登东京留学生一段，此间人皆归咎于孝，欲群起而与之为难，吁！可畏也。……肃、荣奏荐芸、严、度、菊四人，日本报登之，此信究确否？内地有什么可喜、可恼、可悲、可笑之事，望告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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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像一幅，托赵君星呈上，聊当一睹，并望有以酬我。”（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致汪康年、汪贻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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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春夏间，保皇会员中有很多人因痛恨清廷，“还銮”北京后，仍然没有变法的诚意和决心，纷纷主张“革命”、“自立”，先生便是提倡最力的一位。他在四月给南海先生的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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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示告诫以革命保教大同等诸义，此事有甚难言者，今欲一详陈之。大同一义，前所著论，题为《国家思想》，以此义作主客，托起本论宗旨，固非得已，非敢以相攻也。弟子即狂悖，何至以攻先生自快？攻先生有何益于我？即不为先生计，而自为计，外人见此反覆无状之小人，视之为何等耶？虽愚亦不至此。但见夫近日西人著述，言国家主义者，未有不借大同为衬笔、撇笔，盖欲主张其本论，使之圆到，不能不论及也。大同之说，在中国固由先生精思独辟，而在泰西实已久为陈言。（或先生所演更有精到完满者，则不敢知，若弟子所闻所受，似西人已有之。）希腊之柏拉图，英国之德麻摩里，（十五世纪人，著一小说，极瑰伟，弟子译其名曰《华严界》。）法国之仙世门、喀谟德，（皆十九世纪人）所言其宗旨条理，皆极精尽，极详密，而驳之者，亦不下数十家，近人著书几无不引之，无不驳之。弟子言此，亦袭前人说耳。当下笔时，若几忘此论在中国之发自先生也者，其瞀其疏固可责，然谓其有意相攻则冤也。但此义不过对国家思想之反面一言及之，以后断不复有此等语在报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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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民主、扑满、保教等义真有难言者。弟子今日若面从先生之诫，他日亦必不能实行也，故不如披心沥胆一论之。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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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欧[4]在《文兴》所发之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慄，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5]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也，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于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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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受皇上厚恩，誓不肯齿及一字，固属仁至义尽，至门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似亦不必禁之矣。来示谓此报为党报，必全党人同意，然后可以发言。无论党人分处四方，万无作成一文，遍请画诺，然后发刻之理。即以党人之意论之，苟属立宪政体，必以多数决议，恐亦画诺者十之七八也。（君勉来一书，并呈上，其言亦如此矣。）然此决非好与先生立异者，实觉此事为今日救国民之要着而已，望先生听之，以大度容之为盼。”（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与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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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先生听到这些言论，大不以为然，所以当时写两封很长的信专讨论革命自立问题，一封是《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封是《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当时他们把这两封信合印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发表，现在我们从第二封信里节录一段下来，藉见南海先生政见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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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今言自立，则必各省相争，即令不争，而十八省分为十八国，此日本人之所常言，而旅日者之所深惑也。然使果分十八国，则国势不过为埃及、高丽而已，更受大国之控制，奴隶而已，如印度之各省自立，授之外人而已。比为今日大中国之民，犹有所望者，其相去亦远矣。夫今地球竞争为何时乎？自吾长大所见，弱小之邦，岁月被灭，不可胜数：若琉球之灭于日本；若安南、突尼斯、马达加斯加之灭于法；若缅甸、波国之灭于英；若霸科尔、土尔尼特之灭于俄；若古巴、檀香山、小吕宋之并于美，皆近二十年间事，非洲既全分矣。二十年中，变灭之急如此。自尔之后，霸国之义大倡，日人称为帝国主义者也。小国必为大国所并，殆于必然。观春秋时二百余国，至战国所余仅七国耳，虽有鲁卫中山，不过如安南之隶入藩属。盖自今以后，第二等国以下，亦必不能存，弱肉强食，鲸之吞鲵，乃理势之自然也。计百数年后，所存必仅数大国，自英、美、俄、德、法五大国外，其余皆不可知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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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国人民之众，居地球三分之一，土地等于欧洲，物产丰于全美，民智等于白种，盖具地球第一等大国之资格，可以称雄于大地而自保其种者也。吾同胞何幸生于此文明之大国，当如何自喜自奋自合自保，以不至侪于高丽、暹逻之列，而为印度、安南、缅甸之续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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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物合则大，分则小，合则强，分则弱，物之理也。毕士麻克生当欧洲盛言革命之后，近对法国盛行革命之事，岂不知民主独立之义哉？而在普国独伸王权，开尊王会，独能合日耳曼二十五邦而挫法，合为德国，称霸大地。嘉富洱乃力倡民权者，而必立萨谛尼为共主，备力设法，而合十一邦以为意国，故能列于众大，为欧洲之强国。使二子者但言革命民主，则日耳曼、罗马纷乱数十年，必永为法、奥、俄所分割隶属而已，岂能为强霸之国哉？夫普、意本以小国，而毕士麻克、嘉富洱则苦心极力而合众小为大，以致强霸。吾中国本为极大国，而革命诸人号称救国者，乃必欲分现成之大国而为数十小国，以力追印度，求致弱亡，何其反也。使毕士麻克而绝无知识也则可；使毕士麻克之合众小而得霸而为有识也，则革命者力为分裂，其愚何可及也。使印度各省自立而能保全也，则可法也，印度不数十年而全灭，则是岂不可鉴也。人不分割我，而我自分割之，天不弱亡我，而我自弱亡之，奈之何号称志士救国者，而出此下策哉。幸于一时之自立，而忘同种之分崩；顾于目前之苟安，而不计百年之必灭，何其无远虑也。宁攻数百年一体忘怀之满洲，以糜烂其同胞，而甘分数千年一统大同之中国，以待灭于强国。若此之谋，一何与毕土麻克、嘉富洱相去远也。愤发舍身。不为大中国而为小埃及、布加利牙乎？以我之愚，窃爱大中国，爱一统，若其如印度焉，分为众小以待灭，此则我之愚所不敢知，不敢从也。与强国合者昌，与亡国合者亡，我宁从毕士麻克之后，安能法印度乎。”（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南海先生《辨革命书》，《新民丛报》第十六号第五十九——六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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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公度在维新运动里也是一位很重要的领袖，他的思想见解，除了保教一点外，大体都和南海先生相近。戊戌以后六七年内，他和先生有十万言以上的通信，所以先生受他的思想影响很大。五月间，他给先生的一封信里讨论将来的政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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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乎？胸中蓄此十数年，而未尝一对人言，惟丁酉之六月初六日，对矢野公使言之。矢野力加禁诫。尔后益缄口结舌，虽朝夕从公游，犹以此大事未尝一露，想公亦未知其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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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初抵日本，所与游者，多旧学，多安井息轩之门，明治十二三年时，民权之说极盛，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然无一人可与言也。及游美洲，见其官吏之贪诈，政治之秽浊，工党之横肆，每举总统，则两党力争，大几酿乱，小亦行刺，则又爽然自失，以为文明大国尚如此，况民智未开者乎？因于所著学术中《论墨子》略申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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