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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虀，持论稍变矣。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常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然矣。”（《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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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民国元年《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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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之冬，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创痍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犹记曾作一小说，名曰《新中国未来记》，连登于该报者十余回。其理想的国号曰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开国纪元，即在今年，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当时固非别有所见，不过办报在壬寅年，逆计十年后大业始就，故托言大中华民主国祝开国五十年纪念，当西历一千九百六十二年。由今思之，其理想之开国纪元，乃恰在今年也。罗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逊位也。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立之意。此文在座诸君想尚多见之。今事实竟多相应，乃至与革命伟人姓字暗合，若符谶然，岂不异哉。（记者按：昔光武名刘秀，实应谶文，而同时王莽国师刘歆，亦因睹谶文更名刘秀，以期应之。当世革命伟人，姓字殆必为光武之刘秀，而非刘歆之刘秀耶。）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而现在西藏、蒙古离畔分携之噩耗，又当时所日夜念及，而引以为戚。自此种思想来往于胸中，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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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次态度的转变，除以上的材料以外，从南海先生十二月的复书里，也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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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居箱根来书收。知汝痛自克责，悔过至诚。此事关中国之大局，深为喜幸。前事可作浮云过空，皆勿论也。惟汝流质易变，若见定今日国势，处万国窥伺耽逐之时，可合不可分，可和不可争，只有力思抗外，不可无端内讧，抱定此旨而后可发论。至造国民基址，在开民智、求民权，至此为宗，此外不可再生支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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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对二僧，问吾决定。以今日事势，则楚卿之言是也。（至于除荣禄与否此不待商别见下。）汝发造因之说，其言甚□，并本根未拔故触端即发。以今日情势论之，那拉七十，荣禄亦六十余，老弱多病，断非可久。汝作二十年之说，大约三数年内必有大变，近或一二年耳。汝以开民智、求民权候之，必无误。汝年华，如有变事而欲造因，其事甚易，即如云樵在美数月而全美华人皆变。若于一二年内厚蓄财力，将来各省遍设报馆，数年之后，公理日明，游学日众，学堂日开，于时火药已有伏基，乃为报馆作线燃之，吾保一年之后全国必皆变动。计一年之中，中国岂能亡乎？有无乃成求权立宪之事必不误也。到时吾与汝等共鼓之。外间志士亦多，观之年内汝报所鼓动可见，况汝今年极力含蓄未发乎。如号力大发之，火线之燃必极速。吾也信也，可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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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汝言革命后，人心大变大散，几不可合。盖宗旨不同，则父子亦决裂矣。自唐才质[6]往雪梨后，吾累与该埠书，皆不复，今一年音间绝矣。吾始欲攻唐，又碍于汝所遣往，今则已为唐化，无可复言。故汝虽不攻我，而攻我多矣。即广智诸人亦不覆我信，尚成何事体！吾为兹惧，不知汝如何？抑尚以为公私当分，言革可救中国乎？同党因兹分裂，尚何救国之可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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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乎此在中国则为国贼，在我则为不共戴天之仇。（兄弟之仇不反兵而另博则以我而死也。）每念幼博辄为心痛，自恨无才无勇不能割刃之，如有言不杀者，吾即以荣禄视之，无论何人不必言此。”（十二月十三日康南海《与任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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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黄公度给先生一信，评《新小说报》和那篇《新中国未来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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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说报》初八日已见之，（仅二旬余得报，以此为最速，缘汕头之洋务局中每有专人飞递故也。）果然大佳，其感人处，竟越《新民报》而上之矣。仆所最贵者，为公之关系群治论及世界末日记，读至‘爱之花尚开’一语，如闻海上琴声，叹先生之移我情也。《新中国未来记》表明政见，与我同者十之六七，他日再细评之与公往复。此卷所短者，小说中之神采（必以透切为佳）之趣味耳。（必以曲折为佳）俟陆续见书，乃能言之，刻未能妄测也。仆意小说所以难作者，非举今日社会中所有情态一一饱尝烂熟，出于纸上，而又将方言诱语一一驱遣，无不如意，未足以称绝妙之文。前者须富阅历，后者须积材料。阅历不能袭而取之，若材料则分属一人，将《水浒》、《石头记》、《醒世因缘》以及泰西小说至于通行俗谚所有譬喻语、形容语、解颐语，分别抄出以供驱使，亦一法也。公谓何如？《东欧女豪杰》笔墨极为优胜，于体裁最合。总之，努力为之，空前绝构之评，必受之无愧色。”（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黄公度《与饮冰室主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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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黄公度致先生一长书，讨论民权、自由、革命、自立和将来政体各问题，颇为详尽，因为里面讲到先生的地方很多，所以节录在下面，藉见两先生思想异同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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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之所唱民权自由之说，皆是也。公言中国政体，徵之前此之历史，考之今日之程度，必以英吉利为师，是我辈所见略同也。风会所趋，时势所激，其鼓荡推移之力，再历十数年、百余年，或且胥天下而变民主，或且合天下而戴一共主，皆未可知，然而中国之进步必先以民族主义，继以立宪政体，可断言也。公所草《新民说》，若权利，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进步，若合群，皆吾腹中之所欲言，舌底笔下之所不能言，其精思伟论，吾敢宣布于众曰，贾、董无此识，韩、苏无此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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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读至冒险进取破坏主义，窃以为中国之民，不可无此理想，然未可见诸行事也。二百余年，政略以防弊为主，学术以无用为尚。有明中叶以后，直臣之死谏诤，党人之议朝政，最为盛事，逮于国初，余风未沬，矫其弊者极力刬削，渐次销除。间有二三骨鲠强项之臣，必再三磨折，其今夕前席明夕下狱，今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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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明日南面者，踵趾相接，务摧抑其可杀不可辱之气，束缚之，驰骤之，鞭笞之，执乾纲独断之说，俾一切士夫习为奴隶，而后心安其文字之祸，诽谤之禁，穷古所未有。由是葸懦成风，以明哲保身为安，以无事自扰为戒，父兄之教子弟，师长之训后进，兢兢然伸明此意，浸淫于民心者至深。故上至士夫、长吏、官幕、军人，乃至吏胥、走卒、市侩、方技、盗贼、偷窃，其才调意识见于汉、唐历史宋、明小说者，今乃荡然乌有。总而言之，胥天下皆懵懵无知，碌碌无能之辈而已。以如此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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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又以为英国查理士第一国会之争，法国路易第十六革命之祸，终不能免，非不知此事之惨酷，而欲以一时之苦痛，易千万年之和平。吾之以民权自由之说，鼓荡末学，非欲以快口舌，吾每一念及，鼻酸胆战，吾含泪而道也。嗟乎，至矣哉仁人之言！吾诵公言，亦为之鼻酸胆战也。虽然，欧洲中古以来，其政治之酷，压制之力，极天下古今之所未见；赋敛之重，刑罚之毒，不待言矣。动辄设制立限，某政某事为某种人不应为，某权利为某种人不应享；至于宗教之争、社会之禁，往往株连瓜蔓，死于缧绁，死于囹圄，死于焚戮者，盈千累万，数至不可胜计。校之中国，惟兴王之待胜朝，霸者之戮功臣，奸雄之锄异己，叔季之兴党狱，间有此祸，他无有也。教化大行，民智已开，故压力愈甚，专制力愈甚，其反动力亦愈甚，彼其卢骚氏民约之论，入于脑中，深根固蒂，不可拔矣。一旦乘时之会，遂于烈风猛雨，惊雷怒涛之奋激迅疾，其立海水而垂天云，固其宜也。吾不敢谓中国压制之不力，然特别之事恒有之，普通之力不如此其甚。吾非不知中国专制之害，然专制政体之完美巧妙，诚如公语。苟时非今日，地无他国，无立宪共和之比校，乃至专制之名，习而安之亦淡焉忘。今以中国麻木不仁痛痒不知之世界，其风俗之敝，政体之坏，学说之陋，积渐之久，至于三四千年绝不知民义民权之为何物，无论何事，皆低首下心，忍受而不辞，虽卢骚再卢骚千万卢骚，至口瘏手疲，亦断不能立之立导之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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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之中国，必改而为立宪政体，今日有识之士，敢断然决之无疑义也。虽然，或以渐进，或以急进，或授之自上，或争之自民，何涂之从而达此目的，则吾不敢知也。吾辈今日报国之义务，或尊主权以导民权，或唱民权以争官权，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迹若相非，而事未尝不相成。嗟夫，吾读公以乙为鹄指甲趋乙之函，读公不习则骇变骇成习之说，有以窥公之心矣。以公往往过信吾言，怀此半年，未与公往复者，虑或阻公之锐气，损公之高论也。而今日又进一言者，以无智不学之民，愿公教导之，诱掖之，劝勉之，以底于成，不愿公以非常可骇之义，破腐儒之胆汁，授民贼以口实也。公之目的固与我同，可无待多言，愿公纵笔放论时少加之意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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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祚中国，或六五年，或四三年，民智渐开，民气渐昌，民力渐壮，以吾君之明，得贤相良佐为之辅弼，因势而利导之，分民以权，授民以事，以养成地方自治之精神，微论英、法，即日本二十年来政党相争之情况，吾亦乌有焉，真天下万国绝无仅有之事也。踔厉奋发，忧勤兢惕，以冀同心协力联合大力，以抗拒外敌，即向来官民之界，种族之界，久存于吾人心目间者，尚当消畛域泯成见，调和融合，以新民命，而立国本，而反纷纷然为蛮触之争，鸡虫之斗，何其量之狭，而谋之浅也。……今五大洲之环而伺我者，协而攻我者，不独日本，日夜伺吾隙以徼吾利，而爱国之士，反唱革命分治之说，授之隙而予之柄，计亦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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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二三当道，□□然以识时务自命者，绝不知为国民由国民之为何义，天赋人权之为何物，民约之为何语，谬以为唱民权必废君主，唱民权必改民主，积其科名官职富贵门第腐败不堪之想，一意恢张官权裁抑民权，举一切政事沟而画之，别而白之曰，此官之权于民无与也。果若人倘若不幸，彼政府诸公顽固如故，守此不变，靳固不予，而民智既开，民力既壮，或争而后得，或夺之而后得，民气日涨，民权亦必日伸，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理推之，其变态吾不知，其结果吾敢断言也。公以播此理想，图报效于国民，冀以其说为消弭祸患之良药，仆以为由此理想而得事实，祸患因而不作，此民之幸，即公之功也。又虑其说为制造祸患之毒药。仆以为民已有智，民既有力，而政府固靳之权，祸患末由而弭，此政府之责，非公之咎也。吾辈唯自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而已。”（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黄公度《致新民师函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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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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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后生新进爱国之士，有唱革命者，唱类族者，主分治者，公亦疑其非矣。吾姑无论理之是非，议之当否，然决其事之必无幸成也。……且吾辈处此物竞天择至剧至烈之时，亟亟然图所以自存，所以自立者，固不在内患而在外攘。今日之时，今日之势，诚宜合君臣上下华夷内外（此四字用古代名词）言，势必所谓官者绝不取之于民族，如上古封建之世卿，欧洲中叶之贵族，印度四种之刹帝利而后可。果若人言又必今日为民，听其愚昧，明日入官，即化为神圣而后可。果若人言，又必以二三千神圣之官，率此四百兆愚昧之民，驱之出生入死，安内排外，无所不能而后可。果使普天之下，胥变为牛马世界犬鸡世界虫蚁世界也，彼其说可行也；若尤是人民世界也，吾知此蚩蚩无知之民，始居于无民之国，继变为无国之民，是不啻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是也，直为天下列强之虎之伥之鬼之魔也，是中华之罪人，是大清国之乱臣贼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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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今之新进后生爱国之士，知彼辈之必误天下，恶彼辈之说，矫彼辈之论，铤而走险，急何能择，乃倡为革命类族分治诸说，其志可哀，其事可悲。然以今日之民操此术也以往，吾恐唱革命者，变为石敬瑭之赂外，吴三桂之请兵也；唱类族者，不愿汉族、鲜卑族、蒙古族之杂居共治，转不免受治于条顿民族、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之下也；唱分治者，忽变为犹太之灭，波兰之分，印度、越南之受辖于人也。吾非不知时危事急，无可迁延，持缓进之说者，将恐议论未定，而兵既渡河，揖让救火，而火既燎原。虽然，此坏劫，此厄运，由四五千年积压而来，由六七大国驱迫而成，实无可如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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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以为由君权，而民政一度之破坏终不可免，与其迟发而祸大，不如速发而祸小。仆以为由蛮野而文明，世界之进步，必积渐而至，实不能躐等而进，一蹴而几也。吾不征往事，征之近日神拳之神，义民之义，火教堂，戮教民，攻使馆之愚，其肇祸也如此；顺民之旗，都统之伞，通事之讹索，士夫之献媚，京师破城之歌舞，联军撤退之挽留，其遭难也如彼；和议告成，赔款贻累，而直隶之广宗，湖南之辰州，四川之成都、夔州[7]又相继而起，且蔓延于一省，其怙恶也复如此；以如此之民，能用之行革命类族分治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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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念中国二千年来，专制政体，素主‘帝天无可逃，神圣不可犯’之说。平生所最希望，专欲尊王权以导民权，以为其势较顺，其事稍易。戊戌新政新机动矣，忽而变政，仍以为此推沮力，寻常所有也。既而团拳祸作，六飞播迁，危急存亡，幸延一发，卒下决意变法母子一心之诏。既而设政务处，改科举，兴学校，联翩下诏，私谓我辈目的庶几可达乎。今回銮将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展转迁延，卒归于绝望！然后乃知变法之诏，第为辟祸全生，徒以之媚外人而骗吾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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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诘于我者，谓公之所志，尚能望政府死灰之复然乎，抑将坐视国家舟流而不知所届乎？仆亦无辞可答也。茫茫后路，耿耿寸衷，忍泪吞声，郁郁谁语，而何意公之新民说遂陈于吾前也。罄吾心之所欲言，吾口之所不能言，公尽取而发挥之，公试代仆设身处地，其惊喜为何如也。已布之说，若公德，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进步，若权利，若合群，既有以入吾民之脑，作吾民之气矣；未布之说，吾尚未知鼓舞奋发之何如也。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变矣；实事吾不知，议论既大变矣。嗟乎，我公努力努力，本爱国之心，绞爱国之脑，滴爱国之泪，洒爱国之血，掉爱国之舌，举西东文明大国国权民权之说，输入于中国，以为新民倡，以为中国光。此列祖列宗之所阴助，四万万人之所托命也。以公今日之学说，之政论，布之于世，有所向无前之能，有惟我独尊之概，其所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谓速矣。然正以此故，其责任更重，其关系乃更巨，举一国材智之心思耳目，专注于公，举足左右，更分轻重。彼之恢张官权，裁抑民权者，公驳击之，指斥之可也；听其自消自灭，自腐自朽，自溃自烂，亦无不可也。公所唱自由，或故为矫枉过直之言，然使彼等唱自由者拾其唾余，如罗兰夫人所谓天下许多罪恶假汝自由以行，大不可也。公所唱民权，或故示以加倍可骇之说，然使彼等唱民权者，得所借口，如近世虚无党以无君无政府为归宿，大不可也。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芒芒禹域，惟公是赖，求公加之意而已。”（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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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一日，黄公度又有一书论到先生的书法，现在把它抄录于下，里面所说的重伯，便是曾重伯广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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