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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同盟会的章太炎在《民报》上就此事发表评论，题为《记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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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历十月十七日，政闻社员大会于锦辉馆，谋立宪也。社以蒋智由为魁，而拥护梁启超。启超往，徒党几二百人，他赴会者亦千余人，又召日本名士八辈为光宠，犬养毅者，其气类相同者也。革命党员张继、金刚、陶成章等亦往视之。梁启超登，力士在后，与会者以次坐，政闻社员在前，革命党员在政闻社员后，他留学生在革命党员后。启超说国会议院等事，且曰：‘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语未卒，张继以日本语厉声叱之曰：‘马鹿。’起立，又呼曰：‘打。’四百余人奔而前，启超跳，自曲楼旋转而坠，或以草履掷之，中颊。张继驰诣坛上，政闻社员持几格之，金明自后搤其肩，格者僵，继得上。众拊掌欢呼，声殷天地。政闻社员去赤带徽章以自明，稍稍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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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遂言曰：‘吾不应参政闻社员事，然所以不能默者，将有所诘问于犬养毅。毅前在早稻田，语支那学生曰：中国当速行革命。吾亲闻之。今何故附会立宪，猥鄙至是？’毅俯首谢，则登台作酬应立宪语，既卒，徐曰：‘支那或革命，或立宪，任人为之，在速行耳。’当是时，蒋智由先知有变，不至，会亦遂散。继本意欲痛驳立宪，以塞莠言，会事急至用武，亦未竟其说也。”（《民报》第十七号时评一九〇七年十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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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八日，莲涧先生来信规劝先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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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之议，似未必真，太过强逼，仍恐遭忌，盖姑听之；若与革党辨驳，似亦不必过为已甚，各行其志便是。锦辉馆一闹，幸不伤人，然未免贻笑邻邦矣。”（丁未十月十八日《示宏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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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关于政闻社的主义和组织，可以参考《政闻社社约》、《政闻社社员简章》、《政闻社职员简章》、《政闻社职员名籍》各篇。以上前二篇载《政论》第一号第一二一、一二三页，后二篇载《政论》第二号第一五二、一五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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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10月），政闻社机关报《政论》（月刊）创刊于上海，蒋观云主编。先生在《政论》第一号上发表长数千言的宣言书一篇，详述该社所以成立的原因，最后提出该社所持之主义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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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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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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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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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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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九日，南海先生曾给先生和徐君勉、麦孺博一书，里面有很多关于党事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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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电，知党开势盛，欣慰，即令纽约汇七千想收（纽已复书云已汇）。顷得详禀，具悉一切，肃王相提携，甚可人，久不得任书，至念，真能收肃清克服之功，劳亦至矣，绩尤伟矣。果尔，任甫尚可以功补过，闻此乃极忭喜，以吾向来不忧外国之并吞，而深惧革命之内乱，吾向以为中国苟不内乱，则无论如何木偶，亦为地球之霸，然苟内讧，则无论如何英贤，亦同印度之亡，以方当黄白之争，诚不宜萧墙内阋也。立宪与不立宪，尚其次，而革与不革，乃真要事，惟内地传布已盛，日本虽革风少弭，而内地伏流及南洋大被，吾正未放心耳。若夫政府之柔脆易转，实普万国所无，夫将求全责急亦何所不至，然以各国观之（何不以俄法比之），安有十数年间凡吾党所发之梦想形之笔墨者，几无一不实行，乃在地方自治撤驻防，拟赐汉姓氏（奖实业、行金币），事免跪讯，皆实行矣。其它日异月新，上下争变，有似怒流激湍，蓬起勃发，中国欲亡，亦安可得。政府虽极顽愚，然推之即动，激之即行，故立宪之事，但患其速，不患其迟也。以其本无主宰而深畏民宕，故本原虽可笑已极，而实效则已著，及夫高山之顶，巨石已摇动而下矣。则磨雷日轰，必至麓趾乃止，此不待智者可指日计之也。吾本澹荡人，当时为救中国而来，不忍其就亡，乃舍身而救之，今若中国不亡，徒为党争乎，则虽功名若俾士麦，亦非不得已者也。既非不得已，而竭全力以为之实不值也。乃者陈重远大发教愿，请吾重主教事，二者皆大事，不可得兼，必有一取舍于是，正拟大聚吾党一议决之，然天下之责望，会众之辛勤，皇上之付托，如是其重且大也，岂能洁身掉臂以去之乎。既不忍决去，则必经营之，此如来书所谓览时度势，吾党终不能出政党外也。况乘时势之空虚，据名望之所归，内外易集，政党易成，而今尚无与我争者。当议会之将开，及人才之渴望，因而收之，以成党势，诚至当之事，势不可不急起直追者也。恨我党不能大入内地，肃王既来提携，内情必极急，那拉旦夕必有变，若能入内地而开会，则以吾党之名誉财力，海内尚无与角者，则为今（开党势）之计，以开党禁为最急（可以此与肃要之）而一面推行会事焉。若夫会事须财，此不待言，去腊吾得任言开宪党事书（袁端赵来会），吾家眷适到欧三日，吾即舍而抉入美，议定（开大会）每人月捐钱八分，若能收其半，已过十万，惜乎内地无事，寂然无消息，无以鼓舞大众，致令观望久而心淡，此最可惜之机会也。（又收款之梁文畅内变，故今年绝无公款之入，殆收三数千耳。即汇任万三千亦从商借，任收大款绝无复书，令冯镜泉疑心，亦大不可。）然苟内地日有佳消息布告，度各埠踊跃输将，亦非必不得之事也。故勉来固佳，然（月捐）章程议定（已久），今所贵者在日有佳消息，以鼓大众，乃为催收款之要道耳。欲催款乎，即在消息之布告与否，若如任今岁之绝无收款复书，虽以纽局总理之冯镜泉犹疑之，况其他乎。否则空发信电而请款，亦何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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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我此次入墨，为保会筹措，购得地十余博洛，可值十万金（又做银行股数万），今竭力设法，欲再得十余博洛，可望多十数万。保会向无根基，今乃得此可恃之巨款耳。连年奔走，为人作嫁，仅得此耳，今拟一面拨借商会款，而一面卖墨地以还之，或可设法，惟墨承二电车一轮船，需款甚紧，而提借甚多，以此为忧。且提借之款，必有所限，而扩充会事所费无穷，恐因此牵倒，更为累耳。以上各情除望收月捐外，今汝等意欲月得金几何，当估计乃可议筹拨，可即书复，以便商行。（在东即学生费月须若干，任私费月须若干，任家费月须若干，今能筹措亦必须指定，且亦免任内顾之忧，专心办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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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游踪无定，明正当往澳，深冬漫游前，欲自俄由西伯利亚东还，今则不能，或游埃及、希腊而自海往，书来当速，信电交曼宣转最妥，即复并问任、勉、博三子动定安吉。更生。九月二十九日夜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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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北游事如何？速复。（勉长书已复，想收，后论博物院书吾亦决〈复〉公学建楼一事已函港矣。）学费乎，吾欲令纽贮数千金于正金银行，听东京支配，免累任兼顾，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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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何时来美一行，鼓众亦佳。（前任言端、赵、袁助款事，曾言人十万，吾会当书十万，以此要行月捐事，当如所言，或言袁无地方不交可也。）”（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廿九日康南海《与任勉博三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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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五日，南海先生给先生一书，除提到政闻社的事外，并详述为先生筹画生计情形和经营海外各事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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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九月廿三日书，（此后，汝信如何写法为妥，汇款尤要。）悉开会一切事，览之欣喜。条理规模，皆颇佳，气象壮伟，汝力辟革说，至中其忌，乃欲暗害，诚可忧危，汝生平甚大胆，然此等事实，不能恃胆。孙策、来歙（即星亨胆气才调亦大壮）之才气，林肯、麦坚尼之功德，岂有所畏，无如即中奇祸，昔孙某频欲害吾，汝颇不信此事，然此等事一误，岂有悔哉。举国变法，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汝自问安得几人意志阅历才望若汝者，而恃一夫之勇，自矜大胆，以自弃乎。吾于此事而甚忧汝之无戒心，（所未戒者，以为汝向持此说，彼辈或不深忌，今则不然。）不意今果有此变，百万战场轰然而死，犹值也，若死于一小丑之手，而当今国变未定之时，轻于鸿毛，是真同自弃，直可谓之死而不吊。汝讲道有年，亦知道无一偏，非一味恃胆壮之谓乎。君子既爱天下，亦爱其身，苟非宜死者，（吾最言命，然自投水吞金，不可谓之命也。）岂可轻天下所系之身，身不能自保，何有天下，不智不仁，亦未得谓为勇也。汝等向来似以我谨卫或类怯者，此非法也，自重其死，自保其天下所系之身，乃将以有所济也。今同人亦以此劝汝，汝必当自慎，其语意周恳可听也。即‘谨卫保身’四字，就是汝第一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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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今外部大臣林董，吾与有交，然有汝在日本，吾不来亦可。吾于春间，当往澳筹款，无暇来也。汝与孺博岁用三千余金，吾当极力筹拨，前此患无定数，反为难，今汝既云三千余，吾即月给汝三百元，共三千六百元，汝澳中家用计四百可足，合共给汝四千元，连仲策学费及他事约预算五千，为汝一身计，汝从此可安心，不必为生计矣。孺博月给二百五十元，一年给三千元，想可敷衍，他日墨地有余或再加，今即先定此数。（其学生款亦另拨，免东支西拉，至不足而牵累。今春本欲汇汝二万，惟始误于铭三等之误拨与张孝至无款，后汇汝万三千，汝无收到信，故纽局司事人冯镜泉不敢汇，至今实不得汝收信，究以何时收此万三千，可再复，复书太少，此亦大误事，虽忙，然此等事不可忽也。）汝之四千元折美银二千元，（澳门家四百费似令港局支为妥，可告我定拨。）汝月三百元折美银一百五十元，统分季或五六期汇交汝，孺博上海款亦然，就此为定，汝其便否。仲策即令纽局再给百余金与之可也。以明年正月起，将此并示孺博知之（计今有七千，可知一切）。至沪局月千元，自当勉任。梁少闲来书，云汝已提一千五百元，何擎一书言汝提广智巨款去，未见来书，亦望详告，俾吾知其数，乃为实事也。广智去年已支过墨银行三万余，今汇还五千，又为楚截，又代交墨银行一万五千两，合共支过墨银行将七万元，吾为汝代担此巨款，（合纽局误拨张孝十万，南洋十一万，故吾苦极。）负担甚重，甚忧不济，今墨中电车路需款甚巨，日日催款，甚忧不能应之，则大局碍矣。故至紧莫若此时，今虽候墨电车路事定，乃可移拨一切，目前真是艰难，然如此大事岂可已哉。刻下港局大佳，上价百万，实为未有之幸事，乃少闲之功也。彼等甚能保守，固是佳事，然今从权在港支拨沪局千元，吾欲按月在港局拨往支持数月，俟电车路定乃从美拨，前七千元可支至何时，可详告，余则候勉入美后鼓舞乃能定，美中今年绝无入款，以游埠之人不出，则各埠不交故也。吾今年入美，闻会议已议定会员月捐钱八，果得其半，已有十万，是全在汝，多以佳消息书报之耳。得美中会众接汝报布告书皆甚喜，由此言之，勉外汝内，合力鼓吹，汝每发一佳消息书，必值得数千金也。汝若无暇，必令人为之，书愈多愈佳（消息愈佳，捐款愈多），欲求款而懒发书，是空遣之，犹之楚而北行也。本同喻此意，惟苦多事耳。然今欲推扩会事，夫岂得已。墨中地吾已为保会筹得十余万元，自问此为不拔之基，唯今为美中银行倒闭，牵动一切，墨地亦无人过问，今必待明年电车成后，乃能出售，然须填广智款已不资，恐所余亦无几也。墨银行有余利准可分济保会，惟今未分耳。吾年来注全力即在此，一切皆俟明夏电车成乃得，然大会之推广，刻不容缓，安能待夏，候勉来如何，不尔则令港局一接济可也。然今无定款，必须立一定款来，乃易拨，可详核告，十二月后或出游，遂至南洋入澳，恐书问不便，有要书一面寄欧，副本寄庇能可也。（亦当以各消息来告我，俾我勉励美中澳中人）即问任弟动定。”十一月五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康南海《与任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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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闻社社长一席暂虚，以丹徒马相伯先生良为总务员，该社成立后，特派社员汤觉顿氏往沪欢迎，该社社报记十一月十一日开会欢迎马相伯先生的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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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历十一月十一日，本社开欢迎总务员马相伯先生大会，社员到会者数百人。先由特派员汤君睿报告，略谓：本社成立之始，咸以马先生道德学问为当世所尊仰，因推为总务员，特派睿返沪面请先生就职，适遇苏杭甬路事起，先生正为路事备极忧劳，稍得间乃代达全体社员推举先生之意。先生热心国事，不惮奔走之劳，特来东瀛与诸君筹画社务。此次出席讲演，必有以启迪吾辈云云。次由常务员徐君公勉宣告欢迎词，谓：马先生深通吾国经世之术，四十年前毕业于法国大学，邃于哲理法政诸学，并旁通拉丁、罗马、英、德诸国文字，本其心得，以见诸躬行，其硕德懿行，皆足为吾国人表率。今以七十高年，冒万里风波之险，专为吾社员全体及中国前途而来，吾辈对之真不胜欣慕云云。于是众皆鼓掌，请马先生起而演说，演毕，众大拍掌，欢声雷动。徐君公勉复致话别语，大致谓：吾社本部既迁往上海，不可无人为之经理，公勉既承诸公推举，在职一日，当尽一日之责任，日间将与马先生同返上海，其留东一切事宜，深望诸君各担义务，同兢兢于国利民福，以务达本社之目的云云。语毕宣告闭会，于是职员社员与马先生饯别，并摄影以为纪念。”（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社报《政论》第三号页一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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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先生给蒋观云、徐佛苏和其他社员的一封信里，讲到马氏对于国事和党事的态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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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先生已到，此公之持积极主义，（觉顿言与之等见此公后五体投地。）其勇更逾吾辈。今日与畅谈一日，已承许以全力担任社务，此真吾社前途最大之幸福也。土曜日此间在中华会馆开欢迎大会，大约来木曜或金曜必起程来京，届时当沿途以电报告。到新桥时，当以职员全体出迎车站，请稍预备可也。”（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致蒋观云徐佛苏及社员诸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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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闻社成立后，立宪派党势大张，及马相伯抵日，到处欢迎演说，声势更盛极一时，因此引起反对党的妒忌。十一月十二日，梁兆南给先生的一封信里述横滨欢迎马氏的情形和反对派示威运动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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