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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徐佛苏给先生和麦孺博的信里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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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因辰丸事，曾共拟一电上粤督。此事弟原看得极重，加之前日君勉兄又来一电，促社友筹议对付此事之法，故粤电万不能不即打也。其电文各报已登录，一方面弟欲多作数文登《舆论报》。（《时报》挂日牌，闻不便攻击日人，楚卿面云。）此事两公果有何见？弟以为辰丸应捕收无疑，非徒凭国际先例，实吾国与各国通商约章，凡遇洋商运贩军火，照例没收，故捕收之方系实用约章，毫不足别生枝节。惟粤官履行条约之手续，或不免稍涉急躁，使人难堪，如遽下日旗之类。倘日廷始终坚持，则小事将变成大交涉，奈何？”（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徐佛苏《致任蜕两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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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二月十四日，上海《申报》记该社代表参与两广同乡大会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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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年二月十三日，上海两广同乡会开特别大会讨论二辰丸私运军火问题，到者百余人，政闻社员徐君佛苏、范君秉钧代表全社来与会，……范君秉钧演说对付办法。”（《政闻社代表徐佛苏范秉钧二人参与上海两广同乡会集议二辰丸事》，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四日《申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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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闻社本部迁沪后，社务日见发展，当时活动于国内者，除马相伯、徐佛苏、麦孺博外，有雷继兴奋、范秉钧治焕、侯雪舫延爽、黄与之可权、邓木鲁孝可、熊知白崇煦等。此外非社员而赞助社务者有徐子休、熊沅生、向构甫瑞彝等，负责东京社务者，有罗孝高普、陈蔗青介、向淑予瑞琨、张君劢嘉森、彭熙民渊恂、陈高第、陈官桃等。是时妒嫉该社之发展者，在政党为革命党和杨晢子主持之宪政讲习会（即宪政公会），在清廷为袁世凯，其中尤以袁氏为最甚，后来该社的查禁，便是他的作用。现把先生和南海谋联肃王排挤袁氏的几段材料，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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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七日，南海给先生的信里面除讲对付袁氏方法外，并提到整理广智书局、《时报》和海外事业的亏累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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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腊杪至今，为商务事累几呕血，刻下头痛肝痛，无聊甚。得十二月二十七日书，稍为开解，强病一一复如下：（惟又闻苾老[1]之痛，陈祭哀痛，昨日祭易一[2]，明日祭苾老，祭文当寄其世兄。公度序文当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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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言此间事，一、张孝前后借去十六万（华数），其万二千五百（美数）乃做股，为养学生者，以此我，后再借附充一万，彼借四千，亦我手。其余十万则铭三先后（无我命）误借与之，（季雨本知其奸，亦徇情，可怪。）至今利息本钱分文不能交，亦不养学生（皆扣借款），今得芝埠年结，竟无借入二万四千之数（华银四万八千），是其私吞矣。铭、雨二人，擅借巨款而置之不理，可恶已极，若谭盗则更不必言，刻拟布告，又拟控追，拟作欠公学款而抄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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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庇能米绞事，黄公祐擅以七万借与蔡某，而不立欠单，几至十余万全倒，与鲍炽各携妓，亏空万数，自擅开酒楼，而擅支烧数部，今派介叔查，公祐亏八千，此事由镜如多返澳委权信任所致，实镜之大罪也。介请十一万以金赎之（如不赎则前十余万尽失），今一文不能交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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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墨事全借电车，而黄宽卓、黄日初二人争权，皆欲自办，以得其佣金数万，故经年余一图不得，至今四月期满，则墨官取还，危甚。假令不误而需款数十万，皆为谭庇牵去，贻累港局。汇兑不同，腊杪港局几倒，极力救之，而电车大款可忧，商墨两事息又须十余万，大局岌岌。万一不能办，全美大哗，保会溃散。适遇李福基任墨事，一月有数十函电追款责骂，且告加人而合哗，又遇广智停息，加、美交哗。倘使二黄不拖延时月，则我去年可游澳，必得十余万，以弭此案，又为彼所累，无术对付之，大事遂几为数人所败。美银行倒，墨事大差，地价减下，至每博洛仅得五千，计待电车成，可得万，故今决不可卖，且福基在墨，更不能动。故我每得电函嗔怒（积久数月），遂以生肝疾，起头痛（甚剧）也。八九年来，危险未有此极，否则济汝大事，未必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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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袁劭[3]反谋，诚非常之大忧，离庆[4]乃第一策，此如戊戌吾欲离荣庆事，惜樵野不敢行，致败。今未知所托之人如何，并在世续前行之诚佳，但其人须能常出入王公间，恐汝遣之人，未得其才地耳。（吾已知其人，地位似尚欠，才则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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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5]乃名士派，亦与端方等，未必能任重大事，但彼已交亲，借彼怒怨，以合王公，终胜它人耳（闻泽公[6]颇厚重有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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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良[7]（何不设法用之）则吾见汪大燮（前英使）、孙宝琦（今德使）皆极称之，以为满人第一，且有心于上，最有才魄，诚可深结。所来方略与吾所闻，分毫不错，是在办事之人能行此方略否耳。投马玉昆为后图，甚佳。但亦问其人才如何。闻马曾劾袁，是否？若果尔，大可行。所言方略，能联二邸、三相以行间，计必可成，否则兼布谣于内监，亦足惧那拉。吾则专问此人才地（盖方略不难，而难于人之才地也）。吾内计汝共密事之人，无此贵人，若布衣志士如若海者，恐太微不能交通诸贵也。苟无人才无地位，虽有绝妙策，亦无可施，今先在外多开窑公司，以为之地，但恐缓不济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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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此大事需款之多，诚不待言。汝处总持，苦不可支。岁暮售墨地，必可得十万，然今真无法，甚恐因此失机。今美中（迦埠）收款员梁文畅（伯隽兄弟），弟曾见之于伯隽婚时，此人不笃实而甚才，其权甚大，弟可令一人专以党事告之，铺张扬厉，令其转示各埠，必有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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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急售古董一事，吾欲运还美估之，惟芝埠酒楼无一人主持。季雨少怨，望置不理（开口必须全权，而全权实不能与人），否则可筹一款。陈宜甫本派此事，若能促其还美主持，甚佳。大同译局李乙舟今在芝楼（仲策所荐），未知其人可用否耳。再不得已，则只得将墨地以贱价出售，筹二三万，如此则尚可行。然今保会甚震动，恐失此则无基耳。至中、南美无可筹，亦不能往（吾去年欲往而大禁华人各该埠止吾行矣）。所请月拨二千，则吾可任行，已令港月拨千五百，学生月四百则由纽拨。惟自九月以来，连港六千五百，纽一万三千与吾四千，已共二万四千五百矣。若按月饷，则已支尽至今年冬腊矣。吾除夕四千，原竭吾此间费用（后闻纽汇拨作云樵官费），然汝急如此，又开《江汉报》，安得有余以分云樵。若已汇云樵，可罢论，否则此四千即作月费，而令港月拨一千五百可也。此外望美中多得款，吾随时指拨，如常费则以港为实，以此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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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留日学生当续派，可于秋间行之，吾竭力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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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智事，哗不可言，若再派息，更无术。吾今决令铭三暗行顶股。前年已令季雨暗行，惜雨太谨，谓恐震动大局，今吾密令铭三坐收。芝楼月入（即擅借与张孝之十万）计每月溢千余可收。广智五六千之股本，汝可频促之，今加属砵属因此月捐不收，诚为急事矣，故虽紧极而无可忍。至汝忙极亦当自爱惜，不必再编《中国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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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报》除癸年经拨七万外，甲年拨捐款约二万（又借广智二万两），乙丙年皆过万，丁年一万，计合十五万（墨银行代出五六万，苦极），外另代交息（三年）三万余，合共总在廿万左右，无年不请款，似此实不可行。要之无论勉攻真否（已得勉书），亦必须派人总文字权，更须派人管账。（以廿万之款无不足之理，弟自明之，何待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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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所忧在款，吾所忧在派管账人也。一派管账，则无遁情，虽接济亦当勉强。某人有书来诉，谓人多谗于汝，汝大为惑，今所投命归心者在我耳云云。吾为一切之长，若他人与人得罪，犹不生心，若为我摈，则与本党永永反对矣。彼既知沪中人多攻之于汝，汝不妨派一管账人（派挺之可也，派擎一查数），若文字人亦由汝派（否则文字人由我派亦可），彼稍怨畏，吾作不知，乃抚慰之，则可两收其用，而彼亦不至有他。吾谓此可行，派孝实总文字亦可，不必定在博也。但一收账权，即可为所欲为矣。早一日，易办一日，可速为之。（吾欲派管账人久矣，因恐生大波，故不如汝派。）吾本欲在德国买一大机，价不贵，每时出纸数万，以款事未得人，故止耳。今经大事后百事皆易，惟托款无人，稍有知识，即不可靠，吾以此畏缩。商事已在别纸，以广西樟脑之大利（必须派人学造之），而吾津津数年，港局尚无人能办，今吾决欲停办（因无一商才，必败）。商务欲俟墨得利后，一切股本交还，惟留一二，或可补救，汝于意云何？天下无人才，万不能作一事，而商才与忠信尤为吾党所乏，如用一惠伯（汝当时请吾用之）即亏渔票酒店七万，尽加属九年之所捐，不足惠伯数月之所掷，抑可见矣。全会人才稍可（总持）者只章轩、宽卓二，然二人皆私心好利已极（宽卓割星公地十四博洛），若以全权付之，徒以吾二人之身名便其营私，他日仍供人骂，故无可卸之任，不如归还大众也。但无商款，则无可借，惟欠款甚多，以此为难耳。道远望书，必多书来，办事乃易，即如此书可值数万全〔金〕，（以吾关切，而乐于设法。）否则前四千，亦令拨云樵，可见。此问春祺 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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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西文住址，不能汇款，可写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七日康南海《与任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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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月间，先生致南海先生书，言联善耆打击袁世凯和荐汤觉顿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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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邸日盼觉顿往。昨日土尔扈特王来谭，（彼返都月余再东渡，来访于村居彼在都即主肃邸也。）言都中事颇悉，大约联诸刘以御王氏，自是不易之法，然敌势方日张，胜败正未可知也。（肃邸侦探布满，有言爱妾亦为敌用者，可叹！邸自言日坐针毡也。）今最急者，当为觉顿谋一官，使得安居都中，而不招忌。而现在经济如此之窘，真不得了。都中出一《大同报》，为旗人所设，办事皆吾社人，社中亦荐人（旗人以外之社员）为之主笔，然其经济亦甚乏，后此尚当思所以济之，不然，将失此势力。又今年六月，社员卒业归国者，殆数百，除分途设法荐往各幕外，仍须谋有以聚之，则上海编辑所之设，又万不容已。今款不继，百事皆将瓦解矣。港中每月一千，至今不肯拨来，非先生严饬之不可。美中卖古董事，宜早谋之，不然此十万金掷之洪水，至可惜也。”（光绪三十四年三月《致南海夫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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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汤觉顿致南海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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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肃邸纯为帝党，自戊戌以至今日，宗旨坚定，经千曲百折，曾不少变，于贵胄中诚为仅见，徒以平日不修边幅，好下交处士，往往受人指谪。去年项城入军机后，其他〔地〕位颇危，谨乃能保。自经此番阅历，甚能改从前之态度，接人发言，都极慎重，于吾党最为亲信，其接见弟子，极能以诚相待，非重弟子，实重吾函丈也。据言上实不病，即宫中事，渠亦布置妥帖，一旦那拉死去，必不致因他变而累及圣躬。且言前接函丈所赐书，属彼以此事，渠极佩服函丈，远在海外，而虑事之周，至于如此，诚感叹无地云云。此人他日纵不能得政权，（有醇在，肃或不能不稍逊一筹，然亦难言。）亦必占一重要之位置可勿庸疑。吾党今日得此人而联络之，天所赐也。”（光绪三十四年三月汤觉顿《致南海夫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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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月间，南海先生复先生和麦孺博书，里面除论攻袁问题外，并讲到广智书局事，引起党事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