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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汤觉顿致南海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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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肃邸纯为帝党，自戊戌以至今日，宗旨坚定，经千曲百折，曾不少变，于贵胄中诚为仅见，徒以平日不修边幅，好下交处士，往往受人指谪。去年项城入军机后，其他〔地〕位颇危，谨乃能保。自经此番阅历，甚能改从前之态度，接人发言，都极慎重，于吾党最为亲信，其接见弟子，极能以诚相待，非重弟子，实重吾函丈也。据言上实不病，即宫中事，渠亦布置妥帖，一旦那拉死去，必不致因他变而累及圣躬。且言前接函丈所赐书，属彼以此事，渠极佩服函丈，远在海外，而虑事之周，至于如此，诚感叹无地云云。此人他日纵不能得政权，（有醇在，肃或不能不稍逊一筹，然亦难言。）亦必占一重要之位置可勿庸疑。吾党今日得此人而联络之，天所赐也。”（光绪三十四年三月汤觉顿《致南海夫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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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月间，南海先生复先生和麦孺博书，里面除论攻袁问题外，并讲到广智书局事，引起党事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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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博二子：得书悉。□□情状，语语深中，不然何至媚外至此。今凤山[8]不西，盛怀[9]内召，或有转移耶？彼虽谍探宏多，若从宗室，满人下手，攻之亦不难，彼实在嫌疑之地。老妪阅事多矣，极少信心，中之至易，是在所布置之人才耳。鲁难未已，则以聂政行之，亦不得已也。楚甚恐之，力主勿大办。惟今之资政院已开，各省会政党争出，迟则各有所主，以是为忧。彼等当国，断无开禁之理，是以进退维谷也。今先其大者，自以倒劭为先，然乘此各省哗争路捕之时，莫若合为一体，自必江粤为魁。所合各省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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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争外交为名，请凡外交之事归民间担任，由各省举代表一二人常驻北京为外部议员，从议员公举一人为议长，即请简为尚书，否亦为会办大臣，其有决裂之事，由民间任兵筹饷。如此为题，合十八省要请之，如此既可隐开国会（今日必不能速开议院如此已偷来），明拒外侵，既大得民心，必能大集人望，于国事必有益。但此权（党魁）必在王文韶手耳（马相伯名位恐未能领袖也）。否则岑春煊乎？此事可行否，可酌之，勿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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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岑可深结，或以岑领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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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智（停息）之事哗怒不可思议（广智尚有多不妥事），加中三埠尤甚。既大骂汝，（凡百数十函，本欲收拾寄汝，计汝已知，不复扰汝心事矣。）因攻我■迫不可闻。福基似发狂。汝又前误（汝亦大披露矣），有《新民报》事复函，致为口实，吾无可解，以其语太甚，不能不盛怒责之，然恐其决裂矣。惟不责之，其语无状，动云自立，甚难闻之。广智事实吾党理亏，不能不了之，明甚。决意大顶其股以了此。汝欠《新民》款若干，亦望告我，俾设法了之。福基等大怪汝数年不通书。吾虚与逶迻，事事复之，彼又字字诘难，答不可胜答，又复布告，真难与处。疑心既起，无一事而可，抚解皆穷，彼既久不缴款，又日议加属自立，广智余波一至于此，可不慎欤？为此密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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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浑（始于加，亦败于加，后此恐日为彼扇动，而河内尽失也）内地好消息，可多以慰加属人。”（光绪三十四年康南海《与任博二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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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七日，先生致南海书，报告汤觉顿在京活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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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顿从都中最近来书，谨呈览。中所云良乃臣者即良弼，乃宗室中最才者，而革党恨之最深，日思中伤者也。刘伯刚为第一次学陆军毕业之人，亦一血诚士，得此二人暗中主持，诚可喜也。觉顿约于三四日后便到此间，届时面述一切，细情当续报。孔希伯从广西有书来，所述多要语，俟觉顿来后，与之共阅，乃寄呈请训。大约坚帅[10]不满于云樵，而欲牵觉顿往桂，第觉顿顷所负荷如此其重，岂能舍三韩以营巴蜀，如司马错所论邪？惟桂中顷无人去，致可惜耳。君勉在南极不得志，不图革党势力在彼竟猛进至此，想君勉别有禀矣。勉意忽欲弟子移住南洋，此奚可者，第南洋固亦不可放弃耳。绶卿简暹使消息，现未碻，但亦可望。鄙意今日首辅非贿不行，欲将前此在欧所购之晶床献之，以为索偿之左券，统俟觉顿到商，如以为可，请专行之，不待命矣。”（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致南海夫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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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徐佛苏在他的《梁任公先生逸事》里，对于密谋倒袁的事也有一段很简括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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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社于丙午[11]年秋成立，后即派员归国，分赴各省，各界签名预备向清廷请愿，速颁宪法，开国会，声势颇振。清大吏窃恐人民要求立宪后，准拨两难，急欲事前中伤之。又值康先生有为自海外秘电某当道，请劾奕劻植党揽权，及外间有康梁秘联粤督岑春煊谋倒张之洞、袁世凯之谣，于是袁党力促张之洞奏请清后举发康梁乱政秘谋，张氏甚恐留日学界鼓吹立宪，为康梁所利用，乃毅然奏请解散政闻社，通缉首犯，而清廷谕令即下。按政闻社被封禁时，系丁未[12]秋间，此时社址已从日本迁归上海，租宅于英租界大马路。”（徐佛苏记《梁任公先生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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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袁的事，马相伯也极力主张，他在给先生的一封信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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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谓得京信，湖南请愿书上，复恐将立宪律继报律等而先颁也，故请愿书应如雪片飞上。然个中要义，一贿，二丸，徒恃口无用也。一则已蹈险为之，约定书中要义要言如数，则大大衍亦如数。张君真可人哉！第二则一丸送土足矣，而皮党竟为土党参利用可恨。粤所主持者，沪将以口不以笔，盖势则然也。大士每以难不见谅言，而不悟其难也，其自造之，恃一不读书之土头，将何事而不难耶。张又谓京信有先去小土意，而复出大土于辽东，恐将予以根据地也。”（光绪三十四年马相伯《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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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碧泉尔音是政闻社一位重要职员，袁氏为摧毁政闻社计，曾有招致的计划，但是徐氏至终未往。彭渊恂在当日给先生的一封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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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泉北上及北京支部两节，关系甚大，殊不可轻率取决。恂意，袁以阴险诡诈闻，其于碧泉，决非谓其有奇才异能，诚心延致之，不过欲借以探本社消息，图所以摧折我者而已。我欲窥其秘密，决不易得，因彼固以政门社一分子视碧泉，必一切皆不使之与闻。且袁之秘密，其大者固已昭著，为有目所共见。吾党力能排之，直排之可也，焉事再探侦之？且本社于闽、蜀两省，所恃惟碧泉，即江鄂等处其交游亦多，如一旦北行，虽彼若何忠于本社，决不能身出运动，即欲以一纸书说之，恐亦碍于所处之地位而不可得，吾何必弃一有力分子，并弃闽、蜀数省之经营，以希望此不可得、不必要之结果也。支部之设，在网罗人才。现在能于北京活动者，多甘受政府之网罗，而醉心仕宦者。吾辈不揣冒昧，欲于彼处有所作为，是真与政府争人才。以今日北京之黑暗，虽他党无特殊障碍者，犹恐不能存立（如雪舫述熊铁崖之不能长居北京），我乃直撄其锋，殆恐其不我仇而自挑战也。吾党方略，惟有潜布势力于民间，待党局大定，而后直捣北京，在现时但可以个人关系，暗联络其有人心者，俾为他日之声援。果有确能为本社尽力而急思有所建树者，尤当顾惜之，阻止之，不使败露，以俟党势之养成。先生盍商之上海诸人何如？总之，恂所主张，现在党势脆弱，地不过一隅，人不过数百（严格言之实只数十人耳），曷堪摧压，惟有极力避之，决不可骋一时理想，以招人忌克，而自取败也。此间近有以排斥袁为辞，而非难本社者（多举《时报》及马先生之言论以为证）。其所主张，皆谓一旦袁倒，现政府中无能继起负责任者，政闻社排之，是惟计己党之活动，而不顾大局也云云。足见国民于袁之希望心尚未能纯然断绝，吾党于此时决不宜稍露形迹，不然，他党将居为奇货，以排我也。”（光绪三十四年彭渊恂《与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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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南皮方面，政闻社不但没有谋倒他，且有联结他的计划，彭渊恂在给先生的另一信里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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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晨晤蔗青，谈及程君于本社甚表同意，并力任婉说南皮，（以得其赞成为止。）并谓南皮入京之目〈的〉在速立民选议院，以庆、袁反对甚力，志不得遂，乃主张先设谘议局，意谓此举一经成立，不久必四方一致，而为国会运动，则其结果自能良好。其定该局章程，颇费苦心，隐含有监督行政长官之权能。故南皮深恐一般人民不解其命意深远，膜不经意，极欲各新闻杂志有以引伸其义，而鼓吹之，居常每以未得一机关新闻为憾。若《大江日报》成立，彼可借此说其提携，且云欲函致或一见先生，得详陈其关于谘议局之意见，以祈大力提倡。吾党得此公于南皮处为力，诚大好机会，故恂已切央蔗青、抟九等力与周旋。但均谓必得先生一函乃能见重，且以使其与先生直接。务祈即日书寄蔗青转达，为至祷。”（光绪三十四年彭渊恂《与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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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速开国会是政闻社进行各事中一件最大的事，是时该社社员在国内之活动，颇形积极，而尤以运动签名请愿速开国会事为最，这是惹起清廷大吏妒忌的主要原因。二月二十三日，张君劢嘉森致先生一书里面讲该社运动请愿速开国会的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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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期成会事所运动之省份，以吾社为独多，而总共人数尚不满万。（安徽六七百，山东□□，湖南二千余，江苏现所签者不过四五百。）此间社员觉办事人于此方面并未注意，故此次甚望多得一二万人，为一极大之请愿，以雪吾社不能活动之耻。前在神户所谈，谓合广东西两省，得万余人尚非难事，则函致粤中时，必须得一极热心、极有力之人运动此事，以必达此目的而后已。此最东京社员所希望者也。（徐君勉先生通信处乞示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张嘉森《致任公蜕庵两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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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二日，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电请速开国会，以二年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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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政闻社便以该社全体名义致宪政编查馆一电，请限期三年召集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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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宪政编查馆王爷中堂军机大人钧鉴：开设国会一事，天下观瞻所系，即中国存亡所关，非宣布最近年限，无以消弭祸乱，维系人心。且事必实行，则改良易；空言预备，则成功难。凡事如斯，岂惟国会？近闻有主张十年、二十年者，灰爱国者之心，长揭竿者之气。需将贼事，时不我留，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国会。宗社幸甚，生灵幸甚。”（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五日《申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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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该社自去冬以来计划开办之《江汉日报》和江汉公学，这时以经费无着停止进行。侯雪舫在二月十二日致先生书里，论开办报馆的困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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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日报》非得确凿巨款不可冒然开办也。延爽初以为汉口诸凡较沪上节省，今驻久两下比较，始知房舍用费一切比上海昂贵许多，其与上海平等或少廉者，柴米之琐屑而已，其房舍费、应酬费、用人费，皆比上海超越甚多。况吾报社又带有政闻社支部之性质，则他报馆所无之酬应费，吾必不能少焉。房舍应酬已立于应缩小不能之地位，而报之有价值与否，则视主笔与访事电报数者。主笔吾社虽甚足，而访事与电报若撙节过甚，则仍难出色，不能餍阅者与诸社之望；毁谤之书必且丛来；然则外形与内容皆有不能不多费之势。初议欲比《时报》规模缩小，今实立于万难遇事缩小之地。而开办费只吴君觐堂所捐之万元，闻购机器已耗去四千，下余六千，尚未兑来。昨与楚青细商，开办费至少须三千元，以后每月须两千元开支，是除去开办费之三千元，余三千元只足月半粮耳。倘两月后股金不集，将奈何？今欲为稳妥之计，先租一事务所，安顿机器与人工，俟连招股共有万元或至少万五千元时，然后再租大房，定期出版，方不至竭蹶。此股金须先自社员从速交纳，若招外股，恐非出版后不能得也。此延爽与楚青、佛苏诸位筹度再四，非此不可。若孟浪开办，毫无确实来款接济，出版后必有大忧。”（侯延爽《致梁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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