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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危急，极于今日。举国稍有识，稍有血气之士，佥谓舍国会与责任内阁无以救亡，尔乃奔走呼号，哀哀请愿，至于再，至于三，于是，资政院全体应援之，而有九月念六日之决议上奏，各省督抚过半数应援之，而有九月念三日之电奏。旬日以来，举国士辍诵，农释耜，工商走于市，妇孺语于闾，咸喁喁焉翘领企踵，庶几一朝涣汗大号，活邦国于九死，乃不期而仅得奉十月三日之诏。”〔《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上）第一四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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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会请愿运动发生以来，先生就极端表示同情，所以除暗中主持和鼓励外，在言论方面尤积极赞助。国会请愿同志会二次请愿失败以后，先生曾撰两文：一篇是《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国风报》第十七号），一篇是《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同上书第十四号）。对于国会必须速开之理由，不速开之危险，和政府诸公无理阻挠之失职各点，讨论非常详尽。此外先生尚有《国会期限问题》和《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两篇文章，也都是讨论国会期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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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佛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里记先生赞助国会请愿运动的经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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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来京二三月，各省谘议员多数北上，集议如何促进立宪之法。于是议决：（一）联合全国谘议局及各界民众，呈请政府废除立宪年限、立即召集国会后，再由国会协订宪法。（一）由各省谘议局议员筹款创办一日报于首都，并推定余为请愿国会及日报之主撰人。于是梁先生精神大振，深信今后大可接洽全国议士及优秀人士，灌注其政见学说。而常由余向各议员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黄远生诸先生通简论政，联络公义私交。嗣后《国民公报》发刊，先生于开办数月之内，每三四日平均寄文一篇，畅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言论精透，胜于《新民丛报》。盖出版伊始，余即预求先生赐文提倡，并约定报中论文应贯彻《国民公报》之名实，专对国民发言，而痛除并时报纸上两种积习，（一）不对政府及私人上条陈，（二）不对革党及他派下攻击。梁先生非常奖许鄙意，故能〔疑衍〕赐稿均能开导国民宪政上之智识及兴味，而《国民公报》遂为立宪运动之大本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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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自就立宪政治发表数文之后，各省优秀人士，群谋与先生订交论政，信仰倍增于平昔。先生尤乐对人平等博爱，往返通简无虚日，新交渐多，先生并常募款补助报业。在此庚戌辛亥年余之间，系先生与国内人士通函论政最多之时，亦即先生于戊戌变法后，最为欣慰之时，亦即余爱戴先生最笃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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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公报》于己酉年发刊之后，一面利用排满革命之暗潮，痛诋清政而鼓吹立宪，（查此报之言论记载，不仅无一语诋及革命党人，且余之报中文字，常因有左袒革命之意义，致招公私两面人士之质责。）一面即以报社作各省议员及请愿国会团体之会场。当时团体之坚，民气舆论之发扬，足以揭破清廷之昏暴，引导民众革命之激潮。故孙洪伊等代表首次呈请速开国会时，清廷即下谕旨，承认对于筹备立宪之期限缩短三年。此为吾国历史上以平民姓名呈请君主颁行大法之创举，亦即清廷发布明谕承认平民干涉朝政之创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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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梁先生仍不满意清廷缩短立宪期限之举，曾函勉余与孙洪伊诸君，谓吾辈同志为预防全国革命流血惨祸起见，劝告各省法团向政府和平请愿，此原系至缓进之法。不料吾辈要求声嘶气绝，而政府毫无容纳之诚意。然吾辈何颜以对国民及各省请愿代表，并何颜以对激烈党人乎？故今后仍当作第二次、第三次之激进请愿，不达到即开国会之目的不止。余等闻先生之主张，至愧至悚，孙洪伊先生更有血忱义愤，百折不挠，乃复领袖法团继续请愿。及第二次请愿书留中，孙君更愤。其第三次请愿书中，措词则甚激昂，略谓：政府如再不恤国民痛苦，不防革命祸乱，立开国会，则代表等惟有各归故乡，述诉父老以政府失望之事，且代表等今后不便要求国会矣等语。窃按末次请愿书措词如此愤激者，其言外之意，系谓政府如再不允所请，则吾辈将倡革命矣。更不料清廷因此震怒，立下明谕，勒令代表等出京还里。各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此种秘议决定之后，翌日各省代表即分途出京，返省报告此事。然清廷毫无所闻，方幸各省请愿代表已经出京，则中央政府仍可苟安无事矣。”（徐佛苏《梁任公先生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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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注）“窃溯昔年请愿国会之始，余与孙洪伊诸君于请愿团之外，并已组成一宪政团体，名曰宪友会。梁先生始终与闻其事，且于会中多撰论著。此会之组织系以总会设于北京，分会遍设于各省区，总会设常务干事三人，各省分会各设会长一人，均由总会会员选任之。当时选出总会常务干事三人，其姓名：徐佛苏、雷奋、孙洪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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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分会会长大半系就各省谘议局议长选任之。其第一次选出之各省会长，约有十余省，就余脑中所能记忆者，其姓名：直隶籍忠寅、河南方贞、山西梁善济、奉天袁金凯、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闿、四川蒲殿俊、江西谢远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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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按宪友会之性质，第一步系欲团结各省议员及优秀人士，一面对政府呼吁，速开国会；一面对民众培养运用宪政及自治之智识。第二步系拟俟国会成立之后，即以此会充任政党。此种组织及性质甚为精密及远大，故开创之始，加入之人才甚多，声光日大，实为吾国创见之大政团，而有督促清廷，速办宪政，及培养国民政治上之智识能力之潜势力也。”（徐佛苏《梁任公先生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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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运动开放党禁的事，从夏秋间就开始进行，主持其事的是先生同学潘若海、麦孺博、长寿卿。（“长寿卿最为重要之人，若海至北京寓碑塔胡同长寿卿家，长寿卿为神户领事时，与先生往还至密，对于此事，寿卿至为尽力。”——原初稿批注。）他们运动的门径大概是载涛、载洵、善耆等几个人。此外徐佛苏、黄与之、侯雪舫三氏运动于国会请愿代表中，罗杰、方还两氏提议于资政院，而台谏诸公如赵熙、温世霖等也相继上奏。但各方面几个月努力运动的结果，仍然没有达到开放的目的。现在把有关这次运动的几件重要信札抄录在下面，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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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三日，徐勤致先生书，言载泽曾经阻挠开禁事，所说八九月间有一最可喜之事的话，当系对潘若海氏运动开禁事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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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悉。泽公之阻，诚出意料之外，至今内外交困，亦由此也，只有忍耐从事而已。弟观政府之腐败，亟欲为暗杀之举动，以一死了之，尊意以为然否？已将来函寄蒋经可、梁介民矣。八九月间有一最可喜之事，未知何事，甚欲一知之。美洲欲筹款之法，非开禁不可，然此事不易办到，则即将宪友会章程及捐册寄来，以便劝捐入会，或亦可筹一二也。乞即商之。高丽之行亦不可少，能拨冗一行尤佳。”（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徐君勉《致孟远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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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八日，麦孺博致先生和汤觉顿书，所说若公就是潘若海，锡则不知何人，北事即指运动开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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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事若公当有报告，想知其详。雪[18]款本约以六月初旬至，届时渝约，当有变动。此间两电促询，得渠复电云，防三个月乃有。似此，远水不救近火。前日得若公电，言锡已入都，催取此款，焦急万状，若已与锡有成约，而雪款不时至，则不特失信，且恐失机。港地又未能即售，前月已虑雪或不能如约，先与师母商，请其设法。曾得复书，谓当竭力筹谋。前日得若电后，即电请其速筹，今日尚未得复电，未知彼处有可筹措，应北急需不？邂逅不如意，则直是束手，仰屋无聊。窃计东中隈公前曾有慷慨之言，则公往假万金，或亦可得。以不名一文之人而贷此巨债，自是险着，然舍此以外，更无他途。已函若与商，倘锡久留，事可徐谋，则可勿行险；若机紧事急，锡又不可久待，则不可失此机会（港不能如意），请公冒险谋此，已属其相势见示。公等谓此议可行否，请细商之。如以为可，则得若信后，当即电公等照办。雪书如此确定，则二万之款当不至竟成子虚，惟缓不及事，则虽有如无耳。渠云如事不成，当璧还。明公之议诚不谬，然此事之重而且急如此，止能放胆受之，扫数交北，东沪捱饥，忍死不用一钱，则亦可告无罪矣。至于北中用法，则实难言。若公原议将此物全交锡翁，不问出入，事不成索还与否，若翁恐未与约明，且亦极难约明，止有向龙旗处稍露为难情形而已。他日能如雪言与否，实不敢知。然仆意以为事已至此，安能更有顾虑，止有步步冒险前行而已。原议本老招牌办货，今仍是向从此着手。张易三之议，本是枝叶之言，且亦未有实在办法也。”（宣统二年七月二十八日麦孺博《致沧明二公书》）（“海外党事由南海及徐君勉主持，先生不过连带关系耳。运动开党禁事，亦由先生之友办理，似宜略述而不必详记。”——何擎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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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日，潘若海致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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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上长者一缄，居士必得入览，千金之赠，感荷莫名。惟金屋之营，事体尚远，何望居士买珠胜利，成我好事。此女郎历史甚长，宿缘构于二十年以前，仆亲见其再世，佛家轮回姻缘之说，真不谬也。暇时当为居士详言之。北方事局，前缄略言。顷闻居士在东别有运动，荷老为我言之。昨与荷商，以为我辈既为舆人，当扛助有势有力之人，山公[19]势力毫无，一时造作，大为费力，故不如扛助城北[20]为得计。此公声名才力，在今二樵之外，当无伦比，且又与我辈感情切密，朝气尚新，左右均是吾党，无先入为主之人，一切指挥皆为吾辈操纵，又有现成势力不待造作，凡此种种，皆胜山公。居士何为不思及之。此公素有飞扬四海之志，其所以暂雌伏者，以饷胥不能不仰之于人，若能别有生发则纵步万里矣。闻荷言东中能觅绩拥之人，且为数极大，不悉然否。若能极力得此以为后盾，则事无不可为矣。如有眉目，乞飞电示知。仆与东渡与主动之人面商，事机不可失也。中央变局当在秋末，宜亟预备以待，毋因循以蹈前辙，千万千万！”（宣统二年八月二号潘若海《致沧江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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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日，麦孺博致先生书，所说的“陶”大概就是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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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奉赐书，雪舫至，又奉大教，敬悉。雪舫之行，诚不及料，果能有成，亦一奇也。此间苦追力索居然能得万金，（实出意外，师母之力为多，紫功亦不可没也。）此款港中押地所得，已悉数电北矣。前得若公电，言锡已至，嗣又屡书催促，仓皇万状，今幸得此可开谈判，顷闻陶公亦颇主此议，或一机会邪。未与雪舫言之，盖此种事无论成否，少一人知则更妙，故雪之稔热，亦未与言，渠再东亦请秘之。弟仅告渠，若运动颇有入处而已。若有函来，极不高兴，盖公有书致之，言雪广所云云，而公又谓索然，劝其罢手。故渠颇以责弟，谓公与弟意见尚未一致，事如何能办？欲归信弟等商妥再作道理，大有舍此而生之意。适得款，立电去而以函释之。渠犹有函来云：事倘有眉目，当电弟往参闻其事云云，似此则不高兴，极言事不办则已耳，办则当澈始澈终，不宜忽热忽冷，令办事者无所措手。（若已约锡至，有成言矣，如何能食言中止乎。）至雪广所云云，诚一难题，虽雪所处，亦极狼狈，然总有法可想。不成归赵之说，若岂能自主，且如何能开口与锡言乎，告之何益，徒乱人意耳。若甚牢骚，至谓金钱经手，恐且有疑之者，则渠不能负此重责，则其不快可见。公下笔太快，书词有未及斟酌者，请即函若解释之。”（宣统二年八月十五日麦孺博《致沧江大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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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七日，先生致汤觉顿书，问运动开禁情形，并言与代表团建言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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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得公到京后书，悬情何已。山人[21]所事究若何，能示一二不？果有机者，则公遍谒当道之议，或反为山人所不□矣。惟出名请愿之人，必用外商，不解何故，且本人不到，又谁为代呈耶。在远不得其故，实迷惑。雪舫书言代表团中将有建言者。窃意此亦并行不悖，不审公等谓何如耳。此事最忌阁，一阁动辄数月，再举则与□始等其劳，前事历历可证。故既已疏通，则建言之人，似不宜有所择耳。公所调查之事，大率当以大清银行为主要。此次源丰润事件，能就近有所察否？银值骤涨，几等日俄战时。窃意币局买收生银政策，亦其影响之一（最大原因自在印度）。公有所见，曷不即草一文，寄《国风》耶？资政院似颇体面，或者政治趣味即从此渐进，总算一可喜之事也。日来读书颇多，公当妒我矣。”（宣统二年九月十七日《致荷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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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觉顿致先生书，报告抵京后所闻运动开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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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以舟行极迟，前日始到京，晤雪、佛诸公，粗悉请愿为难情形。连日代表团奔走王侯之门，皆深闭固拒，无一见者，想阅京报已知崖略，故不复赘。仆带来之呈，尚未写好，三数日后仆又须单独出马也。惟有人言总呈中已有日本四埠代表汤某名字，不必单递，亦绝无人肯收，不若合同运动为妙。其说亦是。故仆进行之法，顷犹未决，俟明公议乃定也。然无论如何，请公晤周将军等辈，若有问者，即言仆已极力运动便得，想悉此意也。仆仍别有函与渠等，忽念。兹事且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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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晨若老来，相晤板欢，促膝说至黄昏。此老见解究胜吾侪万分，而其进德之猛，磨练之勤，尤可钦佩。其精警之论甚多，未能备述。此后与若公相见必勤，俟归时再综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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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彼事，近更有眉目。希[22]翁住京数日，昨晤吉广，已允将此事向机房各位商量，即面请东家盼示耳。或尚须外间有发起人，此则已由壮悔觅得二人，惟须吉广辈真有此意，乃肯发，顷间因代表喧噪，必过此数日，方能著手。闻吉广所以毅然许诺者，因数日前银号曾对诸人言，目下外间事势甚紧，汝等宜好好干理，凡事不必尽顾老西面子，亦当为道德留地步云。言外之意，可见吉广杂□□主意，故有此一举也。要而言之，□□是老招牌，所最畏者，彼不受此物，今已受之，必有了文，静听而已。此事虽与吾侪无大关系，然果能成，则自然活动许多。为北江[23]计，尤以此为急耳。此最近差慰人意之消息也。若国事平，则仆敢引《孟子》一语曰：‘终亦必亡而已矣’，奈何奈何！此话又非数纸所能罄，且我辈亦早见及，不过仆此行亲得许多证明耳。故又不必赘矣。要言略尽于此。”（宣统二年汤觉顿《致双涛主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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