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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帆亦无恙，秋老吾当归。归欤欲安适，辽沈指京师。都人逝将去，子归更何为？孰念千圣业，系兹一发危。鱼烂一以及，睒睒群魑窥。昔闻同室斗，匍匐当救之。内审义分定，敢辞才力微？君看愚叟志，太行曾可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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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识恩怨，丈夫忧家国。当其两未喻，相诟以大惑。齐襄九世仇，据乱理斯得。岂闻垂裳治，乃复问帝力。虚器定群疑，譬则星环极。让皇居其所，古训聊可式。愿毋斗困兽，渔人在吾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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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冷黄海风，入夜吹我裳。西指烟九点，见我神明乡。昔为锦绣区，今为腥血场。嗷鸿与封豕，杂厕纷相望。兹栝安可触，弛恐难复张。仰视云飞浮，俯瞰海汪洋。天运亮可知，回向恻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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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亭须磨月，穆穆双涛园。地偏适我愿，栖仰费盛年。我有所爱女，晨夕依我肩。念我行役劳，送我忍汛澜。我已身许国，安所逃险邅。成毁事不期，行我心所安。天若佑中国，我行岂徒然。待我拂衣还，理我旧桃源。”〔《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六十七—六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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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到奉天后，曾接连给梁令娴三书，里面讲到奉天以后的情形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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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二十一日给梁令娴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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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已抵奉天，秉丈尚未晤，（秉丈昨日来大连，已乘汽车到营口矣，忽得奉天急电折回，以电相告吾，即于昨晚乘车来。）须明、后乃能定所向，大约总先到滦州也。奉天情形极危急，恐此书到时，报中已报变象。吾故暂住日本租界内，未遽入城也。”（九月二十一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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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同日给梁令娴第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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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电报所误，与秉丈来往相左，彼今日又到大连，须明午乃能返此（官界中已见数人），本拟先见次帅，因奉城纷扰已极，今日正开保安会，在督署会议，谅不能深谭，不得已仍俟秉丈来，取进止，大约明日尚不能成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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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以来，形势刻刻改变，在东时之理想及沿途所策划，大半不能行，只得临机以应耳。冢骨所以迟迟不入京之故，闻武胜关为革军所扼（王天游之兵），彼不能退，不能进，亦殊可怜。都中虚无人焉，旧内阁已辞职，不管事，新内阁未成立，资政院议员遁逃过半，不能开会，亲贵互相阋，宫廷或尚有他变，日日预备蒙尘。天之所废，谁能兴之，真不知所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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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此行终以见张、蓝二人为主，（若早两日到，在此可以见蓝，彼日望吾至。）二人现皆已入都矣。大约都中秩序，十日内恐必将破，冀破后，能用此二军恢复秩序，与外交团交涉，徐图进取耳。现时所思如此，到京后能否办到，又非所知也。张、蓝闻确是可人，但其部下如何又不可知，安保其不为吴禄贞者。今一线希望，在求保全此二人，保全此二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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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日人非常巴结，今日到站，奉天领事派人来接，派两警察随护，今午已到彼领事馆中饭。顷实无一事，大可以写张猛龙，真闲得人难受也。”（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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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二十二日给梁令娴第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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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大危。昨日以来，接见谘议局员及其他民党不少，厥后细查，乃知其中有著名革党及马贼头目。（幸吾言极谨，令彼等悦服，然危机乃在此。）今晚忽得密报，言军队已议定将图我，——所谓图我者，殆欲拥我宣告独立也。秉丈在大连，发电报数次来，最后又发电话来催我，必立刻行，半日不许逗留。荷丈云已出京（可告汤府），现到大连，与秉丈同居（罗与同行）。我明晨即往大连。行止何如，当续告。”（九月二十二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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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次回国的方针和计划，从上面的材料里面已可窥见其大概情形。惟对于忽然返东的原因，没有详细说明，关于这一点杨维新致编者的信里，曾经约略的提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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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武汉起义之后，吴禄贞、张绍曾在滦州发表十九条，梁先生由日本回国至大连（弟同行），行前与南海有密议，（在船中计划甚多，拟即往见吴禄贞。）到连后知吴禄贞已死，梁大失望，曾往见关东都督，请其电驻京日使，提议由使团设法维持京城治安（恐京城有事变，梁欲即入京也）。是时蒋百里在赵次珊处任参谋长，梁与蒋见面数次，似有运动军队之接洽（详情须问百里）。适汤觉顿、罗瘿公由北京过奉来连，谓蓝天蔚等将不利于梁，促即回日本，因与同船渡日。”（杨维新《记辛亥年任公先生归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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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识吴寿卿禄贞，远在光绪二十六年，这次返国计划的失败，吴氏之死大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先生在没有返国前，曾致吴氏一书，里面虽没有议到甚么，但是推重他的情形，也可以想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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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卿都护我兄足下：别来忽将十稔，相思发于寤寐。乃者若海东渡，同居两月，极道公拳拳相念之盛心。若海目光不可一世，其于论人少所摧挹，而独心折于我公，鄙人用是益以蚤得纳交，自庆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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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国势杌陧不可终日，中智以下，咸忧崩离，然历征我国史乘，大抵际阳九否极之运，然后有非常之才出而拯之，其枢机则在一二人而已。今后之中国，其所以起其衰而措诸安者，舍瑰伟绝特之军人莫属也。由此以谈，则天下苍生所望于公者，岂有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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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海当代振奇之土也，生平所见，舍我公外，诚罕其比，其与鄙人之相昵，亦逾骨肉。今因其北游，辄修寸简，以写相思，书所不尽者，则若海面语也。新秋乍凉，惟为时自摄千万。启超顿首。”（宣统三年《致吴禄贞寿卿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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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出山后不久，他所组织的新内阁便于九月二十六日（11月16日）出现，阁员二十人中以先生为法律副大臣。九月二十八日《申报》专电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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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内阁组织成立，二十六日由清廷批准，总理大臣袁世凯，外务大臣梁敦彦，副大臣胡维德；度支大臣严修，副大臣陈锦涛；法律大臣沈家本，副大臣梁启超；邮传大臣杨士琦，副大臣梁如浩；农工商大臣张謇，副大臣熙彦；陆军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海军大臣萨镇冰，副大臣谭学衡；理藩大臣达寿，副大臣荣勋；学务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杨度；民政大臣赵秉钧，副大臣乌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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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得到此项消息后，即致袁世凯一电，除恳辞法律副大臣一职外，并建议以开国民会议为解决时局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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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宫保鉴：阅东报，见新内阁员以超滥竽，且疑且骇，超庸愚，何足赞鸿猷，备员伴食，于国于公，两无所裨，谨坚辞。深负雅意，无任惭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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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窃欲进一言者，祸变至此，今后戡乱图治，必须视全国民多数意向，虽有非常之才，苟拂舆情，终无善果。传闻道路，谓新政府当主战议。同胞涂炭，岂有未极，何忍更加薙狝？况欲备战力，势且不得不有所仰于外，险象之乘，讵堪设想？公之忠诚明察，当不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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