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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来已告燕及玉甫，燕言既未暇见，请至见之。已略达来意，略谓：两先生与项城同以救国为目的，此来探听项城主意如何，后此两方可以稍为接近，谓甚空虚，至问是否要达到项城？仆谓：此时可以不必。玉谓：甚善，俟稍为解决后再商如何？仆谓：甚善。宪既寓《国民公报》，如京中消息不佳，当挈之赴津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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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言北行事，仆期期以为不可。公一举足，天下属目，生出无数障碍，公但安居须磨，候解决后为活动之开始，不患无事可办。平日所抱宗旨，已断断无丝毫之效矣，静以俟之可也。或谓行事当冒险，若沈几观变，将待到何时，此言固也。然冒险而有万一之希望，则径行可也，万一之望已绝，明之其绝望而故冒之，则何益也。此时南北双管齐下办法，仆极谓然，现在南事计划如何？成效如何？仍望相示，必当秘之。若南事不知，专向北进，必有窒碍之处。”（宣统三年十二月九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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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八日，罗瘿公致先生书，报告北中决定共和经过，并言前所谋划均成过去，最后所说蒙王公发电的事，发生于十二月初旬，该电属实，惟事后该王公等因环境恶劣未敢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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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来共和政体已决定，君主议论已渐灭无余，京中报馆并改变言论，所尚持君主论者，仅资政院议员所开《民视报》耳，仅数百纸，不足轻重也。日日言发表，终未实行者，或言大纲虽定，尚有细目待磋商，南中未全见之，故或言太后虽已默许，仍待臣下决议，屡议皆含糊而散。项城必欲出诸众人之口，而众人皆不肯开口，故至今不能发表。再有一说，诏纸已备好，盖宝交到项城之手（袁部分之人不肯认）。项城挟以为与南磋商之据，已电知孙氏，此说最近之。所称日日发表者，非无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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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君共和’名称，长者创之，成为一种议论，袁辞爵折，竟以此名词入告，已奇矣。近日报中常发现‘虚君共和’字样，谓将来发表为虚君共和。其字面则同，其内容绝非，盖宣布共和后，仍留此虚君号以存旧君名义耳，非虚君共和政体也。不意长者费多少心血，供他人涂饰耳目之用，至可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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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民日报馆，仆日到照料，本无碍。日前佛苏赴津，病不能来，而都中有一种议论，谓共和发布后，旗人恨极，往焚报馆杀人以泄愤。另一种谓暗杀党，列君主党名数十人，必尽杀之，佛苏名前列，其所亲函嘱勿来京。则宪在此究难安然，是以劝其赴津，渠在此亦无事可办。大局已如此，亦断无可商量之余地，只能待大定后，另谋组织耳。前此所谋皆成过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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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电遍查诸蒙王，均云无有。那王接复电，殊诧异，后闻有人在津所发原电，刊《大公报》中。尊复电文未得见，如仅属与佛苏商量，尚无大毛病；如著议论，则太不妥矣。发电人是何用意，不可得知。此后宜十分慎重，万勿径行发电，恐彼党假冒，得公等凭据，以为攻击之具。尤甚者，电招公来，施其暗杀，不可不防。此时宜持十分稳健之态度，万不可妄动。试思须磨所策划，均以为完满，一出发后，机局全然更变，无益费精神，亦大可不必矣。”（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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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二月初六日（阳历一月二十四日）蒙古王公那彦图致先生电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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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梁启超君鉴：先皇下诏立宪，今上颁布信条，既为立宪之君，当食立政之报。民军主张共和，排斥君位，欺人孤寡，攘夺非分，稍有人心，能不发指？公倡议保皇，热心祖国，内外蒙藩部落，俱表同情。既因君位存亡，危在旦夕，请公等速归，共筹匡济之策，亟谋寻〔疑作‘对’〕待之方，失今不图，悔其曷及？扶冲主而慰先皇，唯公是赖。蒙古合境上马，愿执鞭□以从。盼速电覆。并转致南海先生。北京蒙古王公那彦图等同叩。”（民国元年一月二十四日那彦图等《致任公先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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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九月归国的计划失败以后，于十一二月间尚有两次打算往沪和入京的计划，不过至终都没有成为事实。这次本着“虚君共和”的主张与国内各方面的联结运动，虽然费了很大的力量，但是到十二月中旬南北议和成功，清帝准备退位的时候，终于再告失败。关于这几个月的行动，先生和南海自然有他们一贯的计划和主张，但是党内的同志除极少数外，便有很多的人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譬如九月间党禁初开时，就有人主张赞成共和；以后从十月到十二月间，便有人主张应当从速出山，借谋发展的；同时亦有人主张养晦以待，徐观后变的；此外有主张联袁的，有主张联黎的，意见就更纷纭不一了。现在我们为明了当时该党内情起见，再把这一类材料摘录几篇在下面，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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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四日，徐君勉致南海先生书，劝勿再言存清，并言宜用兵力发展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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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大人：侍者弟子到舍路二日，今日往砵仑。舍路或可得日银千元，俟到砵仑如何，然后一并电汇来就是。顷十八省已尽行独立，上海已有各省代表齐集，组织新政府及民主宪法。满人气运已绝，若复抗舆论，存皇族，必为全国之公敌矣。美洲则人心更主共和主义，乞切勿再倡存皇族以失人心，而散会事。吾党向无预备，致为他人捷足，党势顿衰，无如之何，乞即运动唐翥臣先生，图琼州，据一隅以观天下之变。并用林承先招生番练兵，以进取中原。今日惟有兵力乃可有势力，有势力乃可有发言权。乞速速图之，勿为牛后也。孟远北上必难成，且甚险。”（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徐君勉《致南海夫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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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二日，海外同志余表进等致先生书，劝其积极以图，不应依违困守，因人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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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自武汉肇祸，天下披靡，旬月之间，各省纷纷独立，势成土崩。朝廷震惊，解除党禁，有起用先生为国务大臣之说，闻先生束装就道矣。道出东省，马贼欲拥戴先生，先生遂遄返东瀛，不欲身履危地，有坐以待时之意。同人逖听之下，疑虑交集。近复得见先生致袁世凯电文，似有见时事之难，不欲出而任事。揆诸当日救国之苦志，党事之热诚，壮心何遽消灭？同人忧之，因不能已于言，用敢冒昧为先生一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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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才略盖世，尤富于政治思想，古今中外，无与比伦。方天下多事之秋，正赖先生出而谋苍生幸福。海邦久处，十有余年矣，时会未逢，故无所借手，而此心未尝一日忘中国也。同人等组织同志，力为匡助，冀达先生救时之目的而已。现今中国风云四起，正豪杰有为之时，先生不尝云乎，英雄造时势，时势亦造英雄。虽不能为造时势之英雄，亦当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岂俯仰依违，因人成事哉。使先生而在隐者流，则肥遁鸣高，斯言责耳。如持救世主义，朝廷可辅则辅之，国务大臣之任，固如愿以偿也。如不可辅，率我同志自成一旅，弭平祸乱，手定宪法，宏我汉京，则东省马贼不妨利用之，以为干城之具也。若对于国务大臣之任，既徘徊观望而不敢前，而召兵平乱之壮举，又不克为之，但坐观成败，归楚归汉，与时转移。语曰宁为鸡口，毋为牛后，同人等窃为先生不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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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局，响应革党者虽多，然皆虚声恫喝，激成民变，无实力以持其后，可一朝而散也。即以粤省论，新政府绝少人才，号令具文，紊无秩序，骚然不靖，人有怨心，欲克复广州，易如反掌。粤省如此，他省亦可想像而知。先生为海内外人望所归，若能提倡义声，云集响应，十万之师，可刻而集，于整军经旅驰骋中原，召号群雄，息兵争而议宪法，其敢有破坏，举兵诛之，执牛耳而为盟主，岂不伟哉。若舍＜此＞不图，依违于袁、黎两党之间，而为黑〔异〕日进行之策，即使两党需才而用我，而用舍之权，操之彼竖，真足令英雄气短耳。先生洞达时机，当亦所见及此。时乎不再，请愿进行之方针早定，大局幸甚。”（宣统三年十月廿二日余表进、冯杰、伍于政《致卓如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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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四日，吴贯因（即吴冠英）致先生书，主张养晦待时，徐观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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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接大示，知先生仍有远游之志。先生忧国忧民之心，勃然不能自已，如此热诚，固使人不胜佩服。但先生此时出山，最易惹世人之误解，万不容不审慎。迩者奉天之行，外间已纷谓先生将教赵督借俄兵以平革军，沪上及粤中各报攻先生者已累日矣。此时若再有被外人误会之事，使一般人视为众矢之的，群转锋以相向，则不特所谋事将归无成，而于国家亦无所裨，李陵所谓杀身无益，适足增羞，此时之举动，万不可不慎之又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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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谓此时欲举事，万不可不先定名义，苟无名义，必不能号召天下。然则将附和民主共和之说耶，徒事雷同，有为革党所轻而已矣。不然，则仍标榜君主立宪之说耶？夫在一年以前，此说固有最强之理由，今则立言不易矣。盖昔所以主张君主立宪者，谓欲避杀人流血之惨也，今则已杀人矣，已流血矣。将土之暴骨沙场者，不知其几千百，人民之失所流离者，不知其几千万，问其原因何在，则皆由皇室无道所致耳。夫因一人一姓之无道，遂使举国涂炭，今仍欲倡议保全其皇位，其势实不顺。使在古代，犹曰可借君臣之名义，以激起人忠爱之心。今则国家主义大昌，为国而死者，则人乐为之，若夫为君而死，则晏子所谓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况今日又有所谓民族主义之说出焉。故昔之为君效死者，人皆称之为忠臣，今日为君效死者，人则字之为汉奸。夫诚得忠臣之名以死，则或有愿为之者矣；若蒙汉奸之名以死，谁复乐为之乎？且十年以来，一国青年有为之士为政府官吏所杀者，无虑数万人。英暑假回潮州，闻诸乡人，潮州六年来，以革命及革命嫌疑之故为官吏所杀者二百一十余人，此等之家属亲友，皆处心积虑，思乘机以图报复。潮州一隅如是，各省亦皆如是。今者怨毒之气，已弥满全国，若不使其得一泄，而欲以术或以力钳止之，纵或能弥缝一时，而怨毒既深，他日仍必大爆发。故今日皇室之可否保存，只可听之革命之良心，此则俟袁世凯与之交涉可也，非吾党所宜代为之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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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不标榜民主共和，亦不标榜君主立宪，谋凭据一隅，徐以观天下之变，则其事亦甚难。盖今日举事，最贵旗帜鲜明，始足以号召天下士；若态度暧昧，必无应者，或因此而身败名裂，他日有机会至，反难着手矣。故先生今日而出山，英再四思维，实觉成事之不易也。自非不欲自效于国家，实为时势所限，无从自效也。然若暂养晦待时，则数月之后大机会必至矣。盖数月之后，苟新政府尚未成立，则全国糜烂，固渴需建设之人才，即新政府成立，无论居政治之中心者为袁世凯与为黄兴，要之彼辈皆不学无术，欲实施宪政，其缺点必次第暴露。且大乱之后，非用专制手段必不能整齐庶政，而现在人民所以慷慨赴死以事革命者，谓欲求得自由耳。苟新政府成立，仍用专制之手段，必大失人心之所望，窃意数月之后，执政者必厚集天下之怨谤，而为众矢之的，上下冲突之事，或仍发生于斯时也。借舆论之势力，别树鲜明之旗帜，以号召一切，必有事半功倍者。先生之出山，其在斯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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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举一事，顺时势则易为功，逆时势则难为力，时势既至，虽中人犹可成事，况有豪杰耶。昔粤汉铁路风潮之际，许应骙出而反对岑春煊，遂博一世之大名。夫以许之庸劣，何足以比西林？然而当时舆论乃直许而骂岑者，以许能应乎时势也。苏杭甬铁路风潮之际，王文韶出而反对袁世凯，亦博一世之大名。夫以王之顽固，岂足以比项城？然而当时舆论乃扬王而抑袁者，以王之能应乎时势也。盖得乎时，则虽理论不健全，亦易成功；逆乎时，则虽理论甚健全，亦难为力。日本当维新之初，幕府党持开港通商之政策，在野党执攘夷锁国之主义。以世界之大势论之，宜通而不宜塞，则幕府党之政策为是，而在野党之政策为非，然而在野党胜而幕府党败者，则时势为之也。默观目下中国之时势，窃意先生之出山，实非其时，若数月后乎，则时势逼人来，先生虽欲高卧，恐亦为舆论所不许矣。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目前举动，愿先生慎之又慎也。”（宣统三年十月廿四日吴冠英《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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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四日，徐佛苏致先生和汤觉顿书，除言和议就绪、主张先生准备北上外，并述及与麦孺博在南中接洽各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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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沪后，和议大就绪。既由国民会议决定君民问题，则将来民胜自无待论。根本既已决定，其他之重要问题虽多，然南北两面，以后只有协议而无戎机矣。弟前日来沪之意，原系就和议成否两面而定办法。倘和议不成，则吾辈之责任重，而挽救方法亦当极速；倘能成，则只注重联络各党派，建组一大政党而已。其下手自当稍缓，此前日在双涛佥谋之大略也。今既和矣，则联建党基以北方为较要，盖南方汲汲组织临时政府，以统一目前，而善后事宜端绪千万，不暇与吾辈议党。若北方则秩序渐复，舆情又极钦倚项城，将来之大党必以项城为中枢，吾辈亦不能不挟引此公以弥补各种之危机。若最近时间，项城能大立党，则国势可以转危，而后来贤豪乃有恢恢厝布之余地也。故弟在沪无甚活动，虽曾多见党中要人，皆未暇多言建党。至于公孝处，则尤无着手之处。蜕公四次投谒，且间接苦求一见而不可得，木堂数谒，亦不见。クマサ二函达不便不见之理由，公孝乃命乃子造谒，卸以病情。其对于邻邦政客尚如此，则吾辈尚何言。且弟见梦旦，与之谈及时局，伊以待机为言，询及西林如何？则以毫无如何答我（林宗孟亦在座）。弟见其纯持稳健态度，乃即特言他事，故坚公之函，亦未交出。弟屡与蜕计议，皆以沧豫备北上为至妥。昨谕沧已开缺，则项城容纳沧之意见可知，故沧万不能不北往以结之。弟现定于明日晚间上船赴北（中十一月十五日），抵京后与龟山等商妥，三五日之后即具情电达，以定公之行止。公若行，则荷与蜕亦必同往。现在办法，当稍筹款以为动费，香港有回音否耶？办报一事，弟细思之，颇赞成。因以大势言之，公等与项城自当引为政友，虽未必能冶为一炉，然亦无极反之事，则今日办报何碍于他日之进行耶。此弟理由颇多，迟俟面罄。”（宣统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徐佛苏《致任公荷广两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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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六日，张浩、梁炳光、冯翼年、何天柱等致先生书，反对南海主张，请先生积极进行，各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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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智若兄到沪，述及南佛之政见，偏僻迂谬，不切时势，万无附从之理。本初早已赞成共和，南北磋商今复就绪，逊位之事发表在即。吾党不欲登舞台则已，如其欲之，必须早与本初携手，方能达其目的。弟等以为逊字一见明文，兄即宜迅赴北都，以谋进行，万不可瞻顾徘徊，又贻后时失机之恨也。南中首领与兄感情本洽，徒以佛函披露，语言过火，挑动恶感，有一部分人极为衔愤，日恣诽谤，腾电相闻，遐迩喧传，互相指目，若不即行自辨，必于前途有碍，请兄再作大文字一篇，以发表最近之政见，斡旋前文，自完其说，此实为目前之要着，幸速为之，勿更延缓。近杨晢子亦改变宗旨，设立共和促进会，并未有人讥其反覆，《大共和报》力嘉许之。政见本随时势而变迁，不足为病也。如佛决不以为然，出其专制之力来相阻格，则各树一帜，各行其是，万不可再屈以求合。古人云：机者难得而易失，时乎时乎不再来。吾辈已过中年，宁堪再误？伏乞与觉公熟商，断而行之。即同辈中有不赞成者，尽可听之，人各有自由之权，断无牵率他人制其进行之理。无论彼辈有若何之愆言，千乞一笑置之，勿为所惑，切祷切祷。弟等熟商两月，意见相同，用特公函上达，尚希察纳。”（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张洁、梁炳光、冯翼年、何天柱《致孟远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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