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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月间袁氏致先生书，自述想念之殷，并论财政问题，倚重先生情形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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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先生大鉴：屡辱庽书，并汤君觉顿来京接席，凡所指导而激厉之者，皆荦荦大计，而又切于事情，循诵数四，如豁雺雾而见青天，以是知大贤之吐属不同，匪独惓惓私意已也。徒以天不假缘，致相需甚殷，尚难合并，云天怅望，我劳如何。要当相机排解，以纾渴忱，但目前尚未敢造次耳。鄙人以归隐之身，当危难之际，猥不自量，操舟于惊风骇浪之中，千回百折，仅而得此，然此后万端危险，虽欲为国民服务，而春冰虎尾，不知所届，非我君子，孰与告语。财政问题，尤为棘手，安得如俄相槐特者而任之。目前剜肉补疮，汲汲于维持现状，将来久远之计，必合租税，统系银行政策、公债政策冶为一炉，执事于此道研究入微，一时无两，尚乞发挥新箸，俾有方针。政党一层，所策皆至确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巩固新政府四大问题，自当同时并进，惟跬步荆棘，加以识见才庸，勉竭愚诚，有为四百兆人祈天永命而已。敬勖光采，惟为国自爱，不宣。世凯顿首。”（民国元年袁世凯《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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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先生著《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成，该书先由共和建设讨论会印刷两万册行世，后来《庸言报》出版，为广其传计，并再附录于该报第一、二、四各号中。该书出版后，颇受各界欢迎。其宗旨在以客观态度讨论中国今后的整个建设问题，读其叙论，可见先生编著该书的缘起，读其结论，可见先生对这次革命运动成功问题的态度，和今后政治建设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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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月间，先生有请南海宣布退隐之议，此事南海似已同意，惟麦孺博反对最力。此时各方面攻击保皇派甚烈，大概是为缓和各派的攻击，才有此议，可是先生和南海的分途，就从这时候起始了。现在把麦孺博当日致先生和南海的两封信钞录在下面，借见该事情形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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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九日，麦氏致先生书，除论南海退隐问题外，并反对先生往津办报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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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江[4]转示大教，论皆正当，惟所云欲北江宣布退隐不预政界一事，弟谓不可。北江以救国号于天下，人谁不知，今危急存亡之秋，而忽欲有此宣布，岂不尽失天下人之望，且海外党人，期望尤切，苟有此宣布，则不特立时溃散，且将衔我刺骨。盖今日所余而未变者，皆至热诚之人，倘宣布则彼辈无所附声，进退狼狈，必极切齿。况今党势虽衰，然苟有事可为，则他日亦一大基础，岂可令之散溃乎。公云至北后，亦将如是，事同一理，必不可也。公但与北江分道而行，目前不作张皇之举动，则忌者不久自消矣，何可出此下策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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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得北中书，言同人皆主张公至津办《国风》，弟亦期期以为不可。欲办旬报，则仍在东发表政见足矣，何必人在津（人在东与在津何异），然后能发政见耶？若木来，言北中阴象环伏，土[5]慑于过庭[6]叔度[7]，而唐则又利用同记，唐为同所挟，土又不为唐挟制，土且与唐大有意见，今留守一事，直几如两总统，现象如此，大乱即在目前，弟意以为断断不必居津。且天地昼晦，魑魅逢人，绝无益处，何必居此险地乎？又云南北合办一报，邀公主持，此无论必不能成，即成亦两姑之妇，且公之地位，岂有为人喉舌之理，此则不待弟之陈说，公必拒之矣。玉茗返，云公言海外吾党今止余百分之二三。公与人一面，何遂倾吐至此，虽曰披露肝胆，亦何必示人以璞耶？法丞又言，公云《东方日报》即吾党机关，此亦大误。《东方》与同记大有关系，因言论侵及同记即大冲激，与之构父[8]又早已出馆矣。谓为机关，则认贼作子，倘已告海外，则更恐误事。（倘已告，则望火急告彼更正，勿令海外人寄信至彼也。）公于此等事，不可不有斟酌，不可率臆而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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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9]至北已为城北妥办诸事，城北急促其返，大约数日内必回讨论会。顷日日议与各党合并，大约必出于此，然力皆薄弱，尚未足与人抗也。若木尚随唐返北，渠云视察各方面，意气尽矣，满口厌世之言，然大约仍北，属以奉告。”（民国元年五月廿九日麦孺博《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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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麦孺博致南海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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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敬悉，远[10]书亦收。宣布退隐必不可行。数十年来以救国号于天下，人谁不知，今危亡之际，乃曰我不复顾问，众不可户说，人其谓我何，岂不尽失天下之望耶？至海外之人，其至今未渝者，则至热诚之人必抗彼极力，而望我至切者也。今有此宣布，则令彼失所凭依，进退失据，不但溃散无余，且将以望我至切者，反而衔我刺骨。子珊言海外人以长者及远不出，已有愤言，今更若此，必生大波，且海外党势虽弱，犹可为他日之用，令其立散，岂不可惜。远云至北后宣布，亦同此害。长者但与远分道而行，不可为张皇之举动可矣，何可出此下策哉？必不可也！推黎公为名誉长以张势，亦无可奈何之事。然名誉则可，万不可令直接，令有实关系，黎虽不必有野心，而海外人则势必趋彼，倘有一人利用之，（今陆乃翔已令黎照会陆逸君在澳筹款，逸电闻即是此事。）则吾直以全党奉送与人。势虽张而党非我有，（康批：孺真深议！此次推举，深为人作嫁，而党非我有也。）即有款可筹，亦为人作嫁，于我无与矣。亦不可不谨慎斟酌其分寸也。若木来言，现土（自北变后）威望大减，势力亦减，渠极慑南。唐则欲利用南而反为南所挟，土又为唐所挟，土与唐大有意见。南置留守，权极大，俨然两总统，南中又各有势力，各有意见，各有野心，必不肯受制，局势危险至斯而极。借得外债，亦止够兵饷一霎之用，必不足有为。爆发之期，不出二三月外，奈何奈何！政党（弟子出名之说，更不必，此时何必骛此虚名而惹人注目乎，决不可也。）尚是隔靴搔痒之事，非并力从事，于弟子前书所云，恐又大失事机，不可复悔矣。若木随唐北，渠极颓丧，云必无可为，其言如此，其别有心事，则不可知矣。弱[11]至北已为城北妥办各事。城北日促其返，大约数日内必到，到后于北事更了然，当可商措手之地矣。如何，续报。至刻《大同书》，必万万不可，人人皆饮狂泉（狂只女一事耳余无关），更张其焰，则燎原滔天，不可向迩矣。”（民国元年五月二十九日麦孺博《致南海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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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先生著《财政问题商榷书》成，也由共和建设讨论会付印发表。该书题为初编，计有《第一期财政计画意见书》《偿还外债计画意见书》两篇，盖先生计划续撰讨论财政问题的文章尚甚多，其已经发表者，有《吾党对于不换纸币之意见》一篇。是时国内盛行提倡国民捐运动，政府也正在准备大借外债，所以书内对于国民捐强迫公债和不换纸币等问题，都有论及。该书初次就印万五千册，可见为当时社会重视情形的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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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中华帝国宪政会改名为国民党。徐君勉在六月二十五日致该党各埠同志书里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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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吾党昔名为帝国宪政会，今改为国民党，其西文用何名字，已于前次公函敬告一切。兹复得康、梁两会长寄到吾党更定章程，今特呈上，乞布告各同志照行可也。”（民国元年六月二十五日徐君勉《致各埠列位同志义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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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入春以来，先生便有归国的意思，所以于三四月间特遣汤觉顿返国，探询一切。直到五六月间，因感时机尚未成熟，和多数同志的反对，才暂时打销此意。四五月间汤觉顿在给先生的信里，报告他返国后各事情形，并论先生归国问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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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津住两日，所晤诸人多悲观之谈，入都后却稍好。同人对于我公行止，主归者多，惟断不可入政界，入党派，结党亦宜少待，但迁《国风》归，或办一法政大学，以为立足点，渐渐与社会接洽，为一无形之团体，待时机已熟，然后生发他种事业。此事仆亦极以为然。俟见项城后，看情形何如，或电请公归，或仆东归与公偕来，则到彼时乃定。即办此事所急者仍在款，仆于见燕孙、项城时，当竭力谋此。大概公归期可在三礼拜或一月以后。（再与掞商，即三月后亦不迟。）彼时统一政府亦已成立，（师谓公必宜入政府为阁员，此事不独同人多不赞其议，即令无之，恐事实亦作不到，今用人之权全是南北协定，而南方议院权特重，岂有容我辈回翔之地耶？）以闲云野鹤之身归国主持舆论，则浮言亦自可息。然如项城不赞公归，则又是一局面，（故此种妄想真可斩断，天下事有尽非人力所能成者。）此不过预备耳。但项城无不赞公归之理，（欲速不达，不如待水到渠成，何患政柄之不在手耶？狂论不知公以为何如，而师又以为何如也。）故公此时似宜多撰大文字，为《国风》出版之用，恐公初归之一月，必无伏案之暇也。仆今寓掞东处（车厂头条广州会馆），已托掞致书叶誉父约见。盖必见叶，而后梁可得见，见梁而后袁可得而见也。虽费时失事，亦无可如何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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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晢子为唐所排，（唐极主袁南行，晢反其议，故见排。）顷已往青岛觅屋，作退隐之计矣。又闻项城欲请公归，而晢子言此时请某某归，岂非害之耶云云，不悉[12]信否？若晢子果有是说，又不知其为好意耶，抑别它意耶？实难测也。以愚意观之，则公此时无绝对不可归之理由，亦无绝对可归之理由，二者比较，则自以归为稍长。即佛所谓此时不归，他日亦无绝好可归之机也。且公此时归，亦有谣言，不归亦有谣言，归而日日出现于社会，其议论行动与人共见，或反足以息谣言，此一利也。与各党派人相接，可望他日发生事业，此二利也。法政大学非归不办者，与国家前途大有关系，此三利也。故仆到京，略为视察，亦不绝对主张公之留东也。亦惟公自酌之。又闻君劢欲请公在沪主持神州大学，此则仆所极不以为然者，因述晢子言，再书此段，乞鉴察。”（民国元年四月二日汤觉顿《致孟远兄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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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月十八日一书，述与梁士诒谈筹款问题，并论归国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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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在天津寄一长缄，计当在途，今晨归京，顷刚由鸾处回寓，谈两句余钟，多财政之事。梁甚望公速归，且欲仆电请即发，仆因言公负累甚重，私事犹小，种种活动费所需甚多，能再接济否。此次见鸾本无他事，本不欲见之，即许多庄言正论亦全无谓，专为此一事耳。乃彼极言近日困乏之情，云此二十日内虽拨一二千，亦做不到，仆遂问二十日外何如？渠意俟虎到京后商量，惟今各处需款皆急，恐终难筹措云云。则此事已绝望，公固不了，仆亦何以为生，念此令人短气，真命也。至公归否问题，务乞待仆归后细商再决，不可轻发，仆满腔话欲与公言，笔墨又万不能罄，非见面不能倾筐倒箧也。山人行时相约，必待彼归乃发，又欲观南人来是何等样子，故仍淹滞旬日也。知公急欲去此中曲折，急欲见仆，然望公少安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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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启者：凡前纸所言，不敢自信其必为真相，然大概情形，固确已如是，以仆之材薄运舛，所遇必无所成，自无足怪。若公归时则必别开生面，或有意外所得，亦未可知，此公归否问题，所以宜再四研究也。山人颇不主公归，然以此时不归，何时乃可之说折之，亦无妥当之答语。仆与山人同一意见，要之，即不能下断语是已。亦惟公自酌之，待仆归再细商也。”（民国元年四月十八日汤觉顿《致孟远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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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主张先生归国最力者，为代表海外同志之徐君勉，自开春以来徐氏因见先生和南海对于归国组党各事绝无动作，曾屡次致书南海责问催促。在他四月十二日给南海的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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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大人侍者，正月廿七示悉。军队推戴事，恐又成画饼矣。今大局已定，实不宜如此以犯众怒，只有速组政党一事而已。远久迟迟而行，不知何故，自去年八月偌大风潮既不与其事，今复迟疑不决，观上海报所刊告白，政党纷纷而出，我尚寂然，不独令党外人轻视，即党内人，亦以为骊山烽火，无不心灰意冷矣。弟子在此虽有苏张之舌，无能为也。究竟远不知何故，弟子百思不得其解，乞即促其行。港中同志因远不行，无不大愤，各埠亦然，弟子亦不能为之解。当去年十二月和议未成，远如北行，则今日阁席必分一席，今若丧家之狗，无所归宿，言之气结。吾党之弊，全在理想太多，实事全无，不免有文人习气，岂能立于竞争之世耶？来示云内地新旧两派有分立之意，夫子与远分领之。此事弟子极不以为然，令海外同志无所适从，起点既异，必无再合之理，此事乞细思之，勿后悔也。复蒙王电泄，京师哗然，若远早北行，则无是事。夜长梦多，市中有虎，真欲老死远方乎。忧愤迫切，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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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望吾党在内地进行眼将穿矣，而始终无一实事，令弟子何以措词，筹款则函电交驰，而坐以待毙，宜乎外人之目为马扁矣，可痛。（难受难受，然细思吾等一事不办，难怪。案：系南海注语。）”（民国元年四月十二日徐君勉《致南海夫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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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有南海跋注一段，似对先生言者，该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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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书吾愧欲死，只为园林长懒，恐昨日坐中人已有极愤者。关中河内交易，一散难收，甚惜之。且以为骗，尤可痛难受，吾党不急急出党章注册、及回电数事，以至各埠之心必散，亦无可怪异，速发党章并注册以救之。”（民国元年四月十二日徐君勉《致南海夫子书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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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七月八日，徐勤致先生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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