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720117
先生这次受命为参政员的原因和理由，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这时候同人里面已经有很多人关心他的出处，五六月间蹇季常念益致陈叔通敬第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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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院开，首阳诸公均连翩而至，将来所演奇剧亦多，（世界人种之劣至此已极，惜我不死复将目睹之，不亦悲乎。）我如不死，亦不欲久厕都门，观此丑状。公清史馆事定否，银行有无变故，任公定何宗旨？因吃饭故，自谋已无一臧，不敢再与闻他人出处也。”（民国三年蹇季常《致陈叔通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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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通次日便致先生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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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接季常缄，亦以先生之出处为念。敬始终劝辞参政者，尚不在将来之奇剧难于同演，即目前之宪法起草，倘竟举先生为委员长，将何以处之？名士如王壬秋，达官如瞿子玖，本不识羞耻两字，先生亦岂能委蛇其间？敬私心敬爱，不觉言之深切，先生虽亦嘉纳，往往惑于号称明于世故者之言，辄复游移不决，吾辈迁就亦自有分寸，否则不啻入乌而化，非迁就也。币制局当别一问题，昨客在座，未便率陈，缕缕之私，尚希鉴宥。”（民国三年陈叔通《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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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是时有先生同门刘复礼劝先生从速自拔的一封信，可见当日先生至交关心他的出处情形之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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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先生总长足下：前书不省，何事哓哓，窃见半月以来，晦育否塞，滔滔者不知何底，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平时负时望者，亦复丧精夺魄，更复何望。为之解者，曰政治家贵有忍辱负谤之雅量，不沽名钓誉，抨射讥弹，兼容并包，坚守不拔，以孔子、子产为前车，其言甚壮，呜呼，何其颜之厚也。子谓秦无人乎，丈夫以身许国，当坚苦卓绝，不视流俗毁誉为转移者，所处之地位有辨也。孔子处何地位，摄相事也；子产处何地位，子产当国也。手秉国钧，更无第二种物事足以抗挠之而摧挫之，故一往直前，能达其志而暴其能于天下，乃可称耳。今也不然，阁员不过为人之机械，闻人不过为人之奇货，任何事，负何责，望风希旨，旅进旅退，伴食素餐，唯唯否否，偶荷青眼，或令拟一文，草一檄，斯秘书记室之职耳，何足贵，何足贵。能举此以解嘲，能援此以答难乎？如曰凡入官者，皆宜具此雅量，则二十四史中伟人，惟长乐老人足为新政治家不祧之祖，足下亦谓然否？天地生材不数，古今落落可数，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今世人才负此望者，有几何人，足下而为某甲也，仆不欲多言，足下而为某乙也，仆更不屑与言。何者，彼辈去就国是，不能稍生震撼，不足以寒其胆而慑其气，且今日正若辈风云际会，千载良辰，吾安忍夺其饱食而褫其暖衣，任公岂犹有衣食之念耶？读书破万卷，足迹遍全球，捧手受业于名贤之门，交游侪辈非齐、鲁奇节之人，即燕、赵悲歌之士，出处去就之义，固宜素讲，而迷谬濡滞如此，北溟之鹏縻于尺寸之丝，窃为足下痛之。嗟夫，娖娖者既不足与言，■玮奇杰之人，又如醉如痴，如昏如迷，信乎大厦将倾，非人力之所能及也。辱在同门，情激语切，不避烦渎，故又以逆耳之言进，幸裁省览，手请筹安，为国猛省。”（民国三年刘复礼《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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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参政员职内的事绩很少。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有十月六日《申报》记先生十月二日在该院第十五次会议里对政府提出质问案的一段事，录之藉见先生当日对政治外交情形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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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于民国三年十月二日举行第十五次会议（十五号），……梁启超言本席根据约法第三十条立法院之职权第八项，提出关于政治上之疑义，要求大总统答复云云。本院现在既代行立法院之职权，当然可以提出政治上之疑义，要求大总统答复。现在外交上日本、英国在山东种种行为，关系重大，故本席对于此事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拟请议长变更议事日程，先议此事，附议者在五人以上，……旋任公发表意见，言自欧洲战事发生，我国外交上经过情形，大总统曾召集本院同人到府报告一次，当时对于大总统所报告固尚有不甚满意之处，而以中国现在之地位时局，政府措施若此，已觉不易，故同人对于大总统所报告亦认为相对的同意。日来据各方面经过情形，与前大异，觉从前所报告皆无确实之保证，来日方长，距前二十日事情已一变至此，则未来者尚复何堪设想。至政府外交方面，固有种种秘密，不能全分宣布，而本院曾代行立法院，即为代表国民，现在全国人民对于此次事变，既已非常愤激，本院即不能不代表国民将怀疑之点及希望政府进行情形，提出疑义于政府，请求大总统答复。据本席观之，应质问之点甚多，兹择其最要者略说明之。从前外交部最初通告将战争区域划定，外交部通告有三次，最初宣布完全中立，及日、德宣战，不能不宣布局部中立，已而日兵登陆，不得已展长战线，指定龙口、莱州。当时外交部通告各交战国之文书，不能不稍为含混其范围，但究竟有无凭据，想外交部于划定区域之后，决不能无文书或口头之通告于交战国也。现日兵在山东种种溢出范围举动，前日日兵已将潍县车站占据，征之中外文字之记载，如《顺天时报》特电日本在济南侨民因第八联队将占胶济铁路，预备欢迎。又北京《英文日报》所载日使以私人资格告我外交部，表示其将占领胶济铁路。此等虽为新闻之言，而《顺天时报》是何处之机关报，恐尽人皆知。北京《英文报》亦是外人所办，所载料非全属子虚。再据各方面报告，日兵向西行不止，诚问潍县以西无一德兵，日本不向目的地之胶州进行，乃向潍县以西，究系何理？以地理上观之，自莱州、龙口登岸，越平度而至胶州，地势正顺，并无德兵防阻，日兵何不出此？先时外交部之通告，只准日兵在莱州、龙口行动，实不得已之办法，现日兵溢出范围之举动，我外部亦曾见闻否耶？日兵若斯举动，其注意决非只胶州一地，盖将以山东全省为其军队根基地，为第二之东三省也。此等心理，洵属路人共见，政府已通告于先，日本竟有此等行动，亦曾与之交涉否耶？再此次山东方面日本兵队固居多数，然日本与英为同盟国，故日本对于胶州举动，事前必与英商酌而后进行，则日本现在山东种种之行动，英国当然不能不分担责任，因其有连带之关系也。况英国对于欧洲战事所以加入战团者，实系为尊重比利时之中立，且据英国首相在议会演说，该国此次加入战团，并无他意，实系尊重公法，尊重人道，尊重世界文明起见。我辈向来对于英人此种主义，即甚崇拜，此次尤加钦佩。乃不意该国在欧洲则行此主义，在东方则以联军在我山东作种种破坏我中立举动，与其在欧洲行为适相反对，究竟系何道理？我政府办理外交，除对日本抗议外，对于英国一面亦曾一问讯耶？现在日本在山东地方种种不法行为，虽据该省一方面人民所具民呈，惟因日本向来以文明国自命，我辈对其此种情形，固不敢遽信，然现在具呈人民之籍贯姓名及被害地方情形凿凿，我政府究竟已有所闻否耶？此种哀哀之呈诉，政府已曾见之否耶？虽云在战争地面之人民稍受损失，固属小事，但不可不注意者，为此种行动实为不认我为国家，如果以平等国相待，断不出此，而英、日联军，竟有此种举动，是何居心耶？犹忆去岁南京我国因平定内乱用兵之时，有日人闯入战线，被我军误伤，日本遂要求将该管军统免职，并使我素有名誉之军队向彼谢罪，此并非重提旧怨，诚以日果稍有尊重中国国家之心，即不应有如此举动。我政府果知有保护人民之责任，对于此种举动即不能坐视，故必须质问，政府究竟曾知此事与否，曾想有办法与否？又闻日本在山东曾发许多军用票，按各国在交战时代，对于暂时占领之地，又将本国种种强制力施行，用临时货币，今我对日本在山东不过因形势之不得已，暂行假道与彼，究竟彼有何权利将此种纸币强制发行，究竟此种纸币将来有无兑现之时？回想从前日、俄战争时，日本在奉天发行军用票五千余万，后虽换成正金银行兑换券，实则一文不能兑换。日本此种举动，实不费一钱，使我中国物价腾贵，生计恐慌，试问我国民尚有知觉能否承认？政府又能否袖手旁观？本席对于此种种怀疑，且此种怀疑，恐不只本席个人，想国民全体亦当同此怀疑，同此愤激。若谓任人蹂躏，无法抵抗，在他人可作此语，在政府当局诸人绝对不能作此言以卸责任。本席意见一面责问政府，请其将怀疑之点明白答复，一面由本院斟酌建议，催促政府进行。且此次事情与日本交涉，固为重要，而对于英国之举动怀疑尤甚，该国何以对于比利时之中立如彼，对于中国中立如此，政府对于日本实有抗议，对于英国无之，故一面质问政府，一面将本院之主张请政府从速进行，以表示中国国家机关对于此事非常愿负责任，此次但对政府肯负责任，本院代表民意机关无论如何只与政府一致，倘政府办事冷淡，则专靠代表民意机关恐断不能作事。本席意见如此，倘本院同人皆以为然，则如何质问，如何建议之处，当请大家讨论。后经邓镕、黎渊、朱文邵等相继演述赞同之意，由黎议长指定梁启超、陈国祥、熊希龄、王家襄、宝熙五人为起草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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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欧洲大战起，中国宣布中立，日本对德宣战。同月共和编译局印《康梁文集》合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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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次就币制局的事，原想有所展布，不料就职以后，各种计划均成空想，没有一件能够实行出来，所以从七月以后，曾经不断的请辞。现在把他七月给周印昆的一封信抄在下面，可见当时他的币制计划不能施行的情形和他的消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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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书久未复，非关忙冗，实意致阑珊耳。国事不复论，并三数可以语之人，亦散而之四方，其为牢落，何可言耶？仆近顷对于币制事，草一直捷了当之计划书（借款不成之办法），三四日后当上之，若见采择，要求扩充权限，姑以一年之力办之，期稍达初志，若终不见答，则吾去有辞矣。荷广消极如故，时时有洁身之志，大约亦以吾之去留为去留也。”（民国三年七月三日《致乡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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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时候他仍然没有打断他的希望，七八月间他曾致张仲仁一麐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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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仁我兄惠鉴：一昨因整理《庸言报》事赴津，濒行上一书奉告，请将乞谒极峰事缓陈，计已达。原拟在津勾留一日便归，忽因饮食不谨，致抱河鱼之疾，今日仍不能行，不审极峰已传见否？皇恐无已。顷战事日亟，我国所受影响固大，然利用之机亦正多，即如宣告中立后，生金银出口亦在禁例，乘此机（银元涨价亦一好机）吸收生银，以供新币之鼓铸，或能达目的之几分，亦未可定。一切拟面陈者多，贱恙平复后，当即造谒，幸先为极峰一言，至叩。”（民国三年《致仲仁我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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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间，先生曾致汤觉顿一书，可见他当日求去不得的困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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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示敬悉，尊恙乃尔绵惙，真所不解，比复何如耶？请假事果如公所料，不见派代理，且仅许半月，究当改以何法求自脱，公宜为我熟思之。万不获免，拟请改为学术的，更其名曰研究会，公谓如何？亦望与季常一商之。”（民国三年《致荷公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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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有一书，可见他当日的消极态度和生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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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所苦尚未霍然，驰企何极。公体康健，外袭之病，何至沉滞乃尔，岂缘愤世，忧郁积中耶？此则在达人有以自广矣。下走比来日淫于书，所草亦日得数千言，味醰醰乃无极，非久要当与公共之，乞假先以短期，徐图赓续，当必得请，亦自以得请为度也。东邻殆必有所要索，特今尚未发，不审其盘马弯弓，果何所待。此间瞋目扼腕，言战者不乏人（陆、海、财三相）。孔子曰：死不如速朽之愈，此亦可浮一太白，公谓何如？”（民国三年《致荷公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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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政府明令奖恤戊戌六君子，十八日《申报》记其事的缘起和经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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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陈廷杰呈请优恤杨锐、刘光第一案，业经批准，并由内务部分令湖南、福建、山西、广东各省民政长造具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各事实清册，嗣据各该省民政长先后分别造具事实清册，送呈到部，内部复加查核，日昨呈请大总统恳请明令优予奖恤，批于京师建立祠宇，并将事宣付清史馆立传，以彰崇报，已于九月十日经总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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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以后，先生辞意更坚，他当日致张仲仁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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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仁先生我兄执事：月来避嚣西郊，专事著述，久阙趋候，怀想岂任，今日复有呈吁请免职，公当已见。以主峰礼意之殷，本不敢更为哓渎，惟自审菲材，舍文章外，实末由报国，而城市决非读书之地，顷已在西山赁屋数椽，冀得稍理故业。而以有官守之人，休沐无节，谓官方何，且币制局今已成冗职，无可讳言，恋栈素餐，神明内疚，主峰爱人以德，亦当矜而许之，或疑新官等既颁，羞与道尹关督等职为伍，则下走虽极不自立，尚不至以此为轻重，苟有事可办，而又为才力所克堪，则签主佐贰，与部长巡使何择者。今惟然尸高位而无所事事，斯所以踧踖不能自安耳。望公于从容燕侍之余，代陈愚忱，哀求俯准，不胜大幸。若终不见许，则惟有自劾，以申国宪，盖前月申令既严旷职之罚，而下走郊居匝月，未尝一度趋公，台谏不予纠弹，藐躬敢忘检举，非特自处当如是，即为国家法纪计，似亦当如是也。务乞公善为说辞，期于得谓，倘主座以葑菲不遗，使备顾问，或他日有尺寸可用，更效驰驱，皆所愿望，岂敢有辞。再者顷方以所著《欧洲战役史论》第一编缮呈，计明日当能达府。兹编所论全属战前外交各国情势，崖略粗见，若得备一览，或更宠以题词，则荣幸何极，不敢请耳，并以私诸执事。”（民国三年《致仲仁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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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十月十二日致周印昆一书，言不能摆脱之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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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携后似未报兄一书，虽由疏懒，抑神志之萧索，致可哀耳。觉顿引退，季常久病，弟则如古诗所云：‘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力求解脱，至今未得，而环顾世变，至使人无复乐生之思，何可言耶？兄比来，意兴复何似，进退又何似者？有曾君广轼在湘炼矿，均著成效，顷来都相见数次，觉甚可敬，谨介绍奉谒，如有可以助力之处，希常留意。相思如痗，不尽欲言。”（民国三年十月十二日《致印昆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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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十月三十日《申报》记先生是时请辞的经过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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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前在司法总长任内已任币制局总裁之命令下，不数日而辞司法之职，遂专任币制之事。当时中外属望，以此事非任公莫能办，任公亦自以研究有素，任之不辞。不料欧战以来，币制借款之事，暂时既无可谈判之余地，任公所研究之政策，及其设施之次第，又为时势所迫，不能实行，于是此局遂同虚设。任公不欲虚应故事，故数日以来数辞总裁之职，奈经总统再三慰留，不允所请，任则再三恳请，先裁去总裁一缺，次并币制局于财政部之泉币司，以节冗费，闻总统国务卿仍不允所请，大约该局之存在期间，当视任公在职之时期以为准矣。”（《梁任公之近况》民国三年十月三十日《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