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720117
先生这次受命为参政员的原因和理由,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这时候同人里面已经有很多人关心他的出处,五六月间蹇季常念益致陈叔通敬第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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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院开,首阳诸公均连翩而至,将来所演奇剧亦多,(世界人种之劣至此已极,惜我不死复将目睹之,不亦悲乎。)我如不死,亦不欲久厕都门,观此丑状。公清史馆事定否,银行有无变故,任公定何宗旨?因吃饭故,自谋已无一臧,不敢再与闻他人出处也。”(民国三年蹇季常《致陈叔通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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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通次日便致先生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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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接季常缄,亦以先生之出处为念。敬始终劝辞参政者,尚不在将来之奇剧难于同演,即目前之宪法起草,倘竟举先生为委员长,将何以处之?名士如王壬秋,达官如瞿子玖,本不识羞耻两字,先生亦岂能委蛇其间?敬私心敬爱,不觉言之深切,先生虽亦嘉纳,往往惑于号称明于世故者之言,辄复游移不决,吾辈迁就亦自有分寸,否则不啻入乌而化,非迁就也。币制局当别一问题,昨客在座,未便率陈,缕缕之私,尚希鉴宥。”(民国三年陈叔通《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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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是时有先生同门刘复礼劝先生从速自拔的一封信,可见当日先生至交关心他的出处情形之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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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先生总长足下:前书不省,何事哓哓,窃见半月以来,晦育否塞,滔滔者不知何底,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平时负时望者,亦复丧精夺魄,更复何望。为之解者,曰政治家贵有忍辱负谤之雅量,不沽名钓誉,抨射讥弹,兼容并包,坚守不拔,以孔子、子产为前车,其言甚壮,呜呼,何其颜之厚也。子谓秦无人乎,丈夫以身许国,当坚苦卓绝,不视流俗毁誉为转移者,所处之地位有辨也。孔子处何地位,摄相事也;子产处何地位,子产当国也。手秉国钧,更无第二种物事足以抗挠之而摧挫之,故一往直前,能达其志而暴其能于天下,乃可称耳。今也不然,阁员不过为人之机械,闻人不过为人之奇货,任何事,负何责,望风希旨,旅进旅退,伴食素餐,唯唯否否,偶荷青眼,或令拟一文,草一檄,斯秘书记室之职耳,何足贵,何足贵。能举此以解嘲,能援此以答难乎?如曰凡入官者,皆宜具此雅量,则二十四史中伟人,惟长乐老人足为新政治家不祧之祖,足下亦谓然否?天地生材不数,古今落落可数,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今世人才负此望者,有几何人,足下而为某甲也,仆不欲多言,足下而为某乙也,仆更不屑与言。何者,彼辈去就国是,不能稍生震撼,不足以寒其胆而慑其气,且今日正若辈风云际会,千载良辰,吾安忍夺其饱食而褫其暖衣,任公岂犹有衣食之念耶?读书破万卷,足迹遍全球,捧手受业于名贤之门,交游侪辈非齐、鲁奇节之人,即燕、赵悲歌之士,出处去就之义,固宜素讲,而迷谬濡滞如此,北溟之鹏縻于尺寸之丝,窃为足下痛之。嗟夫,娖娖者既不足与言,■玮奇杰之人,又如醉如痴,如昏如迷,信乎大厦将倾,非人力之所能及也。辱在同门,情激语切,不避烦渎,故又以逆耳之言进,幸裁省览,手请筹安,为国猛省。”(民国三年刘复礼《致任公先生书》)
17057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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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参政员职内的事绩很少。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有十月六日《申报》记先生十月二日在该院第十五次会议里对政府提出质问案的一段事,录之藉见先生当日对政治外交情形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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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于民国三年十月二日举行第十五次会议(十五号),……梁启超言本席根据约法第三十条立法院之职权第八项,提出关于政治上之疑义,要求大总统答复云云。本院现在既代行立法院之职权,当然可以提出政治上之疑义,要求大总统答复。现在外交上日本、英国在山东种种行为,关系重大,故本席对于此事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拟请议长变更议事日程,先议此事,附议者在五人以上,……旋任公发表意见,言自欧洲战事发生,我国外交上经过情形,大总统曾召集本院同人到府报告一次,当时对于大总统所报告固尚有不甚满意之处,而以中国现在之地位时局,政府措施若此,已觉不易,故同人对于大总统所报告亦认为相对的同意。日来据各方面经过情形,与前大异,觉从前所报告皆无确实之保证,来日方长,距前二十日事情已一变至此,则未来者尚复何堪设想。至政府外交方面,固有种种秘密,不能全分宣布,而本院曾代行立法院,即为代表国民,现在全国人民对于此次事变,既已非常愤激,本院即不能不代表国民将怀疑之点及希望政府进行情形,提出疑义于政府,请求大总统答复。据本席观之,应质问之点甚多,兹择其最要者略说明之。从前外交部最初通告将战争区域划定,外交部通告有三次,最初宣布完全中立,及日、德宣战,不能不宣布局部中立,已而日兵登陆,不得已展长战线,指定龙口、莱州。当时外交部通告各交战国之文书,不能不稍为含混其范围,但究竟有无凭据,想外交部于划定区域之后,决不能无文书或口头之通告于交战国也。现日兵在山东种种溢出范围举动,前日日兵已将潍县车站占据,征之中外文字之记载,如《顺天时报》特电日本在济南侨民因第八联队将占胶济铁路,预备欢迎。又北京《英文日报》所载日使以私人资格告我外交部,表示其将占领胶济铁路。此等虽为新闻之言,而《顺天时报》是何处之机关报,恐尽人皆知。北京《英文报》亦是外人所办,所载料非全属子虚。再据各方面报告,日兵向西行不止,诚问潍县以西无一德兵,日本不向目的地之胶州进行,乃向潍县以西,究系何理?以地理上观之,自莱州、龙口登岸,越平度而至胶州,地势正顺,并无德兵防阻,日兵何不出此?先时外交部之通告,只准日兵在莱州、龙口行动,实不得已之办法,现日兵溢出范围之举动,我外部亦曾见闻否耶?日兵若斯举动,其注意决非只胶州一地,盖将以山东全省为其军队根基地,为第二之东三省也。此等心理,洵属路人共见,政府已通告于先,日本竟有此等行动,亦曾与之交涉否耶?再此次山东方面日本兵队固居多数,然日本与英为同盟国,故日本对于胶州举动,事前必与英商酌而后进行,则日本现在山东种种之行动,英国当然不能不分担责任,因其有连带之关系也。况英国对于欧洲战事所以加入战团者,实系为尊重比利时之中立,且据英国首相在议会演说,该国此次加入战团,并无他意,实系尊重公法,尊重人道,尊重世界文明起见。我辈向来对于英人此种主义,即甚崇拜,此次尤加钦佩。乃不意该国在欧洲则行此主义,在东方则以联军在我山东作种种破坏我中立举动,与其在欧洲行为适相反对,究竟系何道理?我政府办理外交,除对日本抗议外,对于英国一面亦曾一问讯耶?现在日本在山东地方种种不法行为,虽据该省一方面人民所具民呈,惟因日本向来以文明国自命,我辈对其此种情形,固不敢遽信,然现在具呈人民之籍贯姓名及被害地方情形凿凿,我政府究竟已有所闻否耶?此种哀哀之呈诉,政府已曾见之否耶?虽云在战争地面之人民稍受损失,固属小事,但不可不注意者,为此种行动实为不认我为国家,如果以平等国相待,断不出此,而英、日联军,竟有此种举动,是何居心耶?犹忆去岁南京我国因平定内乱用兵之时,有日人闯入战线,被我军误伤,日本遂要求将该管军统免职,并使我素有名誉之军队向彼谢罪,此并非重提旧怨,诚以日果稍有尊重中国国家之心,即不应有如此举动。我政府果知有保护人民之责任,对于此种举动即不能坐视,故必须质问,政府究竟曾知此事与否,曾想有办法与否?又闻日本在山东曾发许多军用票,按各国在交战时代,对于暂时占领之地,又将本国种种强制力施行,用临时货币,今我对日本在山东不过因形势之不得已,暂行假道与彼,究竟彼有何权利将此种纸币强制发行,究竟此种纸币将来有无兑现之时?回想从前日、俄战争时,日本在奉天发行军用票五千余万,后虽换成正金银行兑换券,实则一文不能兑换。日本此种举动,实不费一钱,使我中国物价腾贵,生计恐慌,试问我国民尚有知觉能否承认?政府又能否袖手旁观?本席对于此种种怀疑,且此种怀疑,恐不只本席个人,想国民全体亦当同此怀疑,同此愤激。若谓任人蹂躏,无法抵抗,在他人可作此语,在政府当局诸人绝对不能作此言以卸责任。本席意见一面责问政府,请其将怀疑之点明白答复,一面由本院斟酌建议,催促政府进行。且此次事情与日本交涉,固为重要,而对于英国之举动怀疑尤甚,该国何以对于比利时之中立如彼,对于中国中立如此,政府对于日本实有抗议,对于英国无之,故一面质问政府,一面将本院之主张请政府从速进行,以表示中国国家机关对于此事非常愿负责任,此次但对政府肯负责任,本院代表民意机关无论如何只与政府一致,倘政府办事冷淡,则专靠代表民意机关恐断不能作事。本席意见如此,倘本院同人皆以为然,则如何质问,如何建议之处,当请大家讨论。后经邓镕、黎渊、朱文邵等相继演述赞同之意,由黎议长指定梁启超、陈国祥、熊希龄、王家襄、宝熙五人为起草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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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欧洲大战起,中国宣布中立,日本对德宣战。同月共和编译局印《康梁文集》合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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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次就币制局的事,原想有所展布,不料就职以后,各种计划均成空想,没有一件能够实行出来,所以从七月以后,曾经不断的请辞。现在把他七月给周印昆的一封信抄在下面,可见当时他的币制计划不能施行的情形和他的消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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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书久未复,非关忙冗,实意致阑珊耳。国事不复论,并三数可以语之人,亦散而之四方,其为牢落,何可言耶?仆近顷对于币制事,草一直捷了当之计划书(借款不成之办法),三四日后当上之,若见采择,要求扩充权限,姑以一年之力办之,期稍达初志,若终不见答,则吾去有辞矣。荷广消极如故,时时有洁身之志,大约亦以吾之去留为去留也。”(民国三年七月三日《致乡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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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时候他仍然没有打断他的希望,七八月间他曾致张仲仁一麐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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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仁我兄惠鉴:一昨因整理《庸言报》事赴津,濒行上一书奉告,请将乞谒极峰事缓陈,计已达。原拟在津勾留一日便归,忽因饮食不谨,致抱河鱼之疾,今日仍不能行,不审极峰已传见否?皇恐无已。顷战事日亟,我国所受影响固大,然利用之机亦正多,即如宣告中立后,生金银出口亦在禁例,乘此机(银元涨价亦一好机)吸收生银,以供新币之鼓铸,或能达目的之几分,亦未可定。一切拟面陈者多,贱恙平复后,当即造谒,幸先为极峰一言,至叩。”(民国三年《致仲仁我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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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间,先生曾致汤觉顿一书,可见他当日求去不得的困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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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示敬悉,尊恙乃尔绵惙,真所不解,比复何如耶?请假事果如公所料,不见派代理,且仅许半月,究当改以何法求自脱,公宜为我熟思之。万不获免,拟请改为学术的,更其名曰研究会,公谓如何?亦望与季常一商之。”(民国三年《致荷公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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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有一书,可见他当日的消极态度和生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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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所苦尚未霍然,驰企何极。公体康健,外袭之病,何至沉滞乃尔,岂缘愤世,忧郁积中耶?此则在达人有以自广矣。下走比来日淫于书,所草亦日得数千言,味醰醰乃无极,非久要当与公共之,乞假先以短期,徐图赓续,当必得请,亦自以得请为度也。东邻殆必有所要索,特今尚未发,不审其盘马弯弓,果何所待。此间瞋目扼腕,言战者不乏人(陆、海、财三相)。孔子曰:死不如速朽之愈,此亦可浮一太白,公谓何如?”(民国三年《致荷公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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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政府明令奖恤戊戌六君子,十八日《申报》记其事的缘起和经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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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陈廷杰呈请优恤杨锐、刘光第一案,业经批准,并由内务部分令湖南、福建、山西、广东各省民政长造具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各事实清册,嗣据各该省民政长先后分别造具事实清册,送呈到部,内部复加查核,日昨呈请大总统恳请明令优予奖恤,批于京师建立祠宇,并将事宣付清史馆立传,以彰崇报,已于九月十日经总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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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以后,先生辞意更坚,他当日致张仲仁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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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仁先生我兄执事:月来避嚣西郊,专事著述,久阙趋候,怀想岂任,今日复有呈吁请免职,公当已见。以主峰礼意之殷,本不敢更为哓渎,惟自审菲材,舍文章外,实末由报国,而城市决非读书之地,顷已在西山赁屋数椽,冀得稍理故业。而以有官守之人,休沐无节,谓官方何,且币制局今已成冗职,无可讳言,恋栈素餐,神明内疚,主峰爱人以德,亦当矜而许之,或疑新官等既颁,羞与道尹关督等职为伍,则下走虽极不自立,尚不至以此为轻重,苟有事可办,而又为才力所克堪,则签主佐贰,与部长巡使何择者。今惟然尸高位而无所事事,斯所以踧踖不能自安耳。望公于从容燕侍之余,代陈愚忱,哀求俯准,不胜大幸。若终不见许,则惟有自劾,以申国宪,盖前月申令既严旷职之罚,而下走郊居匝月,未尝一度趋公,台谏不予纠弹,藐躬敢忘检举,非特自处当如是,即为国家法纪计,似亦当如是也。务乞公善为说辞,期于得谓,倘主座以葑菲不遗,使备顾问,或他日有尺寸可用,更效驰驱,皆所愿望,岂敢有辞。再者顷方以所著《欧洲战役史论》第一编缮呈,计明日当能达府。兹编所论全属战前外交各国情势,崖略粗见,若得备一览,或更宠以题词,则荣幸何极,不敢请耳,并以私诸执事。”(民国三年《致仲仁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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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十月十二日致周印昆一书,言不能摆脱之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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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携后似未报兄一书,虽由疏懒,抑神志之萧索,致可哀耳。觉顿引退,季常久病,弟则如古诗所云:‘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力求解脱,至今未得,而环顾世变,至使人无复乐生之思,何可言耶?兄比来,意兴复何似,进退又何似者?有曾君广轼在湘炼矿,均著成效,顷来都相见数次,觉甚可敬,谨介绍奉谒,如有可以助力之处,希常留意。相思如痗,不尽欲言。”(民国三年十月十二日《致印昆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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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十月三十日《申报》记先生是时请辞的经过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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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前在司法总长任内已任币制局总裁之命令下,不数日而辞司法之职,遂专任币制之事。当时中外属望,以此事非任公莫能办,任公亦自以研究有素,任之不辞。不料欧战以来,币制借款之事,暂时既无可谈判之余地,任公所研究之政策,及其设施之次第,又为时势所迫,不能实行,于是此局遂同虚设。任公不欲虚应故事,故数日以来数辞总裁之职,奈经总统再三慰留,不允所请,任则再三恳请,先裁去总裁一缺,次并币制局于财政部之泉币司,以节冗费,闻总统国务卿仍不允所请,大约该局之存在期间,当视任公在职之时期以为准矣。”(《梁任公之近况》民国三年十月三十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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